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先锋又如何

毕飞宇（小说家）来自南方周末

我决定不再做先锋小说家。1994年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创作突然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写作越来越累，那种伴随着写作强烈的生理快感找不到了，写小说没有乐趣了，也发现不了我内心情感的涌动。我意识到在创作上可能出了问题，但究竟是创作道路还是自身创作能力的问题，不清楚。

那时有两件事情对我触动特别大。某一个深夜，我重读博尔赫斯的小说，他以前在我心中是文学的惟一式样，是高不可攀的范本，但是那天夜里，我作为一个人去读的，我发现，我一点都不爱他，伴随着巨大的沮丧的同时，我也发现我可以离开这样的文学道路了。

第二个就是感谢汪政，有天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小说里的人物到哪里去了，以前的作家是伴随作品中的人物在一起的，到19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作家，至于这个作家写的哪些人，确实想不起来，我觉得这两点对我的刺激比较大。

我决定从先锋文学的道路上往回撤，从过多的玄思、过多的哲学追问、过多的历史探究里面，我准备把闭起眼睛的那种玄思状态停下来，我打算把眼睛睁开来往脚底下看。很长时间里我在写作上极其困难，我重新开始去找一种语言，一种叙述方式，甚至逗号句号都要重新分配，那时候作品写得很糟糕，难以辨认的面貌。一直到了《青衣》我才找到写作的感觉，语言要平实，人物要鲜活，对话要生动，我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塑造人物这方面的弱点。就把精力往这块投放。在创作上我回到了脚下的这块土地上，回到说人话、心贴心的写作上。

回过头去看，中国的小说能够回归到叙事的道路上来，能够在伤痕文学过后终于意识到中国小说该怎么写，先锋小说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但到后来先锋小说成为流行的风潮，包括我在内的一群人哄上去，一种伪先锋的姿态出现，炮制了大量的垃圾。

有时候我们为了让自己鹤立鸡群，故意把自己搞得不是人，这是高度市侩气的一个东西。

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没有高举个性旗帜的作家，踏踏实实的站在地面上，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写作。那些大张旗鼓地高呼个性的作践的作家反而是抱团的，作品反而是相似的。

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可以用打包的方式和许多作家、作品捆在一起，这时候他是危险的，应当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应当走一条别的道路，你应当有一个自我意识，从这个包裹里挣脱出来。在创作上一定要走自己的路，找到自己的方向，和我的作品在一起过日子生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