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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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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帅贾昌从成吉思汗的驻地赶来,传达成吉思汗的问候:“神仙春天时离开我,现在已经是夏天了,沿途艰辛,吃的好不?住的好不?车驾好不?到了宣德等地,地方官安排的满意不?那些归降我的人迎接你没有?朕经常想起神仙,神仙也不要忘了朕。可见,成吉思汗对丘处机想得多么周到。

成吉思汗 资料

无情不过帝王家。这句古训对于绝大多数古代帝王都是适用的,但用于成吉思汗与丘处机之间的关系,则谬矣!

历代帝王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长生不死。成吉思汗晚年也是这样。道家在中国源远流长,道家的“长生术”在民间广为流传。金兴定三年(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途中,听身边的汉臣刘仲禄说丘处机法术高超,道行深远,于是,产生了与丘处机相见的想法。

丘处机生于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年),山东登州栖霞人。那时,金朝与南宋以淮河为界。从出生地来说,丘处机是金朝人。丘处机19岁出家为道,拜全真道教主王重阳门下。王重阳为他取名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丹阳子马钰、长真子谭处端、长生子刘处玄、长春子丘处机、玉阳子王处一、广宁子郝大通、清静散人孙不二(马钰之妻)合称“全真七子”。在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全真七子的天罡北斗七星阵威震天下。

1217年,丘处机接任全真道第五任掌教,全真道进入鼎盛时期。此时,南方有宋,中原、东北有金,西部有夏。三年后,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建立蒙古帝国,中华大地由“三国演义”变成“四国演义”,群雄逐鹿,狼烟滚滚。民间传说,丘处机有长生之术,其年龄有300岁。“四国”之中,有3位帝王先后邀请丘处机,首先是金宣宗,他请丘处机赴汴梁(金朝都城,今河南开封);第二是宋宁宗,他请丘处机到临安(南宋都城,今杭州);第三是成吉思汗,他请丘处机临草原。丘处机认为金朝有“不仁之恶”,南宋有“失政之罪”,都被他拒绝了,丘处机选择了成吉思汗。

1219年阴历五月,成吉思汗派刘仲禄赴山东邀请丘处机。刘仲禄原是金国人,蒙古大军攻入燕京(今北京)不久归降蒙古。他能做鸣镝,通晓医术,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成为成吉思汗的近侍官。刘仲禄奔波达7个月,于阴历十二月到山东莱州昊天观。

《长春真人西游记》是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跟随丘处机西行写的日记,该书成书于1228年,共二卷。上卷写丘处机师徒西行来到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西北坡八鲁湾成吉思汗行宫觐见,然后回到中亚名城撒马尔干(今乌兹别克斯坦)。下卷记载丘处机讲道的经过、东归的行程。此书不但记录了丘处机一行沿途所见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还记录了丘处机的生平,以及途中诗作。此外,该书还收录了成吉思汗的诏书一道,圣旨四道。

《长春真人西游记》载:“成吉思汗皇帝遣侍臣刘仲禄县虎头金牌,其文曰:如朕亲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辈,传旨敦请。”成吉思汗派遣近臣刘仲禄带着虎头金牌,金牌上刻着“如朕亲行,便宜行事”8个字。跟随刘仲禄同行的有20名蒙古兵,刘仲禄传达了成吉思汗的圣旨,恳切邀请丘处机莅临草原。

1220年正月十八,73岁高龄的丘处机带赵道坚、尹志平、夏志诚、王志明、李志常等18名弟子离开昊天观,阴历二月二十二到达北京。成吉思汗虽然不住在北京,但北京的蒙古军将领知道,成吉思汗已于1219年六月西征花剌子模。丘处机觉得自己年事已高,万里迢迢,恐有不测,他想约成吉思汗来北京见面。于是,他给成吉思汗写了一封信。

丘处机在北京逗留了近8个月,1220年阴历十月,丘处机才收到成吉思汗的回信。成吉思汗信中写道:“云轩既发于蓬莱,鹤驭可游于天竺。达磨东迈,元印法以传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顾川途之虽阔,瞻几杖以非遥。爰答来章,可明朕意。”成吉思汗既客气又恭维,他说,您的仙驾既然已经从蓬莱驶出,还是可以到达西域天竺的。当年达摩东来,创立禅宗之法,心灵得到超脱;老子西行,教化西方胡人,自身修成正果。我离您虽远,但对于您这样的得道仙人来说,用拐杖量几下就到了,算不了什么的。这样回复您的来信,足以表明我对您诚意。同时,成吉思汗又命刘仲禄:“无使真人饥且劳,可扶持缓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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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每个帝王将相可能都有这样的愿望:活着的时候大富大贵,建功立业;死了以后有人能给自己树碑立传,流芳千古。当然,遗臭万年的也有不少。但是,唯独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她没有希望能谁给她树碑立传。

  在陕西咸阳有个古代帝王的坟墓叫乾陵,里头埋葬着两个皇帝,一个是武则天的丈夫唐高宗李治,另外一个就是大周皇帝武则天。这两口子葬在一个坟墓里边。唐高宗李治那边立着一个碑,叫述圣记碑,就是讲述圣人事迹的碑。这个述圣记碑上面有五千多字,是武则天给她丈夫写的。可是,在她自己那里,虽然也立了个碑,而且碑上的格都打出来了——有三千多个格,意思是三千多字——但那上面却一个字都没有。所以,后世武则天这个碑叫作“无字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份儿,没有任何一个帝王的碑文上是一个字都没有的。

  有人说了,皇帝死后的碑一般都是下任皇帝立的,我们为什么会说是武则天自己给自己立的无字碑呢?这是因为这个石碑并不是后人立的,而是武则天活着的时候就建好的,也是她自己提出要求不在这个碑上面刻一个字的。至于其中缘由为何,历史学家们经过多方考证也没有能够统一出一个标准答案。

  第一种说法是武则天认为自己功绩太多,用文字无法记述。这种说法都没有史料记载,只是后人猜测。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仔细说说,武则天是不是像民间传说的那样,认为自己功劳大得都没法用文字描述了,这才立了个无字碑。

  从政治上来讲,武则天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是一位胸襟非常开阔的执政者。对这一点,她在用人上表现得最典型,不记前仇。因为她是在半中间改朝换代,把李家天下终结了来当皇帝的,尤其是一个女人当皇帝,违背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因此有很多人都恨她。但是,武则天对这些仇人却能够不计前嫌。当初,讨伐武则天的人有一位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骆宾王起草了一个《讨武曌檄文》,在里头把武则天给一通糟蹋、臭骂。但是,武则天不计前嫌,却道:“宰相安得失此人?”认为这么有才华的人却未受到重用,是宰相的失职啊!此外,大家都知道武则天身边有个女秘书,叫上官婉儿。这个上官婉儿的父亲和爷爷都让武则天给杀了,可她还是敢重用上官婉儿为贴身女官。就这两件事,就说明武则天的胸襟相对来说是非常开阔的。

  再一个,武则天用人是不拘一格的。唐朝的时候,中国的门第观念非常强,一个人上辈是什么门第,到这辈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这就造成了贵族系统内部循环,近亲繁殖,要是一个人没能耐就全家完蛋。这个时候,科举可以使平头百姓平步青云进入体制内。武则天把这方面发扬光大了,不仅废除了官员举荐制度,还下令,“无论是何出身,有无门第,皆可奉诏应试,三试之后再将中榜进士给予我殿堂之上,朕将亲自面试之”。由武则天开创的科举殿试,延续了将近四百年,这之后,北宋的皇帝将殿试的前三名命为“三元”,这就是中国科举中的状元称谓之始。

  不仅如此,武则天还在唐太宗的基础上有所创举。大家记得周星驰演过一个电影,叫《武状元苏乞儿》吗?那么,武状元是什么时候有的?就是从武则天时候开始有的武状元,以前只有文状元。而且,若是有哪个大臣的建议好,她会推翻自己原先的那些观点而采纳他人观点,这就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

  再说文化上,武则天是个有文化的人,而且也敬仰文化人。武则天字写得非常好,叫飞白体。特点是每个字都是连笔字,而且每个字都露白,疏密有致,很有美感。武则天喜欢王羲之,一打听当朝官员中有一位是王羲之第十代孙子,就把他叫过来了,问这个人家中是否还有王羲之的真迹,让其拿来欣赏一番。这位一听乐坏了,怎么的呢?皇上要找这玩意儿,那他就指日高升了。二话没说,这个人就把家里头留的王羲之的,乃至他上九辈人的真迹都拿出来,献给武则天了。没想到的是,武则天把这些东西拿去之后,找来书法高手照着字临摹了下来。临完了以后,把原版的字画找一流的裱糊匠都给裱好了,然后让人给送回去了。老王家人一看乐坏了,直说武则天既喜欢文化,又尊重文化。武则天在位的时候信佛,所以大力推广佛教。众所周知,洛阳龙门石窟上面有个卢舍那佛,是佛祖的法身。而这卢舍那佛是唐高宗李治下令,让人在龙门石窟山上雕的。据说,这尊大佛就是照着武则天的模样雕的。所以,大家要想知道武则天长什么模样,就到洛阳龙门石窟看卢舍那大佛去。那像就是武则天的像,算得上宝相庄严,母仪天下。

  由于在政治、文化上立得住,在经济上也是把好手,所以武则天继位时期人口增长得比较快,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突出的。在武则天执政的时候,包括她60 多岁当皇帝之前管理朝政的那些年——从公元652年到公元705 年这五十多年间,唐朝人口从380 万户涨到615 万户,翻了将近一番。这说明什么?说明不动刀兵,社会经济就能稳定发展,说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

  武则天积极鼓励农业。比方说,按照她的规定,官员怎么升职呢?是任职地方的老百姓要家家有余粮,才说明这个地方官干得好,抓农业抓得好,才会让你升职。如果官员任职的地方老百姓都逃荒去了,地主家也没余粮了,那就处罚当地的官员。而且,武则天在发展经济上有一套很细腻的方式,在她执政期间也出了很多抓农业抓得比较好的官吏。

  而且,这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历史延展看出来。大家都知道,唐朝唐太宗时期叫“贞观之治”,这是武则天之前。武则天之后,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的时候,叫“开元盛世”。这两个重要的中兴节点是靠武则天来衔接的,如果没有武则天这时候的休养生息和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开元盛世”。

  所以,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来看,要是武则天认为自己功劳大,尤其那个时期大臣和身边人还都捧着她,那她找不着北,认为自己功劳大得无法描述也很正常。

  还有第二种说法,说武则天很惭愧,认为自己没干什么好事,往上吹捧功德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就决定什么也别写了。那么,武则天有什么事会让她觉得惭愧呢?必然是被人诟病的几件事。

  第一件事,武则天造了一件工具,叫大铜匦。什么是大铜匦呢?就是用铜做的一个大箱子,四面分别是青、红、白、黑四种颜色,一面有一个小口,作用跟现在的邮筒差不多,是往里面塞信的。塞什么信呢?一面是求职信,一面是给朝廷的意见书,一面是喊冤上告的,还有一面是用来告密的。当然,这四面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告密的。前面我们讲了,武则天上台这件事令李唐宗室非常不服,就有人琢磨要打倒武曌恢复正统。武则天一看,得让心腹监视他们,于是才发布命令造了大铜匦。

  而且,造这大铜匦还是她的侄子武承嗣出的主意。这件事开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罪恶的先河,等于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有人告密了,武则天就会派人去查,这事要是真的,那告密人就会受到重奖,连升三级。但是,一查是诬告的话,也不处罚告密人。大家想想,这事光有好事,没有坏事,没有成本在里头,很多小人都趁这机会告状。再者,在这个利益诱惑下,告密引发了人最恶劣的本性。两口子,因看一方不顺眼,于是就向领导告密,把一方弄死了。比如,明明是兄弟两个,一个告发另一个,借此发财。所以说,这其实是在助长败坏人伦的作风。关于此事,我个人认为这是武则天一辈子中最大的过错,她开启了中国人亲人和亲人互相残害的潘多拉盒子。这个事情是武则天历史上不可饶恕的一个污点。

  上述事件,带来的另一个负面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重用酷吏,这是武则天被人诟病的第二件事。告密的事那么多,得一桩一桩查。但是,官场上,总是这个人和那个人有些关系,或是谁和谁之间有些关系,如果查案的人正好跟被查的人关系近,那他就不查了。于是,武则天为了能把这些事都搞清楚,就不用原有的官吏,而是从告密的这帮人里找人来查案子。告密的这些人多数是无赖,或者是底层人民,他们进了朝廷里头没有任何靠山,也没有宗派,只能效忠女皇武则天一个人,所以武则天对这样的人最放心。而且,这样的人上来查案,如果一查被告人没事,那查案子的人会觉得脸面无光,也没功劳。所以,这些人手段都非常狠毒,要口供的时候无所不用其极。后来,人们就将这种人统称为“酷吏”,就是生性残酷、手段严酷的官吏。

  武则天重用酷吏,一时之间搞得朝廷上下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那个时候,进到监狱里头,就算没事,在严刑拷打之下也被屈打成招,其中含冤而死的人不计其数。在这些酷吏里头,有两个非常突出,一个叫周兴,一个叫来俊臣。中国历史上有个出名的典故,叫“请君入瓮”,就是这两人创造的。周兴先当上了酷吏,来俊臣上来之后,武则天接到一封告密信,说周兴有不臣之心,要谋反。由于这周兴本身就是酷吏,于是武则天就起用来俊臣这个后起之秀,让他负责审理。来俊臣接了命令后,琢磨了半天,觉得靠已有的办法难不倒周兴。来俊臣也很狡猾,就想了一个办法,把周兴请到家里来喝酒,说自己有个难办的事情要请教周兴这个老前辈。周兴就问他何事。来俊臣就说自己遇到一个不肯招供、嘴硬皮厚、又有后台的囚犯,用尽了各种刑具,他还是不肯招供。周兴听后,就给来俊臣想了一个办法,让来俊臣准备一个大瓮,在大瓮四周架上柴火,将囚犯投入瓮中,死之能受,痛之难忍,能令囚犯生不如死,就是铁嘴钢牙也会立即招供。结果,周兴没想到的是,来俊臣竟然真的找来了大罐子,用火点着后,邀请周兴进去。这时候,周兴才知道,来俊臣是来审问他的。没办法,周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立即毫不保留地全部招供了。

  武则天第三件被很多人诟病的事,其实这也不能叫大罪过,就是宠爱男人,任用男宠。关于此事,历史上都传遍了,武则天一辈子有四个男宠,头一个叫薛怀义。第二个是沈南璆,后两个是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俩。此事在历史上传得沸沸扬扬的,有野史记载,也有正史记载。但是,我们得承认,武则天后来用的这些男宠并没有做什么,她那时候都已经七十多岁了,有那心也没那力了。那么,她用这男宠干吗呢?其实就是心理安慰,也是女权主义的象征。就是男的当皇帝,甭管多大岁数,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一堆女人都是他的,那她身为女的,也当皇上了,为什么不能反过来占有更多的男人呢?所以,她用这种方式来强化自己女权皇帝的合法性。当然我认为这个不能算武则天一生的污点。

  还有第三种说法,说武则天很聪明,这一辈子做了许多事情,其中有好也有坏,自己来说的话,难免偏颇,于是,碑上就不写字了,是非功过任后人评说吧。所以,有人认为立个无字碑恰恰说明了武则天任后人评说功过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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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

明朝

崇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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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自杀,大明覆亡。在最后的日子里,崇祯这个刚愎自用、极爱面子的皇帝,曾为挽救江山社稷做了最后的努力。他放下皇帝之尊,去哀求大臣和亲戚们捐款,给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发军饷,结果:皇亲国戚一毛不拔,满朝文武装疯卖傻。

低下高贵头颅的皇帝

国家有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崇祯发出捐款号召后,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头,来到户部,热泪长流,捐出了自己毕生积攒的400两银子。崇祯得知后,马上给他赏了一个“锦衣千户”之职。

相比这个捐出全部身家的老人,那些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就很不堪了:

内阁首辅魏藻德,捐了500两;太监首富王之心,捐了1万两……崇祯的意思是“以三万为上等”,但没有一笔达到此数,最高一笔只2万,大多数“不过几百几十而已”,纯属敷衍。更多的权贵在哭穷、耍赖、逃避,一时间什么奇葩事都出来了:有的把自家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练摊,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此房急售”……

崇祯急啊,想来想去想到了自己的岳父周奎。他知道周奎有钱,也以为大难临头,他身为国丈,与大明的皇家利益休戚与共,怎么也有些担当吧。于是他派太监徐高上门拜访周奎,先不提钱的事,一上门就给周奎封侯,然后说,皇上希望你捐10万两银子,给大家带个头。周奎此时表现,堪称影帝,马上哭得死去活来的,说:“老臣安得多金?”意思是,我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啊……他还试图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勤俭节约的清廉官员,举例说家里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他坚定地给皇帝女婿的计划打了个一折,只肯捐1万两。

这是3月10日,距离京城陷落、崇祯自杀还有8天。

崇祯听徐高回复,很郁闷,也不好逼国丈大人太甚,但皇帝想,1万两太少了,怎么做榜样呢?于是把数额从10万两变成2万两。周奎眼看糊弄不过去了,怎么办?于是进宫去找女儿周皇后求援。周皇后深明大义,要求父亲也要深明大义,为权贵们作出表率。做完思想政治工作后,周皇后拿出5000两银子给父亲。周奎又干了一件奇葩的事:他捐出3000两,另外2000两落入自己腰包。最后他总计捐出1万3千两。

在这次皇帝哀求权贵们捐款救国的运动中,总计募捐20万两。劝京城权贵们捐款的同时,崇祯还让每一个大臣从自己故乡举出一位有能力捐款的富人,只有南直隶和浙江各举一人,“余省未及举也”。他绝望了。

崇祯明明知道这帮人贪污受贿,有的是钱,他也屡屡以国家民族大义来晓喻他们,但权贵们就是不愿意放血,他虽贵为天子,却一点辙都没有。

“钱是我的,国家是你的”

像崇祯这样低声下气找下臣要钱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像明末这帮丝毫不给皇帝面子的权贵们,其奇葩程度,也极其少见。权贵们为什么不愿意捐款救国?研究者认为,这帮文武百官、皇亲国戚有个普遍的心理,皇帝不缺钱嘛,“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整个天下都是你的,干吗要我们出钱?

崇祯有钱吗?提供“崇祯真穷”佐证的,是一个名叫赵士锦的人,他在京城即将陷落之前的3月6日,奉命接管国库之一、工部所属的节慎库,3月15日——城破前3天——办理交割。

赵士锦后来把自己在历史巨变之中的经历,写了《甲申纪事》及《北归记》两篇文字。他在《甲申纪事》中写了当时国库空虚的情况:“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老库中止贮籍没史家资,金带犀杯衣服之类,只千余金;沅为予言,此项已准作巩驸马家公主造坟之用,待他具领状来,即应发去。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六百两,宝元局易钱银三百两,贮书办处,为守城之用。”在《北归记》中,赵士锦感慨:“国家之贫至此!”

崇祯上任后接了一个烂摊子,自己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宫女不够用了,也不敢扩招,他甚至把宫里的金银器皿、大殿里的铜壶都当掉了,充作军饷。史料记载,崇祯还把宫里储存的人参等物品也变卖了。

满朝文武心照不宣

明末,君臣关系也很奇葩,互不信任,谁也不愿担责任。皇帝哭穷,他们也哭穷。似乎彼此在玩一个心照不宣的游戏。

其实,有相当数量的大臣,知道国家的财政状况,知道这个骄傲的皇帝,不到走投无路,绝对不会低下高贵的头颅,来找大家要钱。但他们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这是你朱家的天下,丢掉就丢掉了,关我啥事?凭什么要我出钱?

明朝最后一任首辅魏藻德,状元出身,在危难之际走马上任,崇祯对他寄予厚望,但他让皇帝很失望。城破前3天,崇祯问他有何对策,并说:你只要开口,我立刻下旨照办。魏藻德跪在地上,屁股撅得老高,一声不吭。崇祯气疯了,一脚踢翻了龙椅。

城破了,皇帝死了,魏藻德投降了。李自成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殉死?这个无耻的人回答说:“方求效用,那敢死。”(“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哪敢去死。”)

“铁公鸡”们的下场

大臣们如此,平头百姓更是如此:谁当皇帝,关咱啥事,咱不照样当老百姓吗?守城士兵也是如此,没有军饷,咱为什么要卖命?史载,闯王大军围城之时,京城守军倒卧城头,“鞭一人起,一人复卧”。

大明灭亡,浩劫来临,接踵而来的是数十年残酷的战争,无人能够置身事外,明末清初人口损失惨重,后来才有了“湖广填四川”,具体损失多少?从数千万到上亿,不同的统计,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无数的血泪悲剧。

一个缺乏信任与共识的国家,势必一盘散沙。遇事谁也不肯担责任,谁都想把责任推给对方、一味指责对方,势必最后同归于尽。

魏藻德,就是那个勉强捐了500两银子的家伙,想投降,结果被拒,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指责其身为首辅而误国,魏藻德为自己辩解:“我本是书生一个,根本不懂得政事,加上崇祯无道,所以才亡了国。”刘宗敏听了大怒说,你从一介书生到状元,不到3年就做了宰相,崇祯哪点对不起你,你竟诋毁他。说罢,命人掌其嘴数十下。

但打耳光,只是魏藻德噩运的开始。他被刘宗敏(他出色地完成了拷掠权贵的任务)抓捕入狱,在被夹棍夹断十指的威逼下交出白银数万两,然而刘宗敏绝不相信一个内阁首辅仅有几万两白银,继续用刑,5天5夜的酷刑后,魏藻德因脑裂死于狱中。他的儿子魏追征又被逮捕,魏追征说:“家已罄尽。父在,犹可丐诸门生故旧。今已死,复何所贷?”旋即被斩首。

陈演,哭穷的大明重臣,被刘宗敏囚禁后,主动交出4万两白银“助饷”,被刘宗敏释放,4天后,李自成出京攻打吴三桂,因害怕明朝旧臣趁机在北京作乱,决定杀掉一批明朝旧臣,陈演仅获4天自由便被捉回斩首。

那些在崇祯面前哭穷的“铁公鸡”们,在闯军的酷刑前,纷纷交出了惊人的财富。当时京城之间,棍杖狂飞,炮烙挑筋,挖眼割肠,北京城内四处响起明朝官员的惨嚎之声。同时,城中富民不少人也被加以拷掠,平民的薪米尽被农民军抢掠以供军用。城内饿尸遍地。史料记载:经过残酷拷掠,李自成军共得银7000多万两,均让工人重新熔铸成巨大的中间有孔窍的方板状银板,后来运往西安

那个国丈周奎,当初哭着喊着只肯掏1万两银子的守财奴,禁不住严刑拷打,被闯军抄出了无数奇珍异宝,拉了几十车,光是现银就足足有53万两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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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收藏大腕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爱好收藏的大多是商人或古玩爱好者,然而在古代的藏家里却出现了一位赫赫有名的收藏大腕,绝对让你意想不到,他就是满清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弘历,即乾隆皇帝。他号称“十全老人”、“古稀天子”,是中国历史上最热爱收藏和最有能力收藏尽天下奇珍异宝的人。他的收藏惠泽百代,直到今天。如今我们去北京、台北的故宫,那里展示的历代传世珍品,许多都是他的收藏。而在世界各大拍卖行上拍卖的最多的,也多有他的藏品。近几年,引起众多争议的鼠首兔首铜像也是乾隆皇帝圆明园的收藏之一,只是后来被八国联军抢去,流失到了海外。

  乾隆帝一生收藏了多少奇珍异宝?

  乾隆皇帝从其祖父那里继承下来的字画珍玩在内,毕其一生所搜集的稀世珍品数量之巨,举世无双。有些收藏,来自臣仆的贡献。乾隆二度南巡时,礼部尚书沈德潜前往接驾,一次就进献书画七件:董其昌行书两册、文征明山水一卷、唐寅山水一卷、王鉴山水一轴、恽寿平花卉一轴、王翚山水一轴。和珅进的金佛更是硕大无朋,“长可数尺许,舁入阙中”。以贡品之精备受乾隆青睐的总督李侍尧曾被治罪抄家,结果抄出“黄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都是准备呈献的贡品。

  当然,乾隆的收藏品,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内府制造的。乾隆皇帝尤其爱玉成癖,他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致力于玉器的生产和收藏,因此乾隆朝收藏的玉器甚丰。仅一件“大禹治水”的玉山,将玉料从新疆经水路运到北京,后又转运到扬州,制成后又运回紫禁城,就先后用去10年时间。这座**型玉雕,高九尺五寸,重一万零七百多斤,堪称玉器之王。现在这座玉山就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接受游人们的检阅。同时接受检阅的还有上万件大小玉器,这多半是乾隆时期收藏的。

  数十年从全国搜剔到的艺术精品,乾隆鉴赏后往往加盖“乾隆御赏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等章,以示珍藏之意,然后让各精其道的儒雅词臣,分门别类,编为目录,经皇帝审定,再编印成书,如《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系古铜器目录集,《西清砚谱》系古砚目录集。

  早在乾隆八年,他就决定,要将内府收藏的书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首先将有关佛教和道教的作品,编撰成目录《秘殿珠林》;第二年,包含全部书画藏品的《石渠宝笈》开始编撰。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工作,它将为存在了两千年的中国宫廷书法绘画收藏画上一个句号。完成后的《石渠宝笈》,包括续编、三编共成书225册。这是明清两代,600年宫廷收藏的总结。也是历代帝王收藏的最后规模。全盛时期的清代宫廷收藏,大约有10000件以上,其中晋唐宋元书画2000件,明代书画2000件,这就是中国古典书画作品当时的最大规模。而乾隆皇帝最引为自豪的,当是数十载如一日地对历代书法名帖的搜集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旬《伯远帖》最为乾隆所钟爱,乾隆十一年他将这三件东西藏在大内养心殿西暖阁内,并以“三希堂”名之。

  乾隆四十四年,皇帝命将内府珍藏的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和冯承素所摹的《兰亭序》四个真本,《戏鸿堂帖》中“柳公权书兰亭序”原刻本、于敏中奉旨为这个原刻本填补阙笔的全本、董其昌的《兰亭序》临本,以及乾隆手临董其昌《兰亭序》本--一共八种《兰亭序》本墨迹刻石,名“兰亭八柱”。

  除了书画之外,乾隆皇帝还热衷倡导青铜器的收藏和鉴赏。除了宫廷收藏,官僚士大夫中普遍形成了嗜古收藏的风尚,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大家和古文字学家。他们不仅亲自鉴定考证,而且还著录摹拓,著书立说,相互辩驳,于是随之而来的考据之学又大行其道。此风一起,影响了差不多将近200年的收藏界和知识界。

  乾隆的收藏之富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单纯从收藏的数量来看,乾隆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皇帝。一份1816年的清单显示,当时有15000幅字画装饰着从北京紫禁城到察哈尔的皇宫,其中有2/3是1644年以后的作品。真的应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句古话了,这不仅记录了那一时代国力的空前强盛,也深深打上了乾隆皇帝追求宏伟气象、艳丽繁复的审美情趣的烙印。

  作为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四,他收藏艺术品的热情绝不下于乾隆。到路易十五时期,法国民众因无法看到这些珍贵的艺术品而广有不满,纷纷抱怨欧洲大师的画作深藏在光线不良的凡尔赛宫殿中,外面的人既领略不到艺术的美,也起不到鼓舞艺术创作和开启民智的作用。法国政府为了平息民怒,选了110件画作于1750年10月在卢森堡宫公开展览。这是乾隆十五年的事情。

  到了二十世纪,乾隆皇帝的收藏随着故宫博物馆的成立才公众化,这时欧洲近代化又过去了两百年。

  狂热的古今艺术品收藏家

  乾隆皇帝堪称一个狂热的古今艺术品收藏家,连同他从其父祖那里继承来的字画珍玩在内,毕其一生所搜集的稀世珍品数量之巨,举世无双。有些收藏,来自臣仆的贡献。乾隆二度南巡时,以礼部尚书衔在籍食俸的“江南大老”沈德潜前往接驾,一次就进献书画七件:董其昌行书两册、文征明山水一卷、唐寅山水一卷、王鉴山水一轴、恽寿平花卉一轴、王翚山水一轴。和王申进的金佛更是硕大无朋,“长可数尺许,舁入阙中”。以贡品之精备受乾隆青睐的总督李侍尧曾被治罪抄家,结果抄出“黄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都是准备呈献的贡品。

  当然,乾隆的收藏品,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内府制造的。乾隆皇帝尤其爱玉成癖,他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致力于玉器的生产和收藏,因此乾隆朝收藏的玉器甚丰。仅一件“大禹治水”的玉山,将玉料从新疆经水路运到北京,后又转运到扬州,制成后又运回紫禁城,就先后用去10年时间。这座超大型玉雕,高九尺五寸,重一万零七百多斤,堪称玉器之王。现在这座玉山就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接受游人们的检阅。同时接受检阅的还有上万件大小玉器,这多半是乾隆时期收藏。 数十年从全国搜剔到的艺术精品,乾隆鉴赏后往往加盖“乾隆御赏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等章,以示珍藏之意,然后让各精其道的儒雅词臣,分门别类,编为目录,经皇帝审定,再编印成书,如《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系古铜器目录集,《西清砚谱》系古砚目录集。

  早在乾隆八年,他就决定,要将内府收藏的书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首先将有关佛教和道教的作品,编撰成目录《秘殿珠林》;第二年,包含全部书画藏品的《石渠宝笈》开始编撰。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工作,它将为存在了两千年的中国宫廷书法绘画收藏画上一个句号。完成后的《石渠宝笈》,包括续编、三编共成书225册。这是明清两代,600年宫廷收藏的总结。也是历代帝王收藏的最后规模。全盛时期的清代宫廷收藏,大约有10000件以上,其中晋唐宋元书画2000件,明代书画2000件,这就是中国古典书画作品当时的最大规模。而乾隆皇帝最引为自豪的,当是数十载如一日地对历代书法名帖的搜集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王旬《伯远帖》最为乾隆所宝爱,乾隆十一年他将这三件东西藏在大内养心殿西暖阁内,并以“三希堂”名之。

  乾隆四十四年,皇帝命将内府珍藏的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和冯承素所摹的《兰亭序》四个真本,《戏鸿堂帖》中“柳公权书兰亭序”原刻本、于敏中奉旨为这个原刻本填补阙笔的全本、董其昌的《兰亭序》临本,以及乾隆手临董其昌《兰亭序》本--一共八种《兰亭序》本墨迹刻石,名“兰亭八柱”。

  除了书画之外,乾隆皇帝还热衷倡导青铜器的收藏和鉴赏。除了宫廷收藏,官僚士大夫中普遍形成了嗜古收藏的风尚,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大家和古文字学家。他们不仅亲自鉴定考证,而且还著录摹拓,著书立说,相互辩驳,于是随之而来的考据之学又大行其道。此风一起,影响了差不多将近200年的收藏界和知识界。

  此外,乾隆年间瓷器和景泰蓝制品日趋精美,牙雕工艺也有很大提高,凡此种种,都与乾隆帝的广泛赏玩兴趣密不可分。

  从现在留存下来的诏谕、典籍和行为中,我们可以发现,乾隆受到了太多的赞誉,却极少自我反省,他对一切外国人进献的礼物都感到好奇。但关于这些外国人的国家,他从不感兴趣。乾隆帝去世后四十年,鸦片战争打响,至此中华帝国的辉煌盛世宣告结束,再过十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中国政治社会的疲态全部显现。有研究清史的专家预测,如果没有西来的外力,中华帝国的余辉肯定会将照射得更为长久,然而衰落是必然的事实。

  清朝完了以后,乾隆的收藏流于民间,大多数流失海外。2008年,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经多方努力,筹集到一组乾隆的藏品。如乾隆使用的“宝腾”佩刀、铠甲和全套马鞍等。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清乾隆御制《大阅第三图·阅阵》手卷,该卷长15米,为金昆、郎世宁等10位乾隆期宫廷画家所画,记录了乾隆即位后首次在京城南苑检阅八旗兵共二万人的盛况;画上,乾隆神采奕奕地骑着白马,看着他的子民,壮观的检阅队伍礼仪感庄重,有条不紊,一个强盛的如日中天的帝国跃然纸上。

  最后的拍卖结果,清乾隆御制《大阅第三图·阅阵》手卷以6786万港元成交,刷新清代宫廷御制画作世界拍卖纪录;乾隆帝御宝交龙钮《乾隆御笔》白玉玺以6338万港元成交,刷新白玉世界拍卖纪录。单单两件拍品,就成交一个多亿,这对乾隆来说,不知道是安慰还是讽刺。评论:浅谈乾隆及其书画收藏

  清高宗即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是清王朝第六位皇帝,入关后第四位皇帝。25岁登基,年号乾隆,寓意“天道昌隆”。其在位六十年,逊位后做了近四年的太上皇,实际掌权长达六十四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皇帝。

  乾隆继位以后,首先缓和雍正在位时期所造成的朝野紧张气氛,在政治上改变其父雍正苛严治国之弊,释放了雍正末期因贻误军机而判死罪的重臣岳钟琪、傅尔丹,重新赐予叔父允禟、允禩的爵位。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还为前睿亲王多尔衮昭雪,恢复其王爵。实行“宽严相济”的国策,整顿吏治,设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汉族知识分子,抚慰在雍正朝备受打压的皇亲国戚;经济上鼓励农耕,兴修水利,豁免钱粮,呈现了强劲的经济发展;军事上为维护领土主权完整镇压西部叛乱,抗击廓尔喀(今尼泊尔)对西藏的入侵,平定台湾的叛乱,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的帝国疆域。  乾隆积极鼓励农耕,扩大种植面积,并于每年春季在先农坛亲耕示范。乾隆还效法皇祖康熙皇帝,笼络汉人知识分子。乾隆元年(1736年)模仿康熙朝举行了一次博学鸿词科考试,利用南巡的机会接见汉人知识分子,大量提携汉族士大夫。乾隆在位期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

  乾隆的汉文化水平很高,能诗善画,精于骑射,可以称得上是文武双全。最为显著的是军事上乾隆的十全武功﹕两次平定准噶尔﹐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两次大小金川之战﹐剿平台湾林爽文叛乱﹐平定缅甸﹐战服安南和两次抗击廓尔喀之战。乾隆因此自称“十全老人”,并设立了十全县,彰显其丰功伟绩。

  此次争议较大的是乾隆书画方面的收藏与发展,《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是乾隆与其子嘉庆皇帝,历经两朝努力编撰而成,是继宋徽宗以后最重要的内府收藏著录书籍。《秘殿珠林》初编始自乾隆九年(1744年)二月,成于乾隆十年(1745年)十月。由张照、梁诗正、董邦达等奉敕编撰,《石渠宝笈》编纂始于乾隆九年二月,成于乾隆十年十月。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正月开始纂辑《钦定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王杰、董诰、阮元等奉敕编辑。嘉庆二十年(1815年)二月编纂《钦定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闰六月完成,英和、黄钺、胡敬等奉敕汇编,书画作品2000余件。前后历时70余年,将内府收藏书画作品悉数辑录,收录作品计一万二千余件,卷帙浩繁,蔚为壮观。

  对中国书画贡献当属第二位的清高宗弘历乾隆皇帝,这位满族皇帝对汉文化尤其喜爱,对书画的占有欲极强。在其祖康熙时代就以罚没方式,收缴索额图、明珠藏品;其父雍正抄年羹尧家,得到大批珍贵书画。乾隆通过访求、抄家罚没、捐献纳贡、谕旨洽购等诸多方式,大批历代流传书画名迹,被悉数网罗入藏宫中。宋荦的书画收藏,历经两代相传蔚为可观,到了乾隆时代被迫“献纳”进入内府。安岐父子收藏质量最高,经过沈德潜“斡旋”,不得已“价购”入宫。精明绝顶的高士奇,玩弄康熙进献假画,被康熙孙子乾隆将之书画一网打尽,充入内府库房。冯铨、孙承泽、梁清标、张先山父子收藏,其后人也未能逃过一劫,最终被乾隆收入内府。苏州的古董商归希之、盐商江孟明、陈以谓等人,难逃一道圣旨的勒索,尽被罗至宫中,这是书画收藏的第三高峰。

  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极力效法其父爱好书画收藏,大肆访求,可惜民间已难求名迹珍品。得知毕沅、毕泷兄弟收藏丰盛,于是就给毕沅兄弟罗织罪名,将其抄家,著名的《清明上河图》等宋元名迹就此入宫。

  经过四代的努力,清宫所积累的书画名迹盛极一时,间接对书画保护起到重大意义。不过这其中却有不少赝品,乾隆与嘉庆在某些书画鉴定上刚愎自用,错定不少书画作品,也成为千古笑谈。相比《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睿览册》近万件收藏,《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已属难能可贵,民间收藏几乎被一网打尽。

  中国书画收藏史上,北宋徽宗皇帝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书画的贡献当属第一位,他不仅热爱丹青,还致力于书画家的教育事业。画院的画家遴选,都是由徽宗亲自出题考试;画院的学生也是由他亲自教导,如王希孟就是在徽宗辅导下绘制《千里江山图》卷(北京故宫(微博)收藏)。徽宗亲自绘制一些作品,至今流传于世,如《池塘晚秋图》卷、《五色鹦鹉图》轴等,也有一些代笔之作如《听琴图》轴、《瑞鹤图》卷等。

  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论述书法和收藏的著作《宣和书谱》,也是第一次由官方组织完成的,于北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夏秋之间出版。《宣和书谱》的姊妹篇《宣和画谱》是绘画方面的著作。宋徽宗时代,内府收藏日趋丰富,就将宫中所收藏的历代画家的作品、目录编撰成《宣和画谱》,从魏晋至北宋画家231人,作品总计6396件,其中有一些作品只是记录而无实物。此书是一部绘画著录方面的重要典籍,也是一部传记体的绘画通史。 徽宗赵佶被后人称为“丹青皇帝”,不仅是书画大家,更是收藏大家。前面提到《宣和书谱》、《宣和画谱》,是徽宗将内府所藏及前人所记载的书画,编撰成书的著作。徽宗还将院画画家的作品,编辑成《宣和睿览册》,累至千件。总的书画收藏件数,应在万件左右,是历代收藏之最。

  徽宗与乾隆两位皇帝,都是中国书画史上贡献很大的人物,将书画家揽至宫中画院,并将书画收藏编制著作文献,对画院的建设、画家们的绘画格式,都亲自下旨指示,他们二人对书画的垂青超越任何一位帝王。所不同的是徽宗是亡国之君。

  乾隆在热爱书画艺术的同时,勤政治国不敢偷得片刻闲。上面所述的乾隆文治武功可以称得上是丰功伟绩,无论在文化上、军事上、经济上都领先于当时的世界各国。由于时代的不同,在收藏方面屈居徽宗之下,实属无奈。

  今天世界各地博物馆关于中国书画的镇馆之宝,大多经过乾隆收藏的,如北京故宫“三希堂”的米芾临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展子虔款的《游春图》等;台北故宫镇馆三宝:范宽《溪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和李唐《万壑松风图》,以及下真迹一等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等;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郭熙《树色平远图》、燕文贵《夏山图》、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卷、米芾《吴江舟中诗》卷;波士顿美术馆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卷、赵令穰《湖庄清夏图》卷等;日本京都有邻博物馆黄庭坚书李白诗《忆旧游诗》卷、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卷等。这正是乾隆收藏最好的证明。2002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七十二件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其中大部分是经过乾隆收藏的,这是对乾隆收藏书画质量予以肯定的重要标志。而现今拍卖场上被热捧的拍品,又有哪家博物馆会垂青呢?即使北京故宫十年来接受十一位书画家捐赠的五十五幅作品,所定级别皆为“级外品”,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在评判乾隆的过失方面,尤其是大兴“文字狱”,的确造成大批冤案,使不少传世文化典籍绝迹于世,一定程度上摧残了文化发展。“文字狱”还使大批知识分子遭受灭门之祸,朝野上下言路从此闭塞,触目惊心!在乾隆晚年,马噶尔尼出使清王朝,带来了西方的文明星火,乾隆出于统治的需要,拒绝接受西方先进的硕果,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致使中国社会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的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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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清朝时期外国人如何加入中国籍 

 在清朝时期,许多外国人也涉及到在中国任职、入籍的事。

  清代早期,如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法国人白晋、葡萄牙人徐日升、意大利人郎世宁等都担任了清政府的官职,穿清朝的官服,行中国的礼仪,甚至按照中国的生活方式生活。

  汤若望30岁那年就换上了中国服装,取了中文名字,先后被清政府授予太仆寺卿、太常寺卿、通政使等职务,雍正朝追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

  清政府对汤若望的祭文里有这样的评价:“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可见,这与对待本国臣子毫无二致。

  康熙的科学启蒙老师、比利时人南怀仁,官至正二品的工部侍郎,在北京去世后,也如同本国重臣一样,赐给了谥号“勤敏”。确实,清政府是把关系亲密的“客卿”看成本国臣民的。

  但清政府对“客卿”也会提出一些要求。英国人赫德1864年10月18日的日记记载,清政府为表彰他在镇压太平军中的突出表现,决定奖励他一个三品“臬台衔”,并劝他“更换服装、服色、结婚和在中国定居,等等”。

  赫德在日记里还说,清政府要为他张罗一个中国老婆,好让他“安心”在中国效力,希望这个能干的英国青年被中国同化甚至“归化”,成为中国人。但遗憾的是,赫德娶的不仅是英国妻子,而且终生都是英国公民,高官厚禄甚至女色,并没有使他成为中国人。

  刘体智在《异辞录》中记载,在平定伊犁的战争中,戈登放弃了英国军籍,加入清军,被视同中国高级军官对待。而在帮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时的戈登,是英国皇家工程兵部队的军官,对英国政府负责。

  也有主动提出要加入中国籍的。被誉为“十七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发明了西方二进制的德国数理、哲学大师莱布尼兹,看到在华的传教士寄给他的太极八卦图后,带着崇拜的心情,写信给康熙皇帝,请求加入中国籍,并建议在北京建立科学院。但没有明确记载他是否如愿。

  《汪穰卿笔记》中记载,在清政府还没制定外国人入籍的法规之前,邮传部所雇的工程顾问、法国人沙海昂请求加入中国籍。起初大家很纳闷,后来才渐渐明白:原来他在西直门外京张铁路旁购置了很大一块土地,但他还不满足,又在京汉铁路旁购买了一大块地皮。

  没有中国籍,不好在中国购买大量土地,所以他要求加入中国籍,但是,他依然不放弃他法国人的身份。大概这洋哥们一百多年前就看出了中国的房地产会暴涨了。

  古代中国没有正式的国籍法,直到宣统元年(1909年),中国的历史上才有了一部《国籍条例》。这个条例明确规定:“凡外国人愿入中国国籍者,准其呈请入籍。”但须具备五个条件:

  “寄居中国接续至十年以上者;年满二十岁以上,照其国法律为有能力者;品行端正者;有相当之资财或艺能,足以自立者;照其国法律,于入籍后即应消除本国国籍者。”

  按这些条件,汤若望、南怀仁都具备加入中国籍的条件。如不满足这五个条件,也可有特例:“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有殊勋于中国者,虽不备一至四各款,得由外务部、民政部会奏请旨,特准入籍。”就是要对中国有特殊贡献。

  此外,下列三种情况也可以加入中国籍:一是外国妇女或者无国籍妇女嫁给中国人为妻;二是以中国人为继父并同中国人居住的;三是中国人同外国人的私生子可以直接加入中国籍。但是,嫁给中国人做老婆的外国妇女必须“以正式结婚呈报有案者为限”等等。

  条例对才加入中国籍的人也有约束:一是不能担任军机处、内务府各官职,以及四品以上文官;二是不能担任各项武官以及军人;三是不能担任上下议院以及各省咨议局议员。

  “凡呈请入籍者应声明入籍后遵守中国法律,及弃其本国权利。”申请人写保证书,并请中国寄居地的有名望的两位绅士担保,把情况汇报地方官,由其递交民政部批准、公布,最后“给予执照为凭”。

  在国外申请加入中国籍的,要打报告给中国驻当地的领事,再报出使大臣,或者直接向出使大臣汇报,转交民政部存案办理。完备了这些手续,清政府就承认其为中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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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读历史

在中国发展史上,汉朝是第一个黄金时期,对后来的各朝代有着深远的影响。汉朝的繁荣,与皇帝的治理有很大的关系,如汉文帝、汉武帝开创“文景之治”。汉武帝成就“汉武盛世”等等。然而,汉朝达到最鼎盛的时期,是在汉宣帝的治理下,史称“昭宣中兴”。

今天要说的主角,就是汉宣帝刘询,他是唯一在监狱长大的皇帝,一心喜欢斗鸡赛马,成就比汉武帝更高。

多年前,一部电视剧《乌龙闯情关》,让我们认识了刘病已,这位沦落在民间的皇帝。一身混混的气息,喜欢游走于集市斗鸡赛马,最后做了皇帝,还娶了许平君、霍成君两位美娇娘。其实刘病已的原型就是汉宣帝刘询,许平君和霍成君就是他的两个皇后,至于他们的故事,且听我慢慢说来。

汉宣帝刘询,原名叫刘病已,是汉武帝的曾孙。汉武帝在位时,刘病已的爷爷是卫太子刘据,兵变失败后被处死,汉武帝下令杀光卫太子一家三代,只剩下祖母和出生五个月的汉宣帝入狱。狱长怜惜刘病已年幼,便叫两位女犯人做他奶娘,哺乳他长大成人。

后来卫太子刘据案平反之后,汉武帝驾崩前大赦天下,恢复刘病已的皇室身份,五岁的他终于摆脱牢狱生活,走向了外面的新世界。汉昭帝登基后,将他收养在掖庭,每月发放一定的粮食和银两。奈何刘病已从小艰苦,早已习惯无拘无束的生活,经常溜出宫外见识市民生活,特别喜欢斗鸡赛马,一玩就是一整天。

刘病已作为皇室子孙,虽然流落在外,却有不少人对他关照。他爷爷原来的属下张贺对他疼爱有加,不但请名师教他读书识字,还撮合与典狱长许广汉的女儿许平君成婚。两人成婚后恩爱和睦,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公元前74年,汉昭帝驾崩后没有子嗣,朝廷重臣霍光考虑再三,将刘病已立为皇帝,那一年的刘病已18岁,就这样稀里糊涂成为汉宣帝。霍光原本打算立一个傀儡皇帝,没想到却成就了一个名留千史的君王。

刘病已称帝后,深知自己没有任何势力,大小事都听霍光的,唯一立皇后这件事寸步不让。当时他娶了两个老婆,一个是结发妻子许平君,另一个则是霍光的女儿霍成君。在朝廷上,文武百官一致举荐霍成君为皇后,但此时的刘病已却写下一道奇怪的圣旨:朕在穷困之时有一把宝剑,每天都随身携带,各位大臣能否帮找回?

这些大臣能坐到这个位置,自然不是吃素的,个个都是人精,细想一番之后,立马改了主意,纷纷上奏请求立许平君为皇后。就这样,许平君坐上了皇后的位置,这道圣旨被称为最浪漫的圣旨,“故剑情深”的故事也由此而来。

刘病已本以为能和许平君恩爱到老,却遭到霍成君的嫉妒,秘密毒死了许平君。丧妻之痛,加上霍光给的压力,不得已只能封霍成君为皇后,经过这件事,他深知自己掌权的重要性。霍光死后,刘病已逐渐瓦解霍家的权力,分别解除霍光儿子的职位。霍家预感大事不妙,发动政变时却被镇压,霍皇后被废掉,霍家一门全被斩杀,皇权正式回到了刘病已手中。

汉宣帝刘病已夺回皇权之后,正式改名为刘询,利用他的才华治理国家,他在位的二十五年里,汉朝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开拓了汉朝最辽阔的疆土,将西域三十六国纳入汉朝版图,从汉武帝开始,汉王朝与匈奴经历了最残酷的血战,最后由汉宣帝拿下这场胜利。

最重要的一点,汉武帝之后汉朝逐渐衰弱,是汉宣帝凭借一己之力,将汉朝由衰弱转为复兴,再次登上了更高的巅峰,史称“昭宣中兴”。纵观整个汉宣帝时代,军事、经济和政治文化,都到达了汉朝的最高峰,这样的成就汉朝任何一个皇帝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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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吉思汗(1162年至1227年,1206年至1227年在位)统一蒙古起,短短数十年间蒙古帝国就雄霸欧亚大陆,但自第四任大汗蒙哥(1209年至1259年,1251年至1259年在位)后蒙古帝国就名存实亡。自元太祖忽必烈(1215年至1294年,1260年至1294年在位)以下的元朝皇帝,虽仍兼任蒙古大汗并拥有蒙古本部,但其统治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原地区,金帐、伊利、察合台、窝阔台等四大汗国也不再听从号令,与中国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已经没有什么两样。

1368年元朝为明朝所灭后,最后一位皇帝元惠宗妥懽帖睦尔(1320年至1370年)逃往蒙古地区建立北元,仍以北元皇帝身份兼任蒙古大汗苟延残喘,但很快就被在与忽必烈的汗位争夺中失败的幼弟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儿于1388年袭杀篡位。北元的灭亡,黄金家族-忽必烈家族失去了在蒙古人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多数蒙古部落脱离黄金家族独立。正可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蒙古各部又回到了争夺蒙古大汗宝座的混战中。

明朝时期,蒙古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部落——兀良哈、鞑靼、瓦剌。兀良哈又称兀良哈三卫、朵颜三卫,即明朝册封的泰宁卫、福余卫、朵颜卫,原生活于大兴安岭以东,15世纪中期内迁至明朝北部边境大同、宁远、铁岭一线,后逐渐被鞑靼吸收消失于历史中。鞑靼也称蒙古本部、东部蒙古,1402年鞑靼部首领鬼力赤杀蒙古大汗坤帖木儿自立,由此明朝认为蒙古已灭,改以鞑靼称蒙古本部。瓦剌即西部蒙古,在清代又被成为卡尔梅克人、卫拉特蒙古、厄鲁特蒙古,原生活于今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属于蒙古人两大来源——“草原百姓”、“林中百姓”——中的“林中百姓”,实际上与蒙古本部的“草原百姓”差别很大,属于当匈奴人强大时草原上的民族都是匈奴人、当蒙古人强大时草原上的民族都是蒙古人,通过与黄金家族的世代通婚成为蒙古人中重要的一部分。15世纪初,当蒙古本部陷入纷争、汗位旁落时,首先起来争夺的就是瓦剌。

1423年,瓦剌首领脱欢趁鞑靼首领阿鲁台被明朝击败之际,于今克鲁伦河大败阿鲁台,一统瓦剌各部。1434年,脱欢再次击败阿鲁台,尽收其部众,一统东西蒙古。脱欢原本想自立为蒙古大汗,但因其不是黄金家族后裔,遭到部下的强烈反对,只得拥立元朝后裔脱脱不花,自己出任太师实际执掌政权。1439年脱欢病逝后,其子也先继位,瓦剌达致全盛时期,曾多次进攻明朝酿成“土木堡之变”。1452年脱脱不花死后,也先自称“天圣大可汗”,成为第二十八任蒙古大汗,但也其非黄金家族出身遭到非议。两年后,也先被部下暗杀,瓦剌由此衰落,后分裂为也先长子博罗纳哈勒统领的杜尔伯特部和次子阿失帖木儿统领的准噶尔部,即清朝漠西蒙古的杜尔伯特部与准噶尔部,两部均以“绰罗斯”为姓。

继脱欢、也先之后,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达延汗(1473年至1517年,1487年至1517年在位)于16世纪初统一漠南蒙古,重建了蒙古大汗的权威。然而,与也先一样,在达延汗去世后,所谓的权威也就雨打风吹去。不过,达延汗的后裔们奠定了清代漠北、漠南蒙古各部的基础。

达延汗晚年将察哈尔(今河北张家口一带)和乌梁海(今河北承德和辽宁西部)封给长子图鲁博罗特,即蒙古察哈尔部始祖;漠南河套(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包头一带)封给次子巴尔斯博罗特,即蒙古土默特部始祖;今宁夏、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和伊克昭盟一带封给三子阿尔苏博罗特,即蒙古多伦土默特部始祖。又将漠北、漠南原先各自独立的各领地整合为6个万户,分为左右两翼。喀尔喀属于左翼分为12部,内5部居住于喀尔喀河即今蒙古国哈拉哈河以东,将之分封予第五子阿尔楚博罗特;外7部位于河西,分封给小儿子格哷森札札赉尔。达延汗死后,内5部向南迁徙,在清朝成为内蒙古的一部分;外7部则留漠北地区,后发展为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赛音诺颜部等四部,即清朝的外藩蒙古、喀尔喀蒙古、漠北蒙古。

1517年达延汗去世后,次子巴尔斯博罗特继任蒙古大汗,但仅在位两年就被迫退位,由自兄长图鲁博罗特之子博迪(1504年至1547年,1519年至1547年在位)继任,蒙古汗位由此落入察哈尔部手中直至被清朝征服。巴尔斯博罗特虽只当了两年大汗,他的儿子俺答汗却通过东征西讨控制了鞑靼大部分地区,将察哈尔部驱逐到辽东、瓦剌驱逐到科布多、征服了青海,修筑了归化城即今呼和浩特,用武力迫使明朝同意开放互市,并独尊藏传佛教格鲁派。格鲁派首领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为俺答汗上尊号“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承认他为成吉思汗的化身,为全蒙古的大汗。

俺答汗之后,蒙古又陷入了混乱之中,大汗再次成为各部名义上的领袖。察哈尔部第四任可汗布延(1554年至1604年,1592年至1604年在位)甚至拿出了元朝的传国玺,以证明自己是蒙古的最高统治者,各部一笑了之并不在意。布延之孙林丹汗(1592年至1634年,1604年至1634年在位)继任大汗之后,矢志中兴蒙古,无奈遭遇满清的崛起,被满清击败后不得不西迁,最后死在了青海。1635年,林丹汗之子额哲与母亲苏泰太后奉传国玺降清,漠南蒙古各部向满清大汗皇太极上尊号“博格达彻辰汗”,蒙古大汗之位至此由清朝皇帝兼任,蒙古帝国传承由此断绝,实质上灭亡了。

此后,清朝又先后征服漠北蒙古、漠西蒙古,在漠南蒙古设置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绥远城将军,在漠北蒙古设置乌里雅苏台将军、库伦办事大臣、科布多参赞大臣、阿尔泰办事大臣,在漠西蒙古设置伊犁将军、西宁办事大臣,管辖蒙古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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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从亲政开始,一直试图夺权。但是他最终没有成功。

光绪皇帝是在16岁开始亲政的。

慈禧太后当初之所以选光绪为同治的接班人,就是因为光绪皇帝还只是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自然不能亲政,因此所有当政的任务,只能交给慈禧。

当光绪渐渐长大后,慈禧必须按照当初的承诺,让光绪亲政。但是,慈禧显然不愿意遵守这一点。因为把权力还给光绪,对于权力欲望强烈的慈禧来说是难受的。也因此,在光绪亲政之前,慈禧就开始未雨绸缪。

光绪15岁的时候,慈禧就宣布,想要尽快让光绪亲政。但是,以醇亲王奕譞为代表的一帮大臣,立刻纷纷上奏恳请慈禧,虽然皇帝可以亲政了,但是太后依然不能“退休”,在政务上必须要把关,要“训政”。朝廷中的各种事情,先要去向慈禧太后请懿旨,然后才能向皇帝禀报。直到皇帝大婚后。

这个话,实际上就表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模式,一点儿也没有变。

后来,光绪大婚,慈禧仍然没有放权,同样由大臣上奏,慈禧“勉为其难”接受,慈禧在大事上继续享有训政的权力。一旦皇帝“胡来”,慈禧将随时回来垂帘听政。

这样一来,就相当于慈禧在光绪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绳子,而且这根绳子还是一个活结。只要慈禧不满意,她拿着绳子一拉,立刻就会把光绪置于死地。

光绪在亲政以后,一直想找一些自己的帮手。他很明白,没有帮手,永远搬不倒慈禧。

但是要找帮手,却并不容易,必须要有机会。如果在亲政之前,就笼络大臣,必然会引起慈禧的警惕。而光绪生性又比较懦弱,因此,虽然他有那样的想法,但是他一直不敢有任何动作。

光绪亲政以后,其实他也不敢有任何动作。

光绪真正迎来机会,是在甲午战争之后。

由于清朝在甲午战争中输得非常惨,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因此,变法图强的声音,就在全国各地响起。这一点被光绪捕捉到了,因此,他以变法图强为名,开始组建自己的班子,培植自己的势力。

不过,光绪培植自己势力的行为,显然是很不成熟的。他在全国网罗的人,都是康有为、梁启超、刘光第、谭嗣同等等这样一些书生。这样的书生确实思想比较开化,对世界形势比较了解。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他们毫无政治基础。既没有朝廷中的人脉支持,手中又没有兵权等硬实力。他们能做什么呢?

说光绪不够清醒,就在于这一点。他不明白,他所发动的变法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夺权运动。既然是夺权运动,就应该想办法把权力搞到手里。他要能够掌控朝中大权,还要能够掌控兵权。他网罗的人才,主要应该是掌握权力的那些人。至于激进的知识分子,完全可能让他们担任智囊。但是他需要依靠的,还是有权的那些人。

当时有两个人,光绪应该提早就笼络他们,就是袁世凯和荣禄。其实可喜的是,这两个人并不反对变法,甚至一开始是积极支持变法的。尤其是袁世凯,一开始甚至是变法最积极的力量之一。荣禄也不反对变法,只不过他认为应该渐变,不该突变。

既然这两个人最初是积极的变法支持者,而且手中有很大的权力,就应该把他们网罗过来。但是光绪没有想到这一点。当时提倡变法图强的,只是一些知识分子。中国绝大多数穷苦百姓,并不明白变法是什么,也不支持变法。甚至由于当地旧地主旧乡绅的反对,他们还把变法看成是洪水猛兽。

当然了,群众基础不扎实,如果光绪掌控着权力,其实也无所谓。问题是光绪并没有掌控权力,因此,反对他的人,自然要以这个为借口。

光绪除了没有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外,他也没有获得国外的支持。固然,光绪如果想获得国外的支持,在当时的殖民环境下,说不定会吃亏。但是光绪完全可以借力打力,借一些外国列强的手,打倒慈禧集团,打倒另一些列强。等到他自己能够做主了,再变法也不迟。

光绪没有理顺政治体制,因而最终把一切都搞得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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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

鼠疫

分类: 读历史

晚清的东北人烟稀少,却爆发一场巨大鼠疫灾难,带走无数百姓的生命

满洲里,鼠疫从此开始传播

鼠疫,这是一种极为严重的瘟疫,其传染速度之快,致死率之高在众多瘟疫中可以说是十分突出。而发生在东北的这场鼠疫又正处清朝末年,尽管谁也没有想到鼠疫发生的次年,清帝国便在武昌起义之后轰然倒塌,但这场鼠疫对风雨飘摇中的清廷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挑战。

一、旱獭,鼠疫的病源所在

1910年10月25日,这对于清王朝来说本是平平常常的一天,但在东北黑龙江的满洲里,在中国土地的最北端,一场席卷了整个东北乃至华北的部分地区,持续时间长达半年之久的鼠疫由此爆发了。有意思的是这一场“鼠疫”却并不是由老鼠引发的“血案”,而是由生活在西伯利亚、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的一种名为旱獭的小动物引发的。

旱獭

原来在20世纪初期,旱獭的皮毛就如同今日的“貂皮”一般,是一种十分流行且象征着“高贵”身份的毛皮,人们将其通过特殊的手艺加工后,成色堪比市场上一向盛行的貂皮,由此旱獭皮毛成为国际市场上非常受追捧的商品。1910年在国际市场上成交的旱獭皮毛竟达到了1907年的六倍还要多。在鼠疫爆发的满洲里地区,1910年的成交量甚至到了250万张。高昂的利润促使东北地方与俄罗斯地方官员以及两国商人为谋利而雇佣猎人大量捕杀旱獭以获取其皮毛,甚至许多没有捕猎经验的人从内地“闯关东”至东北参与到这场“全民捕杀狂欢”活动中去。

偷猎获得的旱獭皮毛

由于鼠疫是一种自然世界中的野生动物疾病,虽然经常出现,但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其破坏性不会如此巨大。但由于许多没有丝毫打猎经验的农民盲目猎杀旱獭,致使许多携带鼠疫病毒的旱獭也被猎杀并拿去贩卖,这就使得旱獭成为鼠疫得以迅速且大范围传播的重要媒介与疫源物,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鼠疫就此爆发了。

二、鼠疫在东北蔓延

此次鼠疫其实在俄罗斯最先发生,由于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员稀少,鼠疫爆发之后得到当地政府的迅速管控,情况很快便得以控制。但由于俄罗斯将有感染鼠疫嫌疑的中国人驱逐回中国领土,使得大量捕杀旱獭的工人将鼠疫带回到东北地区,1910年10月25日,刚从俄罗斯回国的一位中国捕猎者在满洲里因鼠疫死亡,继而他所居住房屋的同伴、房东及其家人都随着死去,鼠疫就此爆发。

鼠疫导致无数人死亡

由于东北地区人员稀少,大量居住者都是从华北内地前来“闯关东”的,这些困苦的人多居住在简陋密闭的客房里,且一屋往往有数十人拥挤在一起,一旦爆发鼠疫,一个房屋的人都会因感染传播速度极快的鼠疫而暴病身亡,在医疗条件十分落后的此时,鼠疫无药可救。11月8日,鼠疫迅速从满洲里扩散至北满地区的中心城市哈尔滨,时任东三省总督的锡良曾对鼠疫的蔓延进行如此形容:“如水泄地,似火燎原”,可谓是十分形象的表现了疫情蔓延的迅速且广泛。鼠疫沿着交通路线一路南下,由北向南,由城市至乡村,民众死伤惨重,整个东北笼罩在死亡的恐慌紧张氛围中。鼠疫扩散至整个东三省然后南下至华北地区,山东都开始出现鼠疫,据统计,这次鼠疫共造成60000余人死亡,这对于人口稀少的东北地区来说可谓是数量十分庞大。

老照片:闯关东前来东北的谋生者

三、清政府的积极应对

尽管此时的清政府已是风雨飘摇,但面对如此迅速且危害巨大的鼠疫,中央政府依旧采取积极的措施用以抵制这场瘟疫的继续蔓延。清政府首先在中央成立“中央卫生会”并督促地方政府成立专用于防疫的机关,东三省都纷纷设立省级防疫总局,下设医务科等各种用以防疫的机关,东北地方政府还派出数十名工作人员在属地范围内挨家挨户的稽查鼠疫的防治与传播情况。除成立相应机构之外,清政府还颁发了有关防疫的许多条规章程,例如在奉天地区,政府颁发了《奉天防疫事务处订定临时防疫规则》,对防疫工作作出细致的规划部署,使工作人员得以有章可循。

地方成立的防疫机构

在清政府作出的种种防疫举措中,最为关键的一招便是将著名防疫专家伍连德派往东北并令其总管东北防疫工作,伍连德是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的海外华侨,1896年入剑桥大学攻读医学学位,1903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是我国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伍连德回中国之后担任中国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在1910年的鼠疫中被清政府任命为东北鼠疫防治工作的总管和外务部医官。伍连德前往东北后要求地方政府立刻对病人进行隔离,随后阻断主要交通线,以防止疫情的无休止蔓延,对于病逝者伍连德主张施以火葬,将死难者尸体全部烧毁以彻底断绝鼠疫扩散。

我国著名防疫专家伍连德

种种措施使得疫情得以控制,不再像爆发之初那样传播的如此迅速,而此次防疫工作也成为政府与民间共同合力,推动防疫体制完善与宣传防疫知识的重要窗口。尽管清王朝在疫情结束的当年便宣告结束,但鼠疫所推动的防疫工作的进步依旧被民国政府所继承,成为后世治理瘟疫的宝贵经验。

前往东北的防疫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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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

八国联军

分类: 读历史

1900年6月21日,慈禧下令颁布《宣战诏书》,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主动对外宣战,进攻的对象是一座教堂和几个使馆。

当时西什库教堂里,聚集了五千多中国人。他们大多是信奉天主教的北京市民,以及京畿地区逃难到北京的教民,对于这些走投无路的升斗小民来说,教堂外面本该保护他们的国家一夜之间成了他们的噩梦,他们的同胞成了与他们不共戴天的仇人。

西什库教堂原貌

慈禧宣战以后,对于怎么打,打哪里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方略。那个时候军机处已经成了摆设了,以往权倾朝野的军机大臣荣禄似乎已经失宠了,他大权旁落,老佛爷那些日子特别不待见他。

运筹于帷幄之中的,是炙手可热的端郡王载漪。

从年初开始,太平仓胡同的端王府就成了义和团的大本营,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天天在他家设坛做法,吃住都在他家。所以,太平仓那会儿是大清国的总参谋部,载漪把自己出行的“导子”借给了义和团的大师兄,那个以前土得掉渣的“张老师”此时沐猴而冠,出行时都要“净街”,排场堪比王侯。

其实宣战不过是个形式,京里对洋人的“战争”在宣战之前就开始了。

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去前门火车站接人,被董福祥的甘军给杀了。杀人的是甘军提督安沣,由于安沣的级别太高了,正一品武官,相当于现在的正军级干部,所以排除了误杀的可能,总理衙门没有任何辩解的借口。

更严重的是,杉山彬的尸体被交还时,头颅和四肢被砍掉,下落不明。甘军只交给日本使馆一个四四方方的肉墩子,这让同处中华文化圈的日本人难以接受。杀人的理由据说杉山彬只是一个书记生,却僭越乘坐在大清只能由王爷乘坐的高级马车里。杉山彬是个职业外交官,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甘军拦截他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身份如实以告,反而送了区区性命。

6月20日,听说大清国有可能对各国宣战,德国公使克林德不顾部下的阻拦,执意要去总理衙门讨个说法。德国使馆就在东交民巷的端头,离东华门很近,克林德像以往一样乘一顶二人抬的软轿过去。行至王府井大街与东华门大街拐角时,端王手下神机营的领催(官衔)恩海用弗朗机后膛火枪对着克林德近距离开火,一枪打死了克林德。

自首后的恩海

克林德是当时德皇的叔叔,德国男爵,在11国驻华公使中身份最尊,因此各国公推他为公使团领袖。

克林德之死使得北京的局势陷入绝境,端王知道不闹大他的下场会很惨。于是他伪造了一个各国给清廷的照会,言说慈禧必须退位,让光绪皇帝重新亲政,否则就派兵进京。于是慈禧怒不可遏,才有了宣战之举。

宣战第二天,端王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董福祥的甘军为主,攻打东交民巷的大使馆。另一路他亲自挂帅,领着义和团攻打蚕池口的西什库教堂。端王当时认为义和团刀枪不入,一旦真的打起来,肯定比董福祥的甘军更厉害。

但是真的打起来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的使馆都有洋人士兵,但不多。西什库教堂由于要保护几千人,所以兵多,计有30名法国海军士兵和10名意大利海军士兵。

东交民巷使馆区只有十几个美国海军士兵。但东交民巷负担不重,许多公使和参赞都已经提前离京躲出去了,最后是由美国使馆的秘书组织留守的外交官,还有胆大的厨子老妈子等勤杂人员两百多人,进行抵抗。

但不管是西什库教堂还是使馆,都是久攻不下。他们凭借洋枪负隅顽抗,端王爷第一次感觉到,人多力量并不大。

有史料记载,西什库教堂这边,义和团冲锋时,先由能通神的“老师”在阵地上做法,然后大家一窝蜂,一手提着刀,一手拈着香,高喊着口号冲上去。那一边防守的洋人先是静悄悄地看着,当义和团冲到眼前,一排子弹打过来,然后倒下一片。

久攻不下,载漪异常焦躁,请教义和团大师兄,大师兄说,要向太上老君请旨。向太上老君请旨在义和团里是一种垄断行为,必须由大师兄亲自进行,别的人不灵。

只见大师兄点燃一张黄纸,然后闭上眼睛,进入境界,浑身哆嗦一番后,满地打滚儿,接着,又沉寂无声。良久,大师兄睁开眼睛说,有奸细。

于是载漪带着义和团捉奸细。

第一站竟然直奔皇宫。大师兄说,他们有一种法术,往人的脑门上一拍,是奸细的话,人的脑门会自动出现一道红印。载漪丧心病狂,竟然把他们带到了养心殿,想去拍光绪皇帝的脑门。这一下惊动了慈禧老佛爷,慈禧大怒,当着光绪皇帝的面臭骂载漪。载漪的名字里面有个犬字,慈禧骂他人如其名,然后把他撵了出来。

光绪皇帝被慈禧此举感动得嚎啕大哭。载漪却非常郁闷,恨不能立即把当初给他起名的宗人府官员抓过来处死。

载漪平生有两件事最恨宗人府,一是他的名字,那个漪字实在不好。二是,本来他是承袭嘉庆帝第四子绵忻的瑞郡王的,可承旨的宗人府官员写错了,他糊里糊涂成了端郡王。

而且他最不愿意在光绪皇帝面前丢面子,可是却被慈禧老佛爷打了脸,这个面子不能丢,一定得找回来。

于是回家再请大师兄做法请旨,这一次大师兄说的很具体,说是西什库教堂有地道,奸细通过地道给洋鬼子送吃的。

于是就再搜。一搜搜到礼部侍郎联元的家,义和团把联元的家给抄了。联元异常愤颟,我堂堂大清朝臣,什么时候轮到一帮乱民来给我治罪了?

载漪是故意的,他早就看联元不顺眼了,慈禧要对各国宣战,举行王大臣会议讨论,满朝公卿和文武都不说话,只有联元慷慨激昂,直斥载漪为了个人野心拿祖宗基业当儿戏。

联元是八旗俊彦,正儿八经的两榜进士出身,内阁学士,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载漪说他是奸细,但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也不能放,因为义和团在搜查时,已经把他家给毁了,放了联元就得陪他的家产。

载漪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一咬牙自作主张把联元、立山,徐用仪一起绑到菜市口杀了。

立山是户部尚书,他得罪载漪是因为可怜光绪皇帝。大冬天里太监们虐待光绪皇帝,冻的他直流清鼻涕。立山自己熬了一锅浆糊,裁了几刀皮纸,把光绪皇帝屋子里的窗户缝里里外外糊了一遍。这件事在载漪看来是故意与他作对,他这边天天盼着弄死光绪皇帝,他好顺利上位太上皇,立山却上赶着巴结。

徐用仪被杀是因为他是徐桐和崇绮的眼中钉,当然也是载漪的眼中钉。徐用仪虽然是个举人,但在总理衙门里是一等一的洋务人才,他会说英文、法文和俄文,精通西洋外交方面的法律,是中国第一代杰出外交家。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是他指出俄国提供的中俄边境地图上有误,在中俄勘界时避免了中国损失几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杀他们三个人,就连慈禧也觉得没有道理,上谕里说,他们“任意妄奏,语涉离间”,这是强词夺理,一听就是莫须有。

加上此前被杀的袁昶和许景澄,载漪专杀大清稀缺的人才和人品高洁的忠臣,做实了混球品质。

东交民巷使馆这边,同样不顺利。

不顺利的原因是各国大使馆的都是西洋建筑,坚固异常,而且清一色是石头建的,放火都烧不透。尤其是美国大使馆,竟然异想天开修了地下室。

董福祥的甘军最精锐部分是骑兵,可是各国使馆的外交官不愿意去城外的野地里跟他打,而是躲在坚固围墙后面,像打猎一样朝甘军放冷枪。

甘军哪能受这样的气,董福祥心生一条毒计,想到了荣禄手里的克虏伯大炮。

本来甘军是荣禄武卫军的一部分,董福祥正儿八经地要听从荣禄的指挥。只是这个时候董福祥靠上了载漪这颗大树,早就不把荣禄当老大了。荣禄则乐得董福祥去另攀高枝,他早就意识到载漪不可能成气候,此时他心里只想两件事,一是怎样才能保全慈禧的安全,另一个就是秋后算帐时他自己怎样脱身。

董福祥去找载漪,载漪去找慈禧太后。

载漪说,攻打东交民巷,非有大炮不可,请太后下懿旨给荣禄,调他手里的克虏伯大炮,东交民巷指日可下。

于是慈禧把荣禄找来,让他把大炮交给董福祥。荣禄早就想好了对策,说是大炮不长眼,万一轰到了堂子,对不起祖宗。

清朝的堂子指的是关公庙,也叫太庙,里面除了供奉关公,还有开国时入了太庙的忠臣,此外,历朝紫光阁画影图形的功臣都在此供奉。这是皇家重地,如果被大炮轰一下,最轻的是坏了风水,谁也担不起责任。

可是载漪不干了,大清存亡之际,还顾得上那些不实之务?无奈之下慈禧只好严令荣禄交出克虏伯大炮。

荣禄对载漪说,炮可以拿出来,但不能交给董福祥。再说了,交给你们,你们会开炮吗?于是荣禄命人把大炮拉出来,架在东交民巷的胡同口。

有个年轻的炮兵管带去荣禄家里求见,他日后会大名鼎鼎,他就是二十年以后的山东督军、察哈尔都统、北洋上将张怀芝。

这个时候的张怀芝才二十出头,荣禄武卫军从德国克虏伯工厂买大炮,顺带培训开炮的士兵,张怀芝是其中的佼佼者。

荣禄不见他,可不见张怀芝不走,非要荣禄给个亲笔写的手谕。荣禄让管家告诉他,手谕没有,炮要照开,只要打不着使馆就行。

张怀芝说,大帅莫要侮辱人,只要一开炮,打不着使馆你拿我是问。而且,摆出来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就是不走。

最后荣禄还是出去见了他,对他说,炮要打,怎么打我不管,但不能真的打死洋人,你只要让宫里慈禧老佛爷听到炮声就行了。

张怀芝心领神会,手谕也不要了,扭头就走。

大炮轰了一夜,隆隆炮声吵得慈禧一宿没睡好,偏头痛病都犯了。

第二天一大早,顺天府来报,大炮越过了堂子,把大清国的翰林院轰塌了,顺带着轰塌了上百间民房,洋人死没死不知道,老百姓死了好几十。

在翰林院上班的,头一个就是徐桐。

徐桐是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同治、光绪皇帝,以及此时的大阿哥溥雋的师傅。

徐桐生平最恨洋人,偏偏他家就在东交民巷,而且他每天上班打卡的翰林院也在东交民巷,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常看见洋人路过,躲都躲不掉,气的要发疯。

于是他自撰一联,贴在大门上:与鬼为邻,望洋兴叹。

徐桐是理学大家,但他走的路子与曾国藩不一样,他和他的得意门生启秀两人把太上感应篇当武功秘籍来修炼,抬箕扶鸾,降笔请仙,是“誉满天下”的扶乩高手。

教堂久攻不下,大炮没有轰到大使馆,徐桐百思不得其解。他专程赶到端王府,向义和团大师兄请教。义和团大师兄仍然向太上老君请旨,然后煞有介事地对徐桐说,洋鬼子割了信教女人的阴部,列了阴门阵,这个阴门阵专门破义和神团的武功。

徐桐回家和几个人一起扶乩,研究了三天,然后告诉义和团大师兄他研究出的破洋人阴门阵之法,于是义和团发布团令,整个北京城内所有的女人,在攻打西什库教堂和使馆时,不得洗脸洗澡,也不得换洗内衣内裤,要“脏死”洋人。

而且,让义和团挨家挨户收集女人的经血,又到郊县去搜集狗来杀,用女人的经血和狗血破洋人的“阴门阵”。

董福祥毕竟是正规军,他不信这个。

端王和义和团信,西什库教堂前的阵地,各式各样的桶和坛子罐子,堆满了准备浇在教堂里的狗血和妇女的经血。只是每次冲锋都被击溃,狗血经血都淋在了进攻的路上以及自己阵地上。

正逢最热的七月流火天气,狗血经血召来了一团一团的绿头苍蝇,而且臭气熏天,隔着几里外都能闻到,义和神团首先就受不了了,端王第一个从阵地上撤回来,再也不想去了。

徐桐精心研究出的狗血临头战法没有破了洋人的阴门阵,反而先破了义和神团的功夫,那些日子,端王载漪天天骂他是老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历时两个多月的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战役”无疾而终。

慈禧和光绪“西狩”,载漪连夜跑路,徐桐在家里投缳自尽,却被他儿子骗了。崇绮夫人最刚烈,率领全家八十多口人自焚,崇绮跑到山西,听到噩耗以后了无生趣,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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