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魏国人，魏文侯时任邺令，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水利专家，并曾立下赫赫战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西门豹还是一位无神论者。

西门豹初到邺城时，看到这里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百业萧条，一片冷清。经过调查才知道，这里迷信横行，多数官吏不作为，百姓更是为“河伯娶妇”所困扰。

河伯是水神，传说名字叫冰夷（或冯夷），由于渡河淹死而成为水神。其形象是半人半鱼，上半身是人形，萧洒漂亮，下半身则是鱼尾，喜欢乘荷叶做蓬的水车。由龙螭驾辕，和女郎们在九河遨游。为“河伯娶妇”就是为讨好河伯，乞求免灾的仪式。届时，将选中的民女放在一张下面铺着蔑席的花床上，几个大汉抬着推进河里。开始时，花床还漂浮在水面，顺水漂流后，花床就渐渐沉没了，民女自然有去无回。这时，岸上欢天喜地送亲的鼓乐与“新娘”亲属们生离死别的哭声齐鸣，令揪心，使人愤怒。西门豹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段，让主持人、操办者也品尝了投河喂鱼的滋味。这一招立竿见影，恶俗从此终止。

西门豹巧妙地利用三老、巫婆等地方豪绅、官吏“为河伯娶妻”的机会，惩治了地方恶霸势力，遂颁律令，禁止巫风，教育了广大的百姓。原先出走的人家也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同时，他又亲自率人勘测水源，发动百姓在漳河周围开掘了12渠，使大片田地成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实行“寓兵于农、藏粮于民”的政策，很快就使邺城民富兵强，成为战国时期魏国的东北重镇。由于西门豹治邺有方，深受人民爱戴，故后人纷纷为其修祠建庙，以为祭祀。

至于西门豹祠有几处，历史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现存于安阳县丰乐镇的西门豹祠，又称大夫祠，据明朝《河南总志》记载是北齐天宝年间建造。但后来考证则始建于东汉年间，北齐只不过为其进行了修葺而已。《水经注》写道：“漳水又东北径（经）西门豹祠前。祠东侧有碑，隐起为字；祠堂东头石柱勒铭曰：‘赵建武中所修也。’”魏文帝（曹丕）《述征赋》曰：“羡西门（豹）之嘉迹，忽遥睇其灵宇。”

这里要说明的是，“赵”是十六国时代的后赵，“建武”则是石虎当后赵皇帝时的年号，时间是公元335——348年。魏文帝曹丕在位七年，时间则是公元220——226年。《述征赋》写作年代不详，但可断定写于他在位期间。后赵石虎时代，距《水经注》作者郦道元的北魏非常近，可他却说西门豹的祠碑“隐起为字”，可见刻立时间已久，应在曹魏时期或它以前。那么“建武”年间“所修”的可能只是西门豹祠。

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当时的邺县令马益，在把西门大夫神像的帝王袍服冠冕，改为古县令装束的同时，又将“豹神庙”改称为“西门大夫祠”。该祠于1924年毁于战火，现仅存宋、明、清和明国时的石碑，但是大部分石碑上字迹漫漶，难以辨认年代。由于年久失修，西门豹祠只剩一壁残垣。2010年，西门豹祠遗址修建了围墙，准备重建西门豹祠。然由于资金短缺，也仅仅修建了围墙把地址圈起来而已。

河南境内现存有关西门豹的碑刻较多，著名的有两通，即《西门豹祠堂碑》和《西门大夫庙记碑》。《西门豹祠堂碑》全称《清河王高岳造西门豹祠堂碑》，北齐天保五年（554年）立，高2.27米，宽1.63米，口光族撰，姚元标书，江希遵篆额，潘显珍刊石。碑阳隶书29行，每行44字；碑阴正书6列，每列计33字。额篆书阳文“西门君之碑颂”2行6字。书法方整茂丽，宽博劲挺。清杨守敬《平碑记》曾评价道：“书法变古劲为丰腴，波磔亦不用折刀头之法，竟与正书相去不远。北齐一代分书多如此类，虽不及元魏之峭拔，亦无寒俭之气。”

而刻于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七月的《西门大夫庙记碑》，为马益之兄马常撰文，马益等人共立，无书丹人姓名。该碑通高1.73米，宽0.90米，厚0.18米，额篆书“西门大夫庙记”6字。碑文楷书，22行，满行34字。碑文除颂扬了战国时魏国邺县令西门豹破除迷信，革除为河伯娶妇的恶习，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绩外，对马益改西门豹塑像的装饰和西门豹祠称号的做法也进行了肯定。是一通很有史料价值的碑刻。

眼下的西门大夫祠遗址上，除《西门大夫庙记碑》外，还有明弘治七年（1494年）立的《重修魏邺令二公庙记碑》、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立的《重修邺二大夫祠记碑》及一通地界碑。这些碑刻都十分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