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由中国士人在许多世纪中培养起来的，而中国的士人是相当具有世界性的。与欧洲的文人不同的是，中国士人不管来自何方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在西方人看来，文化与区域相连，各地的风俗和语言就标志着各种文化。但对中国人来说，文化是宇宙性的，所谓乡俗、风情和方言只代表某一地区。要理解这一区别必须理解‘礼‘这个概念。 

　　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正因为西语中没有‘礼‘这个概念，西方只是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似乎文化只是其影响所及地区各种风俗习惯的总和。如果你要了解中国各地的风俗，你就会发现各地的风俗差异很大。即使在无锡县，荡口的风俗也与我在战后任教的荣乡不同。国家的这一端与那一端的差别就更大了。然而，无论在哪儿，‘礼‘是一样的。‘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比如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征兵、签订和约和继承权位等等。要理解中国文化非如此不可，因为中国文化不同于风俗习惯。 

　　中国文化还有一个西方文化没有的概念，那就是‘族‘。你可以说是家。在家里‘礼‘得到传播，但我们一定要区分‘家庭‘和‘家族‘。通过家族，社会关系准则从家庭成员延伸到亲戚。只有‘礼‘被遵守时，包括双方家庭所有亲戚的‘家族‘才能存在。换言之，当‘礼‘被延伸的时候，家族就形成了，‘礼‘的适用范围再扩大就成了‘民族‘。中国人之所以成为民族，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准则。当实践与‘礼‘不同之时，便要归咎于当地的风俗或经济，它们才是被改变的对象。（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