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故事之二十一

——关爱《韬奋与出版》的吉少甫与方学武

  我进学林出版社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编写《韬奋与出版》一书。1981年2月12日上午，副局长吉少甫、刘培康和生活书店老同志、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方学武找我，说是北京将要设立韬奋出版奖，上海打算编写一本反映韬奋与生活书店历史的书作为配合。局里非常重视，决定由学林社负责，并要成立编写组和顾问组等等。最后，确定由我和生活书店的老同志钱小柏负责编写，虽然没设顾问组，但实际上，吉少甫和方学武确称得上是真正的顾问，在该书编写过程中，他们给予了许多具体的关心和指导。

吉少甫（1919.7.23-2008.10.10），江苏扬州市人。从事出版事业70年。曾任桂林、香港新知书店经理，重庆、上海、香港群益出版社经理，上海教育图片出版社社长，上海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上海三联书店名誉总经理和顾问，上海出版局副局长、顾问。主编《中国出版简史》和《郭沫若与群益出版社》，著有《书林初探》等。他对我和学林社的工作一直都很关心。除了交办编写《韬奋与出版》一书的任务，还认真审读初稿并提出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2002年，我调到韬奋纪念馆工作，同时被任命兼出版博物馆筹备小组的副组长。他于2004年5月19日约我去他家面谈，主要是谈他对做好出版博物馆工作的意见，也谈了对韬奋纪念馆的希望。照片1就是在他家拍的。照片2到7，是我在不同场合给他拍的：2是他与女儿，3是他与袁信之、田鸣夫妇，4是他与巢峰等人，5是他与巢峰、欧阳文彬等人，6是他与陈振康、万启盈，7是与袁信之、王种兰、刘培康 。遗憾的是，我竟没有一张与他合拍的照片。

方学武(1917.2-2007.2.16), 江苏昆山人。1936年8月考入生活书店做学徒。1939年入党。1949年5月作为军管会成员参与接管上海出版单位，曾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上海译文出版社任职。他的“顾问”工作就更多更具体。

1981年6月11日到7月5日，我和钱小柏去北京访问三联书店老同志，他极其热心地给我们提供线索和访问建议，先是写信告诉我们如何区别对待被访问者，还在我们开列的35位访问者名单后面一一注明该人身份、健康情况、访问重点和注意事项（如胡愈之后面写“年老有病，只能谈得短些”，范用后面写：“是读书出版社工作的，现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有水平，可多谈谈”等），还增加了王仿子、孙洁人、胡耐秋、丁洁如4位并作了简单介绍，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原来他还说要同我们一起去北京，后因他工作忙跑不开而未成行。

那次，我们访问了包括胡愈之、徐伯昕在内的生活书店老同志30多位，唯独张锡荣同志因为在杭州休养，未能见到。鉴于他当时是生活书店的骨干，与韬奋的接触比较多，我们还是希望能去访问一次。当方学武得知此情况时，又多次与张联系，终于确定11月15日他和我们一起到张的休养地杭州去访谈。由于张身体不太好，每次只能谈小半天，一共谈了3个半天，他也就陪了我们3天。趁下午有空，我们3人去了一次绍兴，拜谒了鲁迅故居，在门口留下了珍贵的合影（照片9）。

    书的初稿出来后，社里打印了几十份送给有关同志审阅，他认真看过，提了几十条修改意见。还在给我的信中建议说：“此书，实际上不仅出版工作者应该看，而对服务社会的同志们也有参考价值。问题是各出版社负责人未必都能有，要求他们出钱购买也是少数。因此，我建议请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发一份通知，要求上海各出版社购买若干册，分赠社级干部。”此书出版后，他说自己“抱着学习的态度”“‘捉错’的负责态度”，又仔细读了一遍，给我写了4张纸的长信，肯定之余，指出了尚存的一些不足。态度的认真，令人感动。

方学武对我的工作也是一贯关心和爱护。早在1993年12月14日，曹予庭就告诉我说，方学武要推荐我去当韬奋纪念馆馆长。我说：“兼职可以，专职不去。”他后来就取消了这个动议。没想到，2002年，我真的到了韬奋纪念馆去任职，他很高兴，多次约我面谈，并终于在11月15日与他在上海老干部大学见了面。他对我能到韬奋纪念馆感到满意，接着向我介绍了纪念馆的历史和对今后开展工作的打算，如希望能在京沪举办两个座谈会，并拟出了与会的老同志的名单等。我向他汇报了2003年的一些打算，他也表示满意。那天我给他拍了几张照片（其中之一照片8）。2004年底，为纪念韬奋诞生110周年向他征文时，他不顾年事已高，写来了《我记忆中的韬奋先生二三事》，后来编发在《邹韬奋研究》第二辑。他生病住院时，我曾去医院探望，不料适逢他已经出院，没有见到，很是遗憾。

他们两位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父辈，但是都亲切和蔼，平易近人，令人难忘。今天回忆交往中的点点滴滴，仍然感到深深怀念，阵阵温暖。愿他们在天堂永远快乐！

                （2022-09-28写，10-02发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