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张志国兄远行（上）

雷群明

志国兄，4月10日晚上，你夫人小曹告诉我，你在“3月4日因二氧化碳潴留肺部，形成呼吸困难，住入龙华医院”，于10日凌晨1：54分在医院，因抢救无效离世”。我听到这个噩耗，十分悲痛！不愿相信又不得不信。

自从我2月9日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你谈到，因为患糖尿病反复检查半年多没有结果，“人瘦得皮包骨，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很着急，接连几次转发了网上找到的治疗糖尿病的材料给你，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你都没有反应。当时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没想到残酷的事实竟这么快到来，病魔还是把你带走了！

疫情期间，我们被告知要“足不出户”，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写几句空话告慰你的在天之灵。

志国兄，我们认识有40多年了，虽然大家不是一个单位，但是，共同的爱好和志向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我一直不能忘记你对我的关爱和支持。那是1985年，当时，你是一个活跃分子，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干得风生水起，与新闻出版界联系很广泛而密切，还为别的出版社主编了一套“中国大学生丛书”等等，声名在外，而我只是学林社一个普通编辑，不过是出了两本小书，你却与《解放日报》“读书”版的主编房延军兄说，要把我作为青年学者在该版率先介绍一下。不久，你写的采访文章《他在作着两种衣》以“舒进文”的笔名就发表了。你说我“是一位‘编辑+著作家’的两栖式人物。......身上具有编辑那种‘为人作嫁衣’的心胸，也具备作为一个著述家所必有的‘不甘寂寞’的精神”，使我感愧莫名。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大报上受到表扬。后来，你又把我推荐到市委统战部的“上海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使我成了首批会员中唯一没有任何头衔的“白衣秀士”。你为我做的这些努力，是我永远都不会忘却的。

1985年底，我奉命为上海市编辑学会主编《杂家》，邀你委屈出任副主编，你二话没说，痛快答应。《杂家》是个穷刊物，我们六个编委，分工组稿、编稿，发稿，工作量很大，但是除了美编有一点报酬，其他人每期只有100元“劳务费”，基本上是义务劳动。你对此也毫无怨言，每期都能完成分工的任务。有时，也许因为你事情太多，该你组的稿子有些延误，不免招致一点怨言和批评，你也能坦然处之，不予计较。只是坦率地写信给我说明情况，并“发几句牢骚”，你说我“忠厚”，说自己“身上缺点不少，但至少没有伪装，也不想伪装”，我有同感。与你比起来，我深感惭愧。

你在主持本社的文化编辑室的同时，还腾出精力为学林社主编了一套“人文丛书”，我没有参与此事，但是对你的工作非常赞赏。 我在《亲历学林社二十年》中是这样介绍的：

这套书采用小长32开本，白底黑字的涂塑封面，与其内容相适应，显示了一种淡雅和新鲜。出版以后，颇受学术界和青年学生的关注，其中有些书还被台湾出版商买去版权。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关注了人的自身这样的议题，可以说是有些超前的。这套书的作、译者当时都是中青年，现在许多人成了有名的专家学者。主编张志国很有思想，并且能够团结一批高质量的作者，自己也很能写，在当时上海的出版界中青年编辑中属于佼佼者，如果一直在出版社做，一定前途无量。可惜的是，不久，他在从美国研究考察一年回国后，即辞职去为台湾老板做事了。虽然，后来他并未完全脱离图书出版，还曾经介绍过刘德华的《我是这样长大的》等书给我社出版，并且取得不俗的成绩，但是，总的来说，他在出版方面的才华没有能够继续发挥，特别令人遗憾。

去年，我们有了微信联系后，我把这段文字介绍发给你，你在感谢我的“夸赞”之后，补充了一些情况，其中有我们社某些同志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大概有点伤了你的心，以至于你说“所以我从来不与别人说起我主编过《人文丛书》”，我真是觉得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