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昂纪》的整一性核心问题 （上）

                  杜萌若

摘要:阿喀琉斯的愤怒是《伊利昂纪》情节整一性的核心，这似乎已成关于这部荷马史诗主题的一种常识性认识。事实上，《伊利昂纪》真正的主人公是伊利昂，在这部史诗浓墨重彩描绘的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无尽苦难中，伊利昂必然陷落的命运无疑是最深重、最令人悲慨的。伊利昂的灵魂和象征是它的英雄赫克托尔，赫克托尔是《伊利昂纪》中出场次数最多的人物，是伊利昂战场上无可争议的核心人物，他的悲剧结局已经决定性地宣告了伊利昂必将陷落的命运。阿喀琉斯的愤怒只是《伊利昂纪》结构组织的引子，整部史诗的悲剧高潮和情节整一性的核心聚焦于赫克托尔之死。

关键词:  伊利昂纪 整一性  阿喀琉斯   赫克托尔 

一

在亚里士多德的文学理论体系中整一性概念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诗学》第八章:

荷马环绕着一个像我们所说的这种有整一性的行动构成他的《奥德修斯纪》，他并且这样构成他的《伊利昂纪》。在诗里，正如在别的模仿艺术里一样，一件作品只模仿一个对象，情节既然是行动的模仿，它所模仿的就是限于一个完整的行动，里面的事件要有紧密的组织，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如果某一部分可有可无，并不引起显著的差异，那就不是整体中的有机部分。【1】(P28)

对于构成《奥德修斯纪》的整一性行动，亚里士多德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说明:

   《奥德修纪》的情节并不长，有一个人在外多年，有一位神老盯著他，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家里情形落到了这个地步:一些求婚者耗费他的家财，并且谋害他的儿子;他遭遇风暴，脱险还乡，认出了一些人，亲自进攻，他的性命保全了，他的仇人尽都死在他手中。这些是核心.其余是穿插。(《诗学》第+七章)【１】(P59)

但是有关《伊利昂纪》整一性行动的情况，亚里士多德却是语焉不详。黑格尔在《美学》中沿用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整一性概念阐发了《伊利昂纪》的主题:

   《伊利昂纪》所歌唱的主题是阿喀琉斯的狂怒，就是这个主题提供了全诗的整一性的中心点。如果我们牢牢地掌握住阿喀琉斯的形象，把阿伽门农所引起的他的狂怒当全诗的贯串线索，我们就找不出荷马可用的还有更好的起点和终点了……阿喀琉斯拒绝参战而在海滩战船边袖手旁观，这件事就是他的狂怒的后果之一，因为他的袖手旁观不久就导致特洛亚对希腊的优势，这又导致他的战友帕特罗克洛斯的战死，这件事又引起他的哀悼和发誓报仇，接着就是他战胜和打死了特洛亚的主将赫克托尔。这些都是一环套一环的。【2】(P163-164)

黑格尔的这一以《伊利昂纪》为开端的阿喀琉斯的愤怒为全诗主题的论断在近现代西方学术界影响深远，德国学者凯塞尔(W. Kayser)的类似意见看起来已不免给人以老生常谈之感:

   领导全诗结构进展的是一个事件、一个在特定意义之下形成的事件，这个领导结构进展的事件就是阿喀琉斯的愤怒。从它的动机开始一直到荣誉的恢复，一直到为帕特罗克洛斯报仇的完成，他的死亡的确是愤怒的后果。这个事件使作者能够生动地描写人物，并且依命施延和横贯的动机展开了广阔的世界，因为这是适合于史诗的，通过这个事件这部作品获得了开头、中段、结尾、获得了完整性和完成性。【3】(P470)

中国学者罗念生为《诗学》第八章“他并且这样构成了他的《伊利昂纪》”这句话所加的注释很自然地采纳了这种西方学术界的流行观点:“意即环绕着阿喀琉斯的忿怒而构成他的《伊利昂纪》。"【1】(P28)阿喀琉斯的愤怒是《伊利昂纪》情节整一性的核心—这似乎已经成为关于《伊利昂纪》主题的一种常识性认识。

   既然阿喀琉斯是《伊利昂纪》的主人公，那么《伊利昂纪)为什么不像《奥德修斯纪》那样，称作《阿喀琉斯纪》呢?伊利昂的故事与阿喀琉斯的故事究竟构成怎样的关系呢?《伊利昂纪》的第一关键词是伊利昂还是阿喀琉斯呢?

二

   1795年，德国学者沃尔夫(F.A.Wolf发表《荷马绪论》一书，对于希腊盲诗人荷马独立创作《伊利昂纪》、《奥德修斯纪》两大史诗的传统说法提出了质疑。沃尔夫认为，现在流传下来的两大荷马史诗是漫长历史积淀的产物，它们最原始的形式是一些分散的短歌，其中有若干首很可能出于一个名叫荷马的诗人之手，以后的行吟诗人凭借记忆把这些短歌一代代地口头传述下来，在这一过程中也进行了许多更改，最后于雅典僭主庇斯特拉图斯(公元前605-527年)执政的时代，宫廷文人以文字形式将这些短歌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编订，也就是说，“荷马史诗的艺术结构是由后世的整理者加工定型的”。【4】(P131)     

沃尔夫的史诗理论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思想文化界都引起了巨大的展动，德国文学批评家F.施莱格尔((F.Schlegel)"竭力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史诗和悲剧相似说，运用沃尔夫那套荷马诗篇逐步构成的说法提出一种史诗理论，认为史诗的各个部分不论巨细，都像整体一样有其自身的生命和内在统一性……史诗几乎是元子性的”【5】(P21) 。德国哲学家谢林(F.W.J.Schelling)也主张“史诗中的行动是偶然事件，可以无头无尾”【5】(P97)。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沃尔夫理论的反对者则认为这种说法事实上已经背离了亚里士多德诗学千古不易的有机整体说。歌德对于沃尔夫理论的态度有些摇摆不定，“起初赞成这个观念，而后来也回到传统的阵营去"【6】(P112)。

在西方古典学的专业领域内，支持和反对沃尔夫理论的古典学者更是长期分化成“分解派”( Analysts)和“统一派”( Unitarians)两大对立派别。在这场涉及古典希腊学历史、地理、语言、考古等诸多学科领域的“荷马问题”大讨论中，“统一派”的《伊利昂纪》与《奥德修斯纪》同出一人之手的基本观点明显缺乏过硬的证据，“分解派”曾一度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具体到文学批评领域，“分解派”学者们所要做的，就是否定荷马史诗的结构构成存在有机整体性。

德国的希腊学泰斗、“分解派”宗师维拉英维茨(U.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对《伊利昂纪》的结构组织形式大加贬抑，称之为“一堆可怜的大杂烩”【7】((P75-76)。瑞士学者施塔格尔(E.Staiger)在名著《诗学的基本概念》中详尽地陈述了“分解派”的持论根据:

沃尔夫的评断的结果使歌德深感不安，因为在歌德看来，一部诗作只能是一个有机的构成体……在其中任何部分同时是目的和手段，亦即同时是独立的和有功能的、自身充满价值的，同时又跟整体有关联的。歌德的《赫尔受和窦绿苔》无疑是这样一个有机体，但是，《奥德修斯纪》和《伊利昂纪》却不是。从一个有机体上切制下一大块而不危及整体的生命，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伊利昂纪》可以缩短到三分之一，而不知道被删除去的内容的人也不会感到缺了什么。这种情况之所以有可能，仅仅由于部分的独立性大体上仍旧保持着。其原因怎么解释都可以，或说这是由于作品系自古流行下来的曲段堆垛而起的缘故，或说这是由于行吟诗人每天吟咏长短适中的一段的缘故……甚至在《伊利带纪》的一些“最现代的”吟咏里，仍旧保留着一大堆诗行、场面、事迹和过程，从整体着眼，它们是没有必要的，在严格的结构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些失误【8】(P98-99)。

美国学者诺托普洛斯（A. Notopoulos)进一步指出，要想正确理解荷马史诗的结构特点，必须建立起一种非亚里士多德式诗学(a non-Aristotelian poetics)，他承认《伊利昂纪》和《奥德修斯纪》的结构存在整一性，但是在他看来，这种整一性是机械罗列而非有机性的(a paratactic and inorganic flexible unity)。【9】(Pl)

 作为“统一派”的代表人物，英国学者格里芬(J.Griffin)以强硬的措词回击了“分离派”的挑战:

《伊利昂纪》以阿喀琉斯在整个特洛依战争中的愤怒为主轴，巧妙地将许多故事安插进去，在诗结束时，听众接受了特洛依陷落的事实。全诗构思的来源及规模是如此大胆、有个性，我们不得不相信，它是出自一人之手，浪漫时期的学者曾为《伊利昂纪》是集体创作的民间诗歌。但这种说法已经被淘汰了”【10】(P15)。事实上，格里芬并没有拿出什么确实有效的证据来驳倒对方，他的论证过于主观武断，也比较空洞。

相比之下，黑格尔那充满辩证色彩的阐发就显得圆融通达、富有弹性:

史诗作品尽管有广泛的派生枝节，仍应镕铸成为具体的整一体……完全发展出来的史诗世界是由多种多样的对象(事物)来形成的……其中每种因素就形成一种本身独立的内在的或外在的形状，史诗的作者在描写和叙述中应该在这种形状上多花工夫，而且应该展现它们的客观外在性格……就凭这一点，史诗就远比其它种类的诗都更有节外生枝的权利，甚至可以使每一枝节都显得是自由独立的……由于要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形状，史诗各部分的街接是比较松散的，因为在客观事物之间起中介或结合作用的是内在本质的联系，而单从外表来看，个别特殊方面却各有独立的存在，由于史诗各部分之间缺乏这种谨严的统一和明显的联系，而且由于史诗起源于原始时代，它的形式也是原始的。史诗比起抒情诗和戏剧体诗一方面较容易有后来的增删，另一方面可以吸收过去一些独立的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艺术形式的传说故事作为它的组成部分，形成一种新的兼容并包的整体【2】 (P150-155)。

可以说，黑格尔关于史诗的有机整体与派生枝节之间关系的辩证认识预示了日后西方荷马研究界“分离派”与“统一派”会通融合的总体趋势。

英国学者杰伯(R.J.Jebb)一方面从总体上肯定“每部荷马史诗都构成了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另一方面则指出两部史诗的某些局部“看起来扰乱了全局的组织，缺乏匠心”[15]，这种“折衷化”的观点代表了19世纪中叶以来多数西方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普遍认识，正如发表于1968年的一篇20世纪荷马研究综述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伊利昂纪》可以被分解成一些独立短歌的集合，是一个‘编集者’将这些独立短歌依次罗列到一起的—在我们的记忆中，除了一个可能的例外，已经没有什么严谨的‘分离派’学者还坚持这样的观点了……很长时间以来，‘分离派’和‘统一派’已经达成了共识:每部荷马史诗现有的形式中都含有一个精心设计的整体构想和一个基本的结构统一体【11】(P3-4)。

1832年，德国学者赫尔曼(G.Hermann)对沃尔夫理论提出了修订意见，认为荷马创作了两部史诗的核心情节，后世诗人添枝加叶、不断扩充，这才形成了现在的状貌【12】(P134)。1846年，英国学者格罗特(G.Grote )承袭并发展了赫尔曼的观点，在《希腊史》第二卷中全面地阐述了“核心理论”(the kernel theory)的要旨。格罗特把研究的重心落到《伊利昂纪》之上:“如果《伊利昂纪》失传了，只有《奥德修斯纪》保存下来，那么，我认为关于荷马史诗结构整一性问题的争端根本就不可能兴起。"【13】 (P165)他还宣称，即便是沃尔夫理论的支持者也必须承认《伊利昂纪》的结构的确具有整一性，事实上存在过一部以阿喀琉斯的愤怒为主题的原始诗作，现在传世的《伊利昂纪》的第1卷、第8卷、第11卷至22卷就是这部原始诗作的骨干，其余的卷帙是后来的诗人添加上去的，融入了较多其他方面的题材，这样就使得作品结构的整一性变得不很完美。格罗特的论断赢得了多数西方古典学者的赞同，成为迄今为止最为流行、最具影响力的《伊利昂纪》结构形式成因理论。

从实质上看，格罗特与黑格尔的观点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在把阿喀琉斯的愤怒作为《伊利昂纪》情节整一性核心这一点上并无二致，而西方古典学者在这个大前提下对《伊利昂纪》结构认识上的分歧也只不过是看问题的着眼点各有侧重而已。阿喀琉斯的愤怒是《伊利昂纪》情节整一性的核心—西方古典学界历时二百余年的“荷马问题”大讨论验证了这样一个看似确凿无疑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