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有这么多金黄的日子

他们在后边走在后边
金黄的花在微风中摇曳

你靠前边一下子笑了”

                                        ——顾城《虎坊桥》

2003年10月14日，我入职新京报。8年前的秋风似乎吹拂到现在，那一年的落叶还没有飘落到虎坊桥的大街上。

我需要坐381路公交汽车，从大兴到虎坊路，下车，右手边是湖广会馆，骡马市大街，凯琳卤煮小肠，左手边是清华池，前门饭店，大上海餐厅。朝前走，是永安路106号，屋顶上的大字：光明日报。这座建成于1965年的建筑，坚固厚实，需要从一楼爬到八楼，抵达新京报的办公所在：光明顶。

一切都杂乱，杂乱到令人怀疑这是不是个骗人的皮包公司：一堆人挤在狭仄的阁楼里办公，仅有几台电脑，一个部门只有一部电话，人员穿戴不整，男编辑顶着鸡窝头，嘴里打着哈欠，女编辑眉头紧蹙，上上下下跑得像风火轮，她们在组版员和美编之间磨损着齿轮版的青春，记者大多风风火火，斜跨着背包，急匆匆的进来，又急匆匆的下楼——没有地方写稿，只能去马路对面工人俱乐部二楼的网吧，人手一个U盘，从楼下的城隍庙小吃迅速吃下一碗荠菜馄饨或者大排面。我们坐在二楼的网吧里，互相笑笑，像坐在妇产医院厕所门口憋尿的姐妹，心照不宣，以为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2003年11月6日，下了一场大雪，同事有不少是南方人，第一次见到如此大的雪，更多的第一次在等待着这群年轻人。2003年11月11日，创刊，我们挤在前门饭店的梨园剧场，听总编辑程益中的演讲——后来这份演讲词成为绝唱，有多少人是看了这份演讲词才决定踏入媒体这一行，我们坐在下面，听得热血沸腾。

报纸创刊号上，还有我写的稿子，在最封底，北京宝贝，女孩子是江西人，叫陈江，现在早已经下落不明，至少没有出名。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做美食记者，一直到今天。我还特意从电脑里找出那时的稿子——惨不忍睹。不断的有之前的搭档问我：你还在新京报做美食吗？我总会有点不好意思的点点头，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现代传媒时代，我似乎有点执著，在新京报，在同一个岗位上做同一件事，做了八年的，我能想到的还有一个人：戴自更。我藏在D叠的美食版面上窃窃私语，这恍如一场延续了八年的饭局。

八年的新京报生涯，其间杂糅着写过的几百万字，去过的几千家馆子，无数个夜晚熬夜至东方既白写稿子；杂糅着身边不断有人离开，出现，像一幕青春志的默片。这八年，从生涩到熟稔，从菜鸟到老油条，从长发飘飘到光头铮亮，从一个童男到一个孩子他爹，四处身边处处都有新京报的烙印，挥之不去。

往往做消费记者会有一种失落感，那些残垣断壁的灾难现场、记录生命轨迹的新闻发生地、暗访、拆迁征地的哭诉与哀号中，各种社会不公的揭露中、记录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与变迁的路上，充满了新京报新闻记者的身影，我忙中偷闲乱里求生似的躲在“北京杂志”里，在专栏文字和电视节目里，扮演一个“美食家”的角色。

事实上，野百合也有春天，美食记者也有新闻理想，在2011年，我还是写了一本关于北京美食的书，有一个三俗的名字《100元吃遍北京》，推荐各种零零碎碎不为人知且好吃的小馆子。当我写到虎坊桥的时候，我顿时觉得口水四溢，那几年的酒肉宽敞，饭菜响亮，我闭着眼睛跟老友们细数虎坊桥周边的餐馆：小肠陈热盆景憨大憨辣妹子京天红老好吃……

那时的饭局似乎比现在热闹，都是20岁出头的年纪，初来乍到，北漂讨生活，有相似的价值观，有相似的新闻理想，不少人合租在一起，散落在报社周边各处小区内，没有业余生活，有事没事往办公室跑，到了饭点就筹划吃饭，没有成家立业的，大多数还是单身，姑娘们也都生猛，抽烟喝酒混不吝，醉了就抱在一起哭，醒了就默默回家继续写稿。

报社里聚集着各种神仙人物，在酒桌上碰杯时经常能见到，在组版室里更是频繁相对，摇滚青年、网络红人、乐队主唱、先锋话剧导演、落魄诗人、无名作家、机电一体化专业肄业青年……这些人都在新京报安定下来，发散出别样的光泽。我怀念那一段虎坊桥时光，也是怀念我们烂熟而滑腻的青春。

从2003年到现在，与我合作过的搭档有：杨超（现在成了胖子，回了南京），曹丽（去了一家杂志，人称曹九，我偶尔去她办公室抽根烟），佟嘉熹（人称宝猫，人高马大，一点也不吃货），廖若琳（兔子，能喝啤酒，成都人，写缠绵小说，曾经离职，如今又回到新京报）、陈鹏（山东人，后来是杂志出版人，化名小火柴写历史）、刘勇（据说回了南方）、刘新征（后来去了网站）刘莹（至今音信皆无）、安峰（每天跟我在办公室臭贫，做了家居杂志主编）、付娟（成了金牛座辣妈）、张毅（转投另外一家杂志，我们在微博上互相关注）、郭佳（满脸胡子茬，型男，也走了，快当爹了），赵钢（摄影记者，以前我们四处拍美女和美食，现在新周刊），王远征（前些日子踢球踢断了脚筋，找了一个温柔贤惠的女朋友）……

许多人都离开了。如果你见到这篇文章，请跟我念出声：大地上有这么多黄金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