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因爱读书，工诗书画，与柳如是（1618－1664）、王修微（1600－1647）有三鼎足之誉。其诗“清扬婉妩，如晨露初桐，又如微云疏雨，自成逸品，绝去饾饤习气”，亦工词。著有《竹笑轩吟草》《竹笑轩诗余》《明心录》等。

       丈夫 葛征奇（号介龛），浙江海宁人，明末进士，官至光禄卿。其侧室李因是明末清初著名女画家，二人因艺术结缘，常合作书画，葛征奇曾评价"山水姬不如我，花鸟我不如姬"。他不仅以诗文见长，著有《芜园诗集》，更以艺术赞助人身份推动李因的创作生涯。 

       李因少时家境贫困，却“生而韶秀”，嗜书爱画，并得到父母的支持。她常“积苔为纸，扫柿为书，帷萤为灯”。虽生活艰难，缺纸少笔，但她经常在青苔之上或者用落下的柿树叶写字作画。在这样的艰难家庭环境里，李因通过刻苦学习，诗画“便臻其妙，年及笄，已知名于时”。后因家贫而沦为歌伎，成为江浙名妓。 

       浙江海宁人光禄卿葛征奇见到李因的《咏梅诗》中有“一枝留待晚春开”之句，对她的才华大为赞叹，顿生倾慕之心，纳李因为侍妾。 婚后李因随葛征奇职务调动，“溯太湖、渡金焦、涉黄河、泛济水、达幽燕”，15年中几乎跑遍半个中国，仍孜孜不倦，嗜书成癖，即在旅途、车船、驴背，均不忘读书吟诗。时值明末，天下大乱，李因一次乘舟过宿州，兵变猝起，她的行李首饰尽失，但是她独抱诗稿而逃。明崇祯十六年（1643），李因著诗集《竹笑轩吟草》和《续竹笑轩吟草》各一卷，诗作共260余首，多为旅途之作，其诗笔清奇，有中唐遗韵。葛征奇为李因的诗集作序，称其诗“清扬婉妩，如晨露初桐，又如微云疏雨，自成逸品，即老宿臣公不能相下”。

       李因擅墨笔山水、花鸟，颇自负，自比唐王维。李因工水墨画，绘画题材多以菊花、绣球、荷花、梅花等花卉及芦雁、燕子、翠鸟、麻雀等常见的禽类为主。她早期的画作模仿宋代米芾、米友仁父子，作品多以淡墨点染，师承了米氏父子“以烟云掩映树石”的艺术风格，朴拙淡雅，苍古静谧，并不显得有闺阁之气。葛征奇尝坦言：“花鸟我不如姬，山水姬不如我”。其夫每加以题跋，必在画上钤以“介庵”的印章。 葛征奇和李因的字号分别是“介龛”与“是庵”，“介庵”是从两人字号中各取一字而成，可见两人情感之深。 

       李因又师法画家陈淳（1483—1544）、叶大年，常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的灵感，所绘花鸟生动高淡，花姿的夭斜，鸟的飞跃，常于笔下阙然活现。李因对传授自己画技的先生怀有很强的感激之心，据说她曾用沉香刻陈淳之像，奉之号而拜之，以表达自己的崇尚之情。 

       其画多用水墨，幽淡欲绝，于形似之外求其神，在中国古代女性画家中十分少有。画不仅得陈淳之真髓，还注重师法造化，追求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 据画史记载，李因“每遇林木孤清，云日荡漾，即奋臂振衣，磨墨汁升许，劈笺作花卉数本”。经过不懈努力，她最终在创作上以潇洒随意及疏爽隽逸的艺术风貌备受时人赞许。清窦镇《国朝书画家笔录》中对李因花鸟画的评价：“水墨花鸟苍古静逸，颇得青藤（徐渭）、白阳（陈淳）遗意。所画极有笔力，无轻弱态，当时名誉甚隆，真闺阁翘楚也。”陈维崧在《妇人集》中称她：“作水墨、花鸟，幽淡欲绝”。 

       清顺治二年（1645）葛征奇去世，李因年三十五岁，在此后的四十年岁月中，李因以“未亡人”自称。中晚年的李因生活“茕然一身，酸心折骨”，四壁萧然，时不能举火，靠纺织为生，兼以作画自给。此时李因画技更加高超，“求是庵之画者愈众，遂为海昌土宜馈遗中所不可缺之物”，甚至还出现了很多假借她名的赝品。李因后期的画作风格，同其生活处境一般，虽画技更高一筹，但往往内含凄淡，而创作则更为潇洒隽逸，彻底摆脱了早年的刻意构图的修饰和笔致纤弱的弊病，风貌大进，“苍秀入格，点染生动，大幅益佳，此闺阁而得士气者”，备受时人称赞不已。 

       李因虽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却始终以明人自居，在画中从不署清代年号。李因晚年仍奋发学习、写作，正如自述所谓“白发蓬松强自支，挑灯独坐苦吟诗”。其后期之诗，格调更加深沉。论者谓“沈郁抗壮，一往情深，有烈丈夫所难为者”。

    

       李因的画作有《松鹰图》《群峰霁雪图》《莲鸭图》《芦雁图》《荷鹭图》《花鸟扇面》等。 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的《花鸟》卷，是李因于明崇祯七年的作品，卷末有葛征奇的题跋。李因墨笔画四时花卉，如牡丹、玉兰、月季、绣球花等，其间穿插燕子等鸟雀，构图灵活大方，树枝运笔苍劲有力，落墨为叶，花头或用墨笔写出，或单用笔勾勒出形，鸟雀也刻画的生动形象，或休憩、或跳跃、或疾飞，全画毫无女子的纤弱之气，潇洒似陈道复。因此《明画录》评其作品“苍秀入格，点染生动，大幅益佳，此闺阁而得士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