中国文化把有无德性作为人同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而西方人大都信奉“人是理性的动物”，把理性作为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区别。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意思是，人同动物的差别就那么一点点儿，普通人不在乎它，而有道德的人却坚守着它。那么这个微小的差别是什么呢？孟子认为，这种差别就是唯有我们人类才有良知良能，而动物则没有。的确，就饮食男女而言，人同动物了无差别；人也得渴了喝水，饿了吃饭。着眼于这些生理机能，就不可能把人同动物真正区分开来。在这方面，人没有丝毫优越于动物的地方。有道是“天地之间人为贵”，可是人究竟凭什么才高贵呢？中国的先哲认为，只有道德才是人之为人的最后的和最高的标志。

既然按照中国文化的自然主义观念，一切都应顺其自然，按照其本性实现自己，那么人也应该自适其性。而人的本性就是道德，因为只有它才能凸显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内在理由。所以，差别虽小，意义却十分重大。它能否在人的所作所为中被体现出来，将直接决定着一个人的人格能否被证立。我们常常斥责那些败德之人“禽兽不如”、“衣冠禽兽”，其实就隐含着中国文化对于“人”的这种理解。

孟子说：人若“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仅仅知道满足衣、食、住的需要，这不过是人的生物学本能罢了；若不懂得培养人的道德伦理，则人同禽兽就相去不远了。所谓“教”，在孟子看来，就是“圣人……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的话当然是就传统社会而言的，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但是他讲的道理却有其超越时代的意义。

人同动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分别在于，动物不需要“做”动物，而人却不然，人需要“做”人，且必须“做”人。因为动物只有唯一的可能性，那就是它所属的那个物种赋予它的生物学本能决定的轨迹。人就不是这样了。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始终都面临着两种可能性：究竟是沉沦还是拯救？人把自己从肉体存在中提升出来，就是拯救。这就像逆水行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它必须逆生物学本能而行。但是，倘若向动物式的存在沉沦则非常容易，它就像顺水推舟，一不留神就堕落了。当人屈从于肉体原则的支配时，就是沉沦，就是堕落。当人们按照道德原则行事时，就是拯救，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大写的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他足以感天地、泣鬼神。如何“做人”的问题，使人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必须时刻慎乎其微。

中国文化把有无德性作为人同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这迥异于西方文化。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人大都信奉“人是理性的动物”，把理性作为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区别。它们体现了东西方人的自我意识类型的分野，即德性与理性。其实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怎样理解自我，就会怎样塑造自己。按照中国人的自我理解，我们历史地生成了一种悠久的伦理本位主义的文化传统，强调道德的优先性。这种文化偏好养成了中华民族温柔敦厚的人格品性。西方人自古希腊开始就强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理性”。这种自我观照深刻地影响并塑造了西方文化传统。尽管西方有其悠久的宗教历史，但是也无法摆脱理性的宰制，中世纪神学试图寻求上帝存在的逻辑证明就是最好的说明。在这个背景下，科学理性主义文化成为西方的主流。科学技术在近代以来的巨大进步，无不是这种文化传统孕育的结果。

由上述分野决定了“西方人走的是知识的道路，东方人走的是道德的道路”（熊伟先生语）。如果说中国人相信“德性就是力量”，那么西方人则更倾向于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从东西方的实际历史看，与近代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相比，中国人更有资格说“德性就是力量”。事实上，一个民族也像一个人一样，不能没有科学理性，也不能没有德性良知。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随着不同民族文化的深度交流和交融，这类仅仅固守于单个方面的偏颇，倒获得了矫正和补充的机会。关键在于，在借鉴和弥补的同时，我们千万要警惕不能把自己原有的优势在不经意间轻易地葬送掉。

（原载《齐鲁晚报》2011年5月31日第B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