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种周期性发作的病，关于烟花爆竹禁与放的争论，一到了春节前后就会成为公众舆论的热点话题。

主张“禁”的一方，所持依据不外乎爆炸伤人、引发火灾、制造垃圾、烟尘污染、噪音扰民云云；坚持“放”的一派，则习惯于拿“不放炮就没有年味儿”、民俗传承等说事儿。在民意的拉锯中，公共政策采取了折中主义——以太原市为例，早在1994年，就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禁止燃放，而在此后的1997年和2000年进行修订，改“禁”为“限”，从一刀切的“禁”，调整为限定“时间、地点和品种”燃放烟花爆竹。

众声喧哗不已，形势悄然变化。今年太原烟花爆竹开售首日，销售点老板一脸苦笑抱怨生意不好做：“一天下来，卖了不到100块钱。”而今年全市烟花爆竹销售网点，在去年大幅缩减43％的基础上，又缩减了5％。

烟花爆竹燃放有理的论调，固然不乏拥趸。但只要从公共利益的立场出发，“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法则从未失效，和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环境污染等危害相比，所谓的“年味儿”等愈发显得虚空缥缈。

且不说那些被烟花爆竹炸伤的孩子，且不说那些烟花爆竹引发的灾祸，仅仅是那烟花爆竹炮制的霾——去年大年初一，太原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涧河监测点，0时至1时，PM2．5污染物浓度最高达每立方米1．48毫克，接近六级严重污染标准的3倍。非独太原，国内北京、天津等其他城市也出现类似情况，因燃放烟花爆竹空气中主要污染物浓度达到日常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追溯燃放烟花爆竹的源起，本是蒙昧时期的先民们驱鬼除瘟的一种活动，尽管绵延数千年已成国人春节习俗，但生活在现代都市中人依旧乐此不疲，实在是自讨苦吃。和农耕时代，或农村里平面的、分散的居住生活环境不同，现代都市人的住房以立体的高层建筑为主，譬如点燃一个二踢脚，它的第二声，在农村是“啪”的一声，脆脆地空中炸响，且因为空间开阔，片刻间硝烟散尽；而在城市的高楼之间，则是就在10楼居民的窗外“轰”的一声，余音嗡嗡作响，楼间距逼仄声音共鸣使然，人俨然一只只困在巨大音响中受惊的老鼠。世易时移，一种瞬间的感官快乐，已经异化为扰邻扰民的恶搞——就让那寂寞的烟花，冷得更猛烈些吧！

然而，公众的环保意识、公德意识的养成，显非一日之功；禁放、限放政策囿于“法不责众”，难免力有不逮。借力市场之手，加速“寂寞烟花冷”，或许不失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因为，从商品属性考量，烟花爆竹并非生活必需品，是否可以考虑像对奢侈品一样，对烟花爆竹产品加征重税，以抬高消费门槛，进而抑制烟花爆竹的市场需求？如果一挂鞭炮的价格贵到了让人肉疼的地步，绝大多数价格敏感群体，自然也就弃之不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