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31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卫生部等8部委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整顿药品和医疗服务市场价格秩序的意见》。其中就提到“推行由生产企业在药品零售外包装上标示建议零售价格的制度”。说话儿的功夫，快五年了。

    2008年，在新医改征集意见稿中提出：“在合理确定利润的基础上统一制定零售价，推行在药品外包装上标示价格制度”。

     今年的两会上，又有许多代表和委员重新提出。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副市长刘顺妮建议，要建立一个政府监管，公开透明的药品价格强制公示制度。全国人大代表、高州市人民医院院长钟焕清提交建议：全国统一把药品的出厂价、批发价、零售价标明在包装上，取消销售的中间环节，让医院直接从网上和药厂采购。

    那么，这一治本之策为什么就是不见动静？为什么总是在纸上谈兵？

    第一，同一个厂家的同一种产品在不同的地区，因流通成本的不同，售价不一定相同。

    第二，企业出厂价也可能掺杂大量水分，以便为药商预留利润空间。

    第三，药品价格虚高的关键环节在医院，而不是零售药店。

    其实这三点貌似言之凿凿的理由，都经不起推敲。我只要说一件事，便足以让以上三条理由乘以零，让其得数归零。

    中国的报纸、书籍和刊物上，不都明晃晃地印着定价吗？不都是全国各地一个价吗？流通成本的不同，售价就一定无法相同吗？中国的全国性报纸、书籍和刊物出厂价中，都掺杂了大量水分，以便为书报商预留了暴利空间吗？至于说到药品价格虚高的关键环节在医院，而不是零售药店。如果药品包装盒上印上标价3.50元，医院敢卖35元吗？

    中国的报纸、书籍和刊物上都印着定价，它既保证了报刊书籍定价的透明，又保证了书报刊市场的公平竞争，还保证了书报刊分发市场上的利益的合理分配。既然可以在书籍报刊上这样做，为什么就不能在药品上这样做？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中央常委储亚平建议说，我们可以像台湾的药品销售一样，实行明码标价。他说，台湾的药品上面都标有成本价、零售价，患者可以看价买药，这样就不存在虚高。

    在中国台湾行得通，在中国大陆怎么就行不通呢？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药价有多黑，又多么地需要透明：

    2006年10月31日，因“欣弗”事件被免职的安徽华源医药公司总经理裘祖贻以死谢罪，在家中上吊自尽。他死后，在他的遗书中，许多人所不知的内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哟。他说：“欣弗”每瓶的出厂价仅为1.50元，可医院用在病人身上的售价为38元。在惊人的“欣弗”药品暴利中，药厂所获得的仅为勉强维系生存之微利，绝大部分利润落入了医院和医生的囊中。

    不要以为这只是个非常极端的个案，这样的例子能举出一万个。随便再举一个吧：

    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000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在香港售价仅为300美元，合人民币不过2000元，比国产的还便宜。可到了医院便成了38000元。这样的暴利，赶上贩毒了吧！

    如果“在药品包装上印上标价”这样的事能发生吗？这是能让药品暴利一箭穿心的绝招儿，而且可操作性极强。可越是这样的改革方案，就越难以被采纳。因为它会遭到医药暴利的蚀利者的拼死抵抗。而且，他们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拥有强大的隐形的决策权。所以医改才会如此地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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