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人们在评价王维边塞诗时,多把这首诗列入富有“爱国热情”之内,大而化之地肯定其思想意义.例如陈贻欣的《王维》引了这首诗之后评论说：“在这里,诗人政治上、心灵上的阴影,全部为雄伟粗犷的大自然、为激昂的爱国热忱一扫而光.在这里,他的青春再度闪耀着光彩,显示出他性格中积极活跃的一面.”（见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二卷第172页）至于某些专门的作品赏析文章,褒扬之意就更加鲜明了,例如张燕瑾《唐诗选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46页归纳这首诗的主题思想说：“这首诗通过描写出使塞上的所见所闻,勾勒出祖国边疆的壮丽风光,表示了对守卫边塞、报效国家的唐军将士的崇敬,洋溢着诗人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 
    这种结论是否正确?最好还是弄清具体的历史背景之后再下结论。

    王维这次以监察御使身份奉命出使边塞,时间是开元二十五年三月,任务是代表朝廷去宣慰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大败吐蕃的战功,这一点评论者皆无异说.问题是崔希逸这次“战功”是怎样取得的?战争的性质是否属于正义?论者却似未作深究。 
    《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二十五年“三月乙卯,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自凉州南率众入吐蕃界二千余里.己亥,希逸至青海西郎佐素文子觜与贼相遇,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刘煦虽然处于民族偏见,称吐蕃为“贼”,可他毕竟还是尊重事实：“入吐蕃界二千余里”,这种突然袭击还不算侵略吗?人们要问：这次出兵的起因是怎样的呢? 
    据《资治通鉴》记载：开元二十五年三月,“己亥,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袭吐蕃,破之于青海西.初,希逸遣使谓吐蕃乞力徐曰：‘两国通好,今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请皆罢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按崔带散骑常侍官衔镇河西）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专以边事相委,万一有奸人交斗其间,掩吾不备,悔之何及!’希逸固请,乃刑白狗为盟,各去守备；于是吐蕃畜牧被野.时吐蕃西击勃律,勃律来告急,上命吐蕃罢兵,吐蕃不奉诏,遂破勃律,上甚怒.会希逸兼人孙诲入奏诏,自欲求功,奏称吐蕃无备,请掩击,必大获.上命内给事赵惠倧与诲偕往,审查事宜,惠倧等至,则矫诏令希逸袭之.希逸不得已,发兵自凉州南入吐蕃二千余里,至青海西,与吐蕃战,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自是吐蕃复绝朝贡”。
    原来早在开元十八年,唐与吐蕃就在赤岭竖分界碑,约定互不侵犯,从此六、七年间双方相安无事.崔希逸本来是持重安边的将领,不愿违背自己主动与吐蕃守将乞力徐的盟约.但他的副官孙诲自欲贪功,故怂恿玄宗搞突然袭击.玄宗虽是好大喜功,但也不愿违背赤岭之盟,只让宦官赵惠倧同去“审查”,而赵则假传圣旨让崔进兵.崔迫于君命不敢有违,就在吐蕃早已撤消边防的情况下深入敌国二千余里,斩首二千余级.这次侵略战争不仅给吐蕃人民造成重大灾难,而且也使唐朝遭受严重损失：小勃律与吐蕃和亲并归附于它,（自然主要是迫于吐蕃的军事压力）西域二十多个唐属国却因唐朝外交失信而转向吐蕃朝贡,唐与吐蕃的长期友好关系从此便破裂了.崔希逸自愧食言,不久内调河南尹,抱疚而死.这就是《使至塞上》写作前后的时代背景    王维还有一首《出塞作》,题下原注：“时为御史,监察塞上作”.说明与《使至塞上》是同时写的.其中。

    歌颂崔希逸：“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把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王维主张军事征服,而反对与少数民族和亲：“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送刘司直赴安西》）天宝八年,哥舒翰以数万士兵死亡的代价攻取吐蕃微不足道的石堡战,李白、杜甫等诗人对此都持批评态度,而王维却写了《贺神兵助取石堡城表》,对玄宗的黩武开边、哥舒翰的“战功”大加吹捧.这说明王维对边境战争存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因而他才会采取不分是非,单纯颂扬边功的态度,和李、杜等人相比、见识之高下显而易见。

    我们必须考察作品的时代背景,考察作家对该类问题的一贯立场,再来具体分析这篇作品的主题思想,才能得出较为符合实际的结论。

    因此,笼统地说此诗表现了诗人的“爱国热情”,显然是不恰当的.我们只能说：“此诗叙写了作者奉命出使边塞的责任感和自豪感,以及塞外沙漠的壮景奇观,歌颂了唐帝国的幅员辽阔、国力强盛和声威远震的边功,但作者对这次战争的性质缺乏正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