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逃兵永远是不光彩的事，清末的两宫西狩惶惶如丧家之犬，为什么慈禧和光绪的逃亡之路没有咸丰皇帝那样“从容”呢？按常理来论，有了当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的旧事，慈禧和光绪更应该有充足的准备才对，何以能在西逃的路上，为了一锅绿豆小米粥、五个鸡蛋而频频落泪呢？

一、逃亡还是撤退，这是一个问题

关于两宫西狩是有计划的“逃亡”还是被逼无奈“撤退”。虽说清朝没有“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国门”的说法，但是大敌当前，皇帝和太后仓皇出逃的行为总会让人齿冷，也难以安抚人心，卷土重来。但如果是面对危局坚持到最后一刻才避开“逆夷”的兵锋，就显得皇室悲壮，而且更能激发官僚阶层和底层百姓同仇敌忾以及怜悯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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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西方所绘慈禧西逃漫画

在众多的史料中，关于两宫出逃是有备还是无备不同的人都各执一词，也都带有主观的看法。

首先官方的《清史稿·德宗本纪》中关于这次逃亡只说了一句：“上奉皇太后名如太原”。按官方的说法就是光绪皇帝奉慈禧之命前往太原，并未提到逃亡，说明朝廷很在意自己的脸面，将这些不堪回首的旧事用春秋笔法隐去。如果说官方对此事的态度是刻意模糊，那么出逃时间当事人以及官员笔记等对这件事却是记忆深刻。

二、亲历者的回忆

首先离这场出逃行动最近的人之一，就是慈禧的贴身宫女荣儿。

临近出逃的关键时刻，慈禧只带上了荣儿和另外一个叫娟子的储秀宫体己人。在描述七月二十一日（本文日期皆为农历）出逃这天的早晨准备出逃时，荣儿说到：“李莲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提进一个红色的包袱进来，里头包着汉民的裤褂鞋袜，青腿带还有一绺黑色头绳，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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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慈禧扮观世音菩萨，李莲英和容龄陪侍左右

在这个大包袱里，甚至妇女用的铜簪子都准备了，而且都是精心准备的干净的半新不旧的家常衣服。如果慈禧事前没有谋划这样的出逃计划，李莲英第一不敢妄进这些汉人旧衣物给太后，第二，也来不及搜罗来这些伪装物品。

众所周知慈禧因为出逃，将自己多年精心保养的长指甲都用剪子铰断了。在太平年月，老佛爷每天护理指甲都是有一套专门的工具的，如此粗暴的用剪子剪短说明她已经是慌张之极，要知道在头天晚上，她还让宫女给她泡指甲。如果真的要逃，她应该早有准备为何如此匆忙？

除了贴身的宫女，出逃当日在大内值班的清宫侍卫富察·多尔济对两宫出逃，也有自己的看法。早在出逃前几个月宫中的侍卫就隐约觉得不对劲。1900年立夏前后，大内侍卫就接到通知，说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以及西苑等处的大门，时常有来自颐和园的马轿日夜守候，说是用来接送夜间值班的军机章京的，这样的说法引得很多人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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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晚清大内带刀侍卫

第一，宫中的车马管理，向来由上驷院安排，宫禁森严之下，为什么让颐和园方向来的不明马轿在宫门外等候。第二，夜间的值班军机章京有自己的值班室，况且每天晚上宫门上锁之后没有特殊情况是不能打开的，军机章京并非军机大臣，哪有这么大的身份和排面呢？再结合慈禧光绪出逃后的第一站就是颐和园，所以这些侍卫事后回想之下，都认为那些马轿以及半夜进出宫门的异常举动都是在为了出逃进行的演练。

而时任顺天府尹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也认为这是一次有计划的出逃。从他1900年农历五月十七日上任到七月十二日卸任中间，办的要事之一就是：“筹备大车二百辆，以备万一翠华西幸之用，爰假转运军需之名，以镇人心而被缓急”。从这里可以看出，两宫早有出逃之意，不但安排好了车辆，甚至路线都安排好了。那么在如此充足的准备之下，为什么在《宫女谈往录》、《庚子西狩丛谈》等书中，慈禧等人的出宫之路戚戚惶惶，而且出宫时本应准备好的车驾变成了三辆贫民家中的普通马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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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清末北京城的马车

三、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第一个原因是提前预备好的车没了。前面提到顺天府尹陈夔龙为两宫准备了二百辆车，同时还有车辆昼夜守在宫门，演习跑路，为什么事到临头却一无所有呢？

因为慈禧出逃是农历七月二十一日，而顺天府尹陈夔龙早在七月十二日就卸任了顺天府尹的职务。继任府尹的王培佑不知内情，但凡前线有人有事用车，就将这些车辆拨给，导致七月十五日，军机大臣赵舒翘询问车辆数目时，二百余辆荡然无存。

而此时的北京乱兵、难民、义和团听闻八国联军步步逼近的消息都或搜罗、或买卖、或抢夺将市面上的车辆搜刮一空。军机处退而求其次，让顺天府再代为筹办几十辆也无法做到。当然此时皇宫内的车辆自然不少，但是出逃之时宫中的车辆也就变成了八国联军追缴两宫的指路明灯万万不能动用，同时宫中车撵出逃也势必会让天下民情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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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1900年入侵北京的八国联军中还有澳大利亚士兵、日本骑兵和印度锡克族士兵、印度长枪骑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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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爱新觉罗·载勋（1854年1月24日－1901年2月21日），清末大臣

第二个原因则是久居深宫的慈禧被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联合其他主战派蒙蔽了“圣听”。当时载勋、载漪假借两宫旨意斩杀了与其政见不合的兵部侍郎徐用仪、礼部左侍郎许景澄等人，这样一来朝中诸大臣更是噤若寒蝉，自然不敢多言。

彼时在八国联军前进路线上，清军有五支军队，其中包括袁世凯的新军、董福祥的甘军和聂士成所率的武卫军等，这些部队都是以西法练兵，是被朝廷寄予厚望的，即使战力不如八国联军，也应该能相持一段时间。

就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九日。慈禧还专门下旨赏赐粮米、银钱等给官军和义和团。但就是义和团的这些人，在抵抗中还和官军时有摩擦，尤其是面对弱势局面时，不仅不知道防守，甚至公然溃退，并且劫持了与他们有过节的聂士成的家人。在前线的聂士成无奈只能回军，此时义和团又谎称“聂军反矣”，并与之交战，导致聂士成这一抗击联军的主力腹背受敌，最终兵败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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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划分势力范围

第三个原因则是由于老佛爷盲目的宣战，导致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和封疆大吏认为这样的谕旨是“乱命”，因此很多地方大员并没有参与到这场荒唐的战争中。

在《清实录·光绪实录》的记载显示，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到七月这段时间，经常看到朝廷要求：“又谕湖北提督张春发、江西臬司陈泽霖著迅速带队北上。星夜驰赴京师。听候调用。”、“谕令各省督抚。酌派营队来京。听候调遣。著严催统带各员。务即星夜兼程北上。毋稍延缓。”等等紧迫之语。

在这场闹哄哄的“乱命”中，各省督抚的态度则是或观望、或迟疑、或拒不执行。这尤其以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提出的“东南互保”影响最为广大，也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害尽可能的缩小到了直隶、山东一带。同时也导致了拱卫京师，前来勤王的兵力大打折扣，所以中枢对于战斗的时间估计严重失误。在仓促之间就接到了联军进入北京的消息后，只能仓皇出逃。导致这场有计划有步骤的“撤退”，变成了突然的逃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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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_ 义和团旗帜

值得一提的是《清史稿》中提到，这次逃亡的目的地本来是太原的，为何后来又逃亡西安呢？

皆因当时的山西巡抚毓贤是彻头彻尾的主战派，同时也由于他官任山东布政使等职务时，严重排外，扶持义和团等，导致八国联军进军北京预备和谈时，将其列为必须严惩首恶之一，为自身安全计，两宫及随扈显贵自然急急离开是非之人、是非之地，以免落入联军的口实。

一场向万国宣战的闹剧下来，大清国颜面扫地，哪怕官方将“西狩”掩藏的再好，后人也能从当时的史料中感受到两宫如“丧家之犬”的丑态。至于想在风潮中获利的庄亲王、端郡王、毓贤等人也是或流放、或赐死、或斩立决，只落得人头头滚滚，“量中华之国力，结与国之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