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张志国兄远行（下）

1992年，你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在美国以及回来后，对我和我所服务的学林出版社都非常关心，提出了许多合作出版的选题，其中，刘德华《我是这样长大的》一书的合作尤其令我难忘。这本书先在台湾，后在香港出版，最后版权卖给我们，由我社与新华书店一起操作，原来计划，只要刘德华能够来上海签售，我们要争取发行30到50万册，为此，我还给局里专门打了报告并报市外办批准。由于刘德华没有按原来的要求搞签售活动，发行量大打了折扣。但是，你为此书所做的努力还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5年10月16日，由于你的安排，在龙柏饭店海洋厅举行的刘德华与记者和读者见面会还是很成功的。事后，我的小女儿得知有这么好一个机会与刘德华见面而我没有告诉她，还把我好一顿埋怨。

志国兄，后来你到台资企业工作，我也离开了出版社，先是到韬奋纪念馆，退休后又去了加拿大多年，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但是，我心里一直没有忘记你这个老朋友。2012年10月，我从加拿大回沪探亲，想你了，请曹坚平帮我联系，趁你从北京回沪的机会，约了房延军、褚钰泉与你在衡山路2号的香樟花园聚会。大家虽然多年未见面，但是仍然很亲切，回忆了我们一起聚会的往事，饭后又喝了咖啡。你说自己在北京一家叫安投资本控股公司任副董事长，事业做得很不错，但是也很辛苦。那天我们聚谈到3点多，因为你说晚上还要赶回北京去，所以散了。那天，我特地带了照相机，大家合影留念，谁知竟是最后的一次了。今天我再看照片，褚钰泉已经仙去，而你那时虽只有62岁，也头发花白了，心里止不住的哀伤。

那次聚会以后，我们不觉又快10年未见了。直到去年7月29日，你来与我加了微信，我们又开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有几次我们的视频交谈差不多都持续了一个小时，涉及到许多问题。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你对编辑出版工作的热爱、认真和执着，对作者的帮助的无私和爱护。你说编辑不是简单的把作者的稿子拿来看看，改改就行了，一定先要高屋建瓴地把握书稿的定位和要达到的目的，因此，你每编一本书，自己都要看许多其他的书，然后，通过思考，比较，给作者提出修改提高的意见，甚至要给出修改的提纲。所以，你每编一本书，都很累，但是，往往也最成功。许多作者因此都对你表示衷心的感谢。你发给我的在美国的作者居延安与你对话的截屏显示，看得出他对你的高度评价，他说：

志国，我在传播学、公关学的学术成功，是在你的导引下铸就的。我的《信息·沟通·传播》和《公共关系学导论》，被学界赞为“中国学者的第一部公共关系学专著”和“中国公关理论之父之作”，都是你主持出版的。

我心中始终惦记着你对我的影响!

我觉得，一个编辑能够得到作者这样的记惦和评价，应该感到非常的光荣和幸福，而你是足够享受这一切的。

在微信中，你还与我谈起，你几十年来，收藏了一些古董文物，在鉴赏的过程中，发现现有的一些介绍图书都比较肤浅，而且缺乏文物底子，因此打算写一本《元明清戗金瓷器史略》，来阐释和纠正。2021年7月30日，你给我发来几张戗金银青铜器的照片，说“上面有两行字，我查篆书辞典、甲骨文大辞典，有几个字还是辨认不了，你能否帮忙？”我因为对此也一窍不通，就托达凯问问《金文大字典》的编著者之一的沃兴华同志，请他做了解答，供你参考，你觉得很高兴。后来我有几次问你此书的进展情况，你都说还在写作中，并且也说了你已经与有些出版社在联系了，只是没有定下来。你走的那天，我问小曹书稿情况，她说：“志国是带着遗憾和不甘而走，我心太痛！”看来书稿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不仅是你夫人的痛，也是我们永远的痛！希望你夫人和孩子能够克服困难，完成你未竟的遗志。

志国兄，写到这里，已经写得很多了。记忆片段还在时不时地涌出，但是，实在也不忍心再写下去了。记得鲁迅纪念友人时说的“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那种悲痛，虽然情形完全不同，但是，纪念难以忘却的朋友的心情是一样的。我在80岁的时候就决定，不再参加别人的追悼会，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发作之后，追悼会限制参加人数，就更是如此了。今年3月以来，上海疫情突然变得严峻复杂，出现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怪事，我们只能呆在家里，防止交叉感染，所以也不能去你家里向你的家人表示慰问，想你也一定能够理解。

谨以这篇文字遥寄你的在天之灵。那边应该没有病毒和苦痛，你安心地上路吧！

                          （2022-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