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于河南浚县大伾山龙洞内，被誉为该山镇山之宝的《康显侯告碑》，据《河南碑志叙录》等资料介绍，是由当时的“浚州州学教授”黄翰于宋宣和元年（1119）撰文并书丹的。然而，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该碑的敕文部分，当为宋朝徽宗时期太师蔡京所书。也就是说，该碑是现存为数不多的蔡京所书碑刻之一。

《康显侯告碑》通高3.7米，碑版高2.7米，宽0.9米。碑由碑首、碑版、碑座三部分组成，而碑首又包括汉文篆字、草体梵文、蒙古语巴思巴文三种文字。汉文篆书为“康显侯告”；草体梵文为佛教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蒙语则为“大名路浚州达鲁花赤题”。碑身共分六层。第一、二层为蔡京手书的敕文，三、四、五层为吏部的批示和告印，敕文和批示文均为行书，第六层则为楷书记文。敕文落款为“政和八年闰九月八日”，上覆“尚书吏部之印”金鉴，后有一竖排楷体字，字体虽然很小，但仍清晰可见“太师鲁国公臣京免书”字样。

碑身最下层的楷书记文，则详细记录了当时皇帝亲封龙洞之神为侯爵的缘由：政和八年（1118），尚书郎徐公在浚州体察民情，时值大旱，徐公率部下到龙洞祈雨。当晚，即阴云密布，大降甘霖。这一年“麦秀两歧，一禾四穗”获得了大收成。于是，徐公上书皇帝为龙神请封。一向信奉道教的宋徽宗欣然准奏，封大伾山龙洞之神为“康显侯”。

据《宋史·蔡京传》载：蔡京于大观元年（1107）拜太师，政和二年（1112）徙封鲁国。由此推算，刻于宋宣和元年（1119）三月的“康显侯告碑”，刊刻时，蔡京已是鲁国公了。蔡京弄权误国，人品自是很低，但其书法却气势豪健，自成一格，名动当时，世所公认。书界一般认为，宋代四大书家“苏、黄、米、蔡”之“蔡”，原来即指蔡京，后来因为有人不齿于蔡京的人品，才把蔡京改成蔡襄的。

据史料记载，蔡京是个首鼠两端的小人。早年他追随司马光向王安石的新法反攻倒算，可谓雷厉风行，受到称赞；后来有个叫章惇的人恢复了新法，蔡京又转而依附章惇。被贬后，他与权臣童贯勾结，以自己所画屏风、扇子等物进献给宋徽宗；掌权后，命朱勔从全国各地收罗各种花石树木运往京师，供宋徽宗赏玩，是谓“花石纲”。据说，仅运“花石纲”的船只所使用的役夫，就多达几千人，而一船“花石纲”所需费用竟高达30万贯钱。《宋史》说蔡京 “见利忘义，至于兄弟为参、商，父子如秦、越”；“输货僮隶（贿赂者）得美官，弃纪纲法度为虚器。”天下人无不为未能将其绳之以法、杀头弃市而感到不解恨。关于蔡京的死，王明清在《挥尘后录》中写道：“初，元长（蔡京字）之窜也，道中市（购买）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遂穷饿而死。”据说，蔡京在被流放之前，曾准备有满满一车搜刮来的金银财宝，以为钱能通神。可是在上路之后，蔡京发现一向惟利是图的商人，一个个都变成了舍生取义的君子：凡知其身份者，开旅舍的不给他开房，开饭店的不对他营业，开小商品杂货店的，不卖给他食品。以至于从开封到长沙，蔡京走得非常狼狈。到长沙后，蔡京无处安歇，只好住到城南的破庙里。由于饥寒交迫，病困交加，其生命最后就终止在这里。

其实，发现《康显侯告碑》上的敕文部分当为蔡京所书，应归功于一个叫刘会喜的人。2004年正月浚县大伾山庙会期间，身为浚县文物旅游局工作人员的刘会喜在陪客人参观“康显侯告碑”时，对“史鲁公……京……”这几个字就发生了兴趣。由是产生了这个“太史鲁国公”是不是蔡京的设问？他当时也不敢肯定，因为此前所有的资料均显示，该碑为黄翰撰文并书丹的。陪客人参观结束后，刘会喜向当时的县旅游局副局长张富民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在张富民的带领下，文物局工作人员再次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通过仔细核对认为，“康显侯告碑”敕文后小字当为“太师鲁国公臣京免书”。

通查有关典籍，如《宋史·蔡京传》载：蔡京于大观元年（1107）拜太师，政和二年（1112）徙封鲁国。至政和八年，蔡京这两个封号都没有变化。所以，此处“太师鲁国公臣京”应是蔡京无疑。至于为何不署“蔡”姓，这可能是当时的书写习惯。比如该碑的第三、四、五栏有许多签名，如“门下侍郎时中”、“尚书右丞致虚”，也是只有官衔及名而不署姓的。“时中”为白时中，“致虚”当为范致虚，均未署姓。宣和三年，蔡京在嵩山所题“面壁之塔”摩崖落款署的也是“太师鲁国公京”。张富民等认为，此碑敕文、记文两部分书体风格迥异，敕文显然是按敕告原样分五段复制的，均为蔡京书写。第六栏记文当为宣和元年（1119）立碑时，浚州州学教授黄翰撰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