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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萌若:二王书派流别论

(2009-11-02 15:22:18)
标签:

二王

书法

流派

文化

杂谈

分类: 书法汉字及中国文化

               二王书派流别论

                      杜萌若

 

    由于王羲之的存在,就象同样处于伟大父亲影子之下的小欧(欧阳通)、小米(米友仁)一样,王献之被视为永远的“小王”——永远的王子。

    由于王献之的存在,就象《哈姆雷特》中的老王一样,王羲之成了一个伟大的影子——一个带着王冠的傀儡。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唐太宗说,要有《兰亭序》,于是就有了《兰亭序》。

    有了《兰亭序》,于是,王羲之就隐没了。

    王羲之是书法史古典时代无与伦比的集大成者,他是书法的上帝,他过于伟大了,伟大得使人难以接近,于是,他不得不成为孤独的上帝。王献之是书法的天使,人们通过他与上帝沟通,他以自己的话语掩盖了上帝的声音,于是,他缔造了书法史上的王献之帝国。

    从王献之开始,书法史才真正进入了“现代史”。

    二王书法的巨大分野远非人们所习称的“内擫”、“外拓”之别可以概括的。采用两个比较现代的术语,我们也许可以把意思表述得更清楚一些:王羲之的书法是立体构成的,王献之的书法是平面构成的。

    “鳞勒”是王羲之笔法的要旨。“上帝之手”把笔锋凌空“切”人纸面,笔锋在“杀”纸,纸顽强地抗拒着,《远宦贴》最完美地展现出了这种笔与纸相刃相磨的紧张状态。笔锋在立体的翻转和搭扣运动中不停顿地切换,仿佛飞龙在天,鳞甲层层叠叠地交互翕张,这是王羲之所独有的神奇技巧。

    天使的手是温柔的,王献之不具备父亲的神力,也似乎厌倦了笔与纸的搏斗,他在笔与纸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亲密接触的关系。我们看《廿九日帖》,笔锋是非常和缓地“滑”入纸面的,然后很均匀地铺展开来,仿佛鸿渐于陆,披拂双翼,悠扬地滑翔。在王徽之的《新月帖》中,我们发现了与《廿九日帖》极为相似的笔法,只是前者的手感要粗糙得多,这使我们只能谨慎地判断王献之在笔法上的独创性。可以这样说,王献之是使日后书法最流行、最便捷的顺锋卧毫用笔模式迅速成熟、定型的最关键角色。

    王羲之书法在章法上最显著的特点是片段性,他的感觉是古典的章草式的,在一个片段完成后,他的收笔一般有比较明显的停顿意味,然后下一个片段再独立开始,往往并不顾及与上一片段的连贯性,这样,就形成了清晰的段落组,在节奏上产生出时断时续的跳跃感。《初月帖》是随着大体以两字衔接为单位的相对规则的韵律而流溢的。《频有哀祸帖》首行除“悲摧”二字组合成一个片段以外,其余各字字字疏离,节奏艰涩,第二行节奏突然加快,出现了“不能自”与“奈何奈”两个多字衔接组合,但夹在二者之间的“胜”字却完全阻断了它们的联系,末行上半部的“何省慰”片段更为流畅,而下半部的“增感”二字则又疏离开来,全篇的节奏好象美人鱼的舞步,断续无踪。

    王献之在章法和节奏上将用笔的均匀原则一以贯之,他的感觉是一脉直下式的,所谓“一笔书”,其实并不一定要字字牵连,而是通篇字势贯通,略无滞碍。在《鸭头丸贴》中,我们感受不到独立局部的存在,一条内在的线在游走。即便在小楷《洛神赋十三行》中,我们也能很鲜明地体察出那种在正书领域内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流动感。   

   黄山谷把《瘗鹤铭》推断为王羲之所作,这说明他对二王笔性的理解还不十分精确,王献之式的柔和和松弛意味在《瘗鹤铭》中达到了优美的极致,可惜这样的旷世神品在王献之所主宰的南朝书坛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小王对大王书法删繁就简的改造是空前成功的,然而技巧上由立体到平面的简化也隐伏着懒惰和疲软的症象。

    南朝的王献之书系大体上包含着两种类型的书风,一类是以王僧虔《太子舍人帖》为代表的工稳型,另一类是以王慈《尊体安和帖》、《柏酒帖》、王志《雨气帖》为代表的恣肆型。前者比较典型地表现出了笔锋平面匀速运动过分定型化所带来的拖沓滞重之病,后者似乎做了一些试图把笔锋提起来、把节奏变起来的努力,只是元气已尽,衰飒的线条、混乱的步调——似乎一切都显示出即将崩溃的迹象。

    这时,《兰亭序》出现了。抛开神采韵致因素不谈,《兰亭》真本的形貌面目完全可以从传世的初唐临摹诸本中大致推想出来,它应产生于南朝末年至隋唐之交这段时期。我们把《兰亭》的书者看作是六朝王献之书系的最后一位大师,是他拯救了垂死的南朝书坛,他的手感异常细腻,著名的“神龙本”过分夸张了这种细腻的感觉,不免有些佻巧,而传为虞世南所临的“张金界奴本”其实最为传神地传达出了《兰亭》轻盈而富有弹性的笔致。《兰亭》把王献之书风改造得更加姿媚、更加精工,不过也添了些小家子气,不管怎么说,王僧虔、王慈、王志们的粘滞与浮华毕竟得到了净化,空气重新变得清新了。

    《兰亭》在六朝王献之书系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它与王羲之的距离却进一步拉大了,王慈、王志们由于“家族相似性”而残存的少量大王造型已基本上蜕化殆尽,哪怕与唐摹大王法帖中摹榻技术相当拙劣的《上虞帖》比较,也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何者是立体的大王派、何者是平面的小王派,从纯粹技术方面讲,《兰亭》的宗法传承实在极为分明,真正令人不解的是,以偏激地扬父抑子著称的唐太宗为什么要制造这个《兰亭》神话呢?

    初唐王献之书系最杰出的大师当推虞世南,《夫子庙堂碑》抽刀断水般的虚和圆融之气与《洛神赋十三行》神理上的契合是显而易见的,而陆柬之的《文赋》则最简明地透露出王献之笔法系统的特质:熨帖与平顺。在以后赵孟頫的作品中,这种笔法特质得到进一步的定型,这是王献之帝国的绝唱。

    欧阳询和李邕是王羲之罕有的传人,欧阳询的《梦奠帖》略显刻板地体现了大王立体用笔、片段造型局部独立的构成原则,李邕的《麓山寺碑》是书法史上最能再现大王书法雄强清刚气骨的杰作,然而,他们毕竟还是唐人,他们追踪上帝之声的脚步显得那么吃力、那么僵硬。

  天使的身后有《瘗鹤铭》,高山流水,人生得一知已足矣!

  上帝的身后是自己巨大的脚印,广陵散于今绝矣!

  上帝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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