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6月，以辛亥革命的“稽勋生”身份在美国留学的任鸿隽发表了《建立学界论》一文。文章提出，中国虽有不少人拥有国外大学学位或前清功名，但无人“能对一特殊问题，就一专门科学，发一论，建一议，令人奉为圭臬”，视作权威，故实无“学界”可言。西方强国则不然，“于其繁赜深远不可测度之社会中，常见有一群人焉，汶然潜伏群众之中，或乃蛰居斗室，与书册图器伍。舍其本业于同侪外，未尝与世相竞逐也”，惟一旦“天下有大故，或疑难非常吊诡之事出”，则就深造所得，“为之辨其理之所由始，究其效之所终极”，启瀹社会，裨益政府，有功世道不浅。

任鸿隽认为，国运与学界相表里，“欲觇人国之强弱者，先观之于学界可知”。凡“学术修明”如英、法、美、德诸国，皆能“杰然特出，雄飞于大地之上”；没有学界的国家，“其行事不豫定，其为猷不远大，唐突呼号，茫昧以求前进，其不陷于坎阱者几希”。因此，欲救中国，必从建立学界始。而学人之所以有用于世，端赖其平日离群索居，“委心专志”；若急于用世，则是“以学术为梯荣致显之具”，一旦达到目的，便“弃若敝屣，绝然不复反顾”，实不足言学。故“建立学界之元素，在少数为学而学、乐以终身之哲人；而不在多数为利而学，以学为市之华士”。

用过去的读书人常常面临的进退出处四字来说，任鸿隽笔下理想的学人显然更偏于“退”和“处”，但这与他本人在辛亥前的作为颇不同。那时他是个狂热的革命党，昂扬激烈，“思想行事，一切为革命二字所支配”：买军火，学剑术，就连选读应用化学专业都是因为要搞暗杀、造炸弹。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来，只读到本科二年级的任鸿隽马上“抛弃了学校，抛弃了几年来积存下来的书物，手中提了一个小小的衣箱，离开新桥车站，回向革命战争正在澎湃进行中的祖国来”。

那时的任鸿隽一定以为革命收功日，即是中国再造时。但这种乐观情绪并未持续很久。回国后，任鸿隽来到武昌，第一次看到了革命军的真容：“大殿上横七竖八躺着的军士不用说了，守卫军府每一道门的士兵，则穿着圆领窄袖的长袍，头上戴的是四脚幞头，前面还扎一个英雄结子，手里执着有柄的长刀或马刀之类，使我疑惑这些人是不是刚从戏台上下来的”，而不由疑惑：“以如是军人其果能成革命大业耶？”自然，用政权易帜衡量，辛亥革命毕竟是成功了，但革命后的政权未必像想象的那么美好。1912年夏，任鸿隽曾短暂出任唐绍仪内阁秘书，目睹这群深负众望的名流在开会时“除了闲谈一阵无关重要的话外，竟难得看见有关国计民生的议案”，深感失望。

知道了任鸿隽的这段经历，再来看文章结尾一段，真可谓句句着实：“改革以还，吾国士夫，竞言建设矣。顾其目光所及，唯在政治，于学界前途未尝措意。岂唯未尝措意而已，方且毁弃黉舍，放锢哲人，刬绝之不遗余力。卒之政治上之建设，亦攘攘终年，靡有定止。则吾国人学识之不足，亦大可见矣。侈言建设而忘学界，是犹却行而求前焉。余窃有惑焉，作《建立学界论》。”其实，任鸿隽终生也未曾完全忘却政治，至少政论写了不少。但革命后的反省也使他清楚地知道，理想的政治是以健全的学识为根基的。不从这个看起来最迂阔但实际上也最根本的地方入手，做长期不懈的建设工作，而欲图通过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方式改变社会，则政治不但无用，且很有可能被误用，而产生始料未及的后果。

行文至此，想到今年正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不妨再讲一个故事：戊戌变法开始后，王照曾对康有为说：“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康有为则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1930年，王照对胡适谈起此事，说：“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