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印度鼓王:我的第一个乐器是锅
(2009-10-19 15: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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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文化 |
分类: 电影音乐摄影戏曲 |
5月5日,作为“放歌世博2009上海世界音乐周”的压轴戏,塔布拉鼓大师扎克尔·侯赛因给音乐周划上了句号。
在表演即将结束时,现场观众跟着他的鼓点有节奏地击掌。当扎克尔·侯赛因和弹西塔琴的尼拉德里·昆马,从方形舞台下来时,一些印度观众站起身来,以掌声和欢呼声送他离场。
出生于印度孟买的扎克尔·侯赛因,除了被认为是20世纪伟大的塔布拉鼓手,他还为宝莱坞的多部电影作曲和出演角色。
他的第一张合作专辑《行星鼓乐》(Planet
Drum)是1992年格莱美奖“世界音乐类别”中第一张获奖的作品。2008年,侯赛因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打击乐演奏家合作了《全球化的鼓》(Global
Drum Project),这个专辑获得了2009年格莱美奖最佳当代世界音乐专辑。
1999年,他曾从希拉里·克林顿的手里领取了当年的“民族基金”,这一奖项专门颁给传统艺术领域里最负声望者。
扎克尔·侯赛因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是好莱坞的一个电影制片人,参与过《艺伎回忆录》等电影。她从来没让扎克尔·侯赛因为她的电影配乐。他的小女儿是一个芭蕾舞老师。
西塔琴是最具代表性的印度古典乐器,它的主弦通常有7
条,下层11条是持续共鸣弦,弹奏的方式是以手指发弦。有一天,扎克尔·侯赛因在街上看见一个“美女”,他摔了一跤,爬起来的时候看到那个长头发的年轻人是尼拉德里·昆马,一位优秀的西塔琴演奏者,后来成了他的合作伙伴。
在印度,神就是音乐家
1952年,扎克尔·侯赛因出生于孟买,他的父亲阿拉·拉哈·可汗是塔布拉鼓大师。在印度音乐中,西塔琴、弹不拉琴和塔布拉鼓是最重要的三种乐器。塔布拉鼓由两个单面鼓组成,一个上小下大,发音高;一个上大下小,发音低,表演者用指和掌在塔布拉鼓上,敲出复杂的节奏。
我在孟买郊区玛海姆长大,在一所天主教的教会学校读书,在那里学了英语。我的音乐老师就是我的父亲,就像中国的子承父业。
我父亲小时候也经过刻苦的联系,他的老师让他不断练习,一个敲打动作重复一两小时。在寒冷的冬天,他曾经练到手指出血。我父亲觉得这样难以理解。直到他演奏出那个“na”音的时候,他开始陷入冥思,寒意开始散去,他脑子里就只有那一个敲打的音。忽然间他明白了他的老师想要对他表达的,他手中的不仅仅是个乐器,而是个可以创造音乐的乐器。如果能从乐器中领悟到这些,你就能理解真正的音乐是什么了。
在印度,传统音乐家是被敬仰的一个职业,他们被特别优待。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叫克里希纳,是吹笛子的,还有打鼓的神,有演奏音乐的男的神、女的神,他们都是音乐家,所以印度人认为音乐家同神明是有关系的。
我的第一个乐器是妈妈做饭的锅,我会用那个练习。我开始学习塔布拉鼓是在3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登台演出是7岁的时候。
我从4岁就开始去听父亲的音乐会,我坐在侧幕他的斜后方看他,手里捧着另一个塔布拉鼓,如果他要,我就给他。台上别的演奏者演了可能一个小时了,我都坐在那里无动于衷,而当我爸爸开始演奏的时候,突然我的嘴就咧开了。就好像有人在挠我痒痒一样。
在印度有音乐季,从12月到2月,音乐会比较集中,这个时期会有上百场的音乐会。
父亲会带我去很多音乐会,有时去孟买以外的地方演出。当他和别的音乐家一起去酒吧的时候,也会带上我,我喝可乐,他们喝酒。等到所有音乐家喝到三四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谈论音乐、艺术,我听着学到很多东西。在喝酒喝到一半的时候,他会跟我说,好,就是这样的节奏、拍子。所有人就会摸我头,有些人会给我钱,也是个挣钱的好机会。我在这样一个非常具有印度传统文化的环境中学到的不光是演奏这门音乐,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演奏这种音乐的所有音乐家怎样生活,怎么交流,对于好的音乐他们怎么反应,不好的音乐怎么反应。在传统中成长非常重要。
对我来说,最珍贵的经历是与我父亲同台演出,还有另外几位音乐家和我们一起同台,我欣赏、跟随并效仿他们。另一次我和西塔琴大师拉维·香卡在孟买演出的时候,坐在观众席上的父亲忽然跳起来,笑着说他很喜欢这场演出,他的笑容和他的表情仿佛在说:“好!我的儿子终于做了点什么。”
塔布拉鼓是我的朋友,我的双生兄弟,还是我的保护天使。它和我一起笑,和我一起冒险,并且可以保护免遭负面能量的侵袭。
高中时,一半的时间我在举办音乐会或者录制唱片,剩下的时间学习。我有个非常好的老师,他是我父亲的乐迷。他会说,你走吧,你在外地有演出,我给你布置好作业,你边演出边做,然后把作业带回来。
老师允许我去很多天,他还会出我的丑,在班上朗读我的音乐会的评论,让我非常尴尬。后来,我很艰难地从高中毕了业,本来我以为我毕不了业了,但成绩出来后,我松了口气。之后我进了大学,但只读了8个月,我就去了美国。
在美国,才知道印度文化多特别
扎克尔·侯赛因到美国以后,在西雅图的音乐学院旁听学习,他听完了所有的课程,“了解了非洲、印尼、韩国的音乐,还学习了一点点中国音乐”。在美国的经历让他发现了印度的价值,他没有成为摇滚乐歌手,而是心甘情愿地继承父业,把塔布拉鼓带到全世界。
去美国完全是一个意外。那年我18岁,我刚到德国,接到拉维·香卡打来的电话,他那时在纽约、芝加哥、西雅图和波特兰开音乐会。原定的塔布拉鼓手是我的父亲,因为他生病了,香卡希望我能够坐上飞机到纽约,音乐会两天之后举行。因为这次与拉维·香卡在美国各地的演出,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西雅图的一所大学教音乐,这样我留在了美国。
刚到纽约的时候,我震惊于那个城市,那么大。
上世纪1965至1967年,美国掀起了一阵印度音乐热潮。3年后,这股热潮结束了。我开始教书的时候,竟然只有三四个学生,他们都是音乐家,有的是鼓手,有些是马林巴琴演奏者,他们懂音乐,当他们开始学的时候,他们关注的点就很准,很专业。
印度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听印度的音乐,他们来上课的时候,他们能听懂这些音乐。在1992年以前的那些年,我大部分的学生是美国人。1992年以后,印度裔美国人越来越多,他们在大公司、医院、大学、硅谷工作,他们有了财富,彻底融入美国社会,充满了自信,并想恢复与印度传统文化的联系。
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成为一个摇滚音乐家,我曾经参加过摇滚俱乐部、摇滚乐队。但是当我和一些伟大的音乐家对话的时候,他们的洞察力让我有了思考,让我从他们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国家,这是一个不同的角度。
我是个优秀的印度鼓手,如果我去努力成为一个西方鼓手的话,是没有好处的。我只是美国五千个鼓手中的一个,我根本不会有任何独特之处。所以我必须用我的本领,用印度的方式来演奏我的乐器,同时也能够融入到他们的作品中去。重要的是你要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你必须记住,到最后你必须给这个舞台带来些什么。
举个例子,我曾经问过乔治·哈里森为什么不在舞台上表演西塔琴(cita),他回答说:“因为我演奏得不如印度的音乐家,如果冒昧地在音乐会里演奏的话,我觉得对这种音乐是一种侮辱。但是我是一个很好的吉他手,对它我可以应付自如。”
1972、1974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做过教授。在美国,我才知道自己国家的文化是多么特别,而我在浪费这样的文化。我并不需要成为我身边的那些人,我只需要做我自己。
有一位美国音乐家跟我说:“无论你在做什么,必须要经常回印度去表演。如果那里的人们喜欢你,无论到哪里你都会受欢迎。”事实正是如此,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发现,我在印度越有名,在国际上就越是受欢迎。我觉得我成功的原因在于:我不想成为“他们”,我只是想通过自己的方式让事情获得成功。
上周我在纽约的卡耐基音乐厅举行了4场音乐会,场场爆满,下个月我们要在伦敦演出,票已经售完了。他们对印度音乐的兴趣非常强烈,在这个电脑时代,了解别国的音乐和文化变得非常简单了。
我现在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做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音乐。所有的音乐家都感到现在的世界越来越小,每个人都可以知道其他人在做的音乐,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应该是每个人都能欣赏和演奏的音乐。
与不同的传统产生互动,最重要的是具备开放的脑子、心灵和耳朵。当我和国际艺术家合作的时候,我不会把我的古典传统强加于他们。我仅仅只是把塔布拉鼓作为一件乐队中的打击乐器。塔布拉鼓的技术可以让我适应各种不同的节奏型,也可以和不同的乐器融合到一起。我感觉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创造出普世的音乐,那就是把自己的音乐传统放在家里,清空重来。
美国是全世界瞩目的一个地方,以前人们都在看着美国人在做什么,而现在美国人都在看着中国人在做什么、日本人在做什么、印度人在做什么,情况改变了,非常剧烈的改变。美国人也在试图看清楚外面在发生着什么。这是一个循环,你从别人身上得到灵感,然后你自己变成了别人的灵感,施与受之间有了一个很好的平衡,也促成了音乐、艺术、文化在各个国家间的交流。
印度音乐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塔布拉鼓只有三百年的历史,它还很年轻,音乐家们还在发明新的方法来演奏它,让它变得有趣。现在新的音乐形式在不断地传入,像Hip-Hop、Rap,塔布拉也在和它们结合。我觉得这是一种容易和任何一种音乐形式融合在一起演奏的乐器,现在音乐的技术已经能够简单地把它们以任何一种形式相互结合,这是塔布拉能成为全世界所欢迎的一种乐器的原因,也让人们希望在它身上能有更多的尝试。我在旧金山住的地方有非常多的音乐家,每天晚上,在某人家里总有一场爵士演奏会。而我是那里惟一的印度鼓手,再没有别人了。
我们用的乐器跟一百年前的一样,但世界在变化,只是变化不在我,而在于听众的态度。二十年前你肯定不认识我,但是我在做着二十年前一样的事情,变化在于你现在对我所做的事情更感兴趣了,这就使这些事变得重要而有价值了。在这个世界我们需要一些重要的、有价值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