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山冈仁波齐脚下迷途“犯错”，可能是致命的。

　　那时候我还年轻，但我已经知道，每年都有人把性命交给冈仁波齐。

　　我思忖着自己离冈仁波齐很近，应该很近。

　　迷路的、冻伤的、高反的……听多了传闻，一开始我只觉得你们都是在吓唬我。川藏线上骑行的小伙子跟我说，“转山走到卓玛拉山口，我心跳180啊，愣是被俩俄罗斯人给抬了下来。”司机老陈跟我说，“上次接送印度香客，丫转山走到一半就不行了，严重的高原反应……还有年纪大的，视死如归——就真的魂归阿里了。”在阿里好多年的任怀平老师跟我说，“神山就是神山，别瞎跑，尤其大雪封山的时候，走丢了一点办法没有。”

　　把冈仁波齐当作“世界的中心”不止是藏传佛教，还有苯教、印度教和古耆那教。耆那教你们不熟悉，历史跟佛教一样悠久。而且“耆”字未必人人都能读出来。这也说明了在你我的世界之外，在好几个宗教世界里，冈仁波齐都是神圣的、神奇的存在。年轻时，我明白，冈仁波齐的召唤就像膨胀的世界观，极其迫切。

　　海拔6656米的神山冈仁波齐是禁止攀登的，所以从未有人登顶过。不，米拉日巴飞过冈仁波齐的山顶，这是藏传佛教里的故事。要是我们走进科学，走进地理，陈述尽管枯燥，也绝不是没有意义：冈仁波齐是冈底斯山脉的主峰，狮泉河发源于此，它是印度河的源头。

　　可是那会儿我迷路了。

　　那是2008年的夏天。原本我在小镇塔钦晒着太阳。站在“志愿者之家”的屋顶上，向西可以望见翡翠色的玛旁雍错。神女峰纳木那尼几乎完全躲进了厚厚的云层里。转过身我看见了冈仁波齐，这些天他一直藏着呢，雨季里难得露出那一会儿的“金字塔尖”——他身后的天空也渐渐蔚蓝了。

　　我拿起相机，想要去看看。小麦担心我一个人走丢了，不放心，便决定跟我一起。

　　那时候小麦还是我的女朋友，我们准备做完那次环四川、西藏、新疆的旅行后回去结婚。我们“同甘共苦”的回忆里就有了这次迷途冈仁波齐的经历——山里的小气候千变万化，她事先料到了，而我没有。

　　我在前一天探过路，以为沿着碎石土路走就能走到色龙寺，那是离冈仁波齐很近的一座寺庙；可是我们还是走岔了路，下午的时光耗费了一大半，走到了另一座寺庙：江扎寺。糟糕的是，我出门还忘了带地图。这两座寺庙的位置就像记忆一样显得模糊而不可靠。群山环绕下根本见不到冈仁波齐的身影。寺里面一句汉语都讲不来的小喇嘛带我们徒手翻越了两座“小山”，为我指引了神山的方位——我太偏执，拼命地比划着表示我们想要离神山再近一些。

　　小喇嘛就跟孙悟空似的，翻山越岭显得格外轻松。可这里是5000米海拔的“世界屋脊的屋脊”——徒手攀爬，我们必须拼尽全力。“孙悟空”很快就原路返回了——那原路对我们而言几乎就是垂直的悬崖和绝壁。我始终不清楚当时是怎么手脚并用爬上来的，但想让我再倒回去，绝无可能。

　　粉身碎骨就是其中一种可能。

　　后来我才晓得，再往前去，就是内转山道——外转山108道之后，才有资格去走的路。误打误撞，山神震怒。冈仁波齐明明就在眼前，却变得虚无缥缈了。霎时乌云压顶，下起冰雹。我出门时为了轻装，几乎没带任何工具。小麦撑着一把遮阳伞，在冰雹的打压下摇摇欲坠。能见度降到了最低，方位感顿失。西边的塔钦小镇、拉昂错与玛旁雍错，东边的神山，都不见了。这阵突如其来的风暴，吹得我们瑟瑟发抖。

　　快要天黑的时候，塔钦的任怀平老师准备带着小伙伴们上山来寻我们。如果找不到回去的道路，那晚我们可能会冻死在山上。每次想起年轻、冒失、鲁莽的自己时，我都后怕不已。小麦紧紧地跟随在我身后——我的决策得为我们俩负责。

　　继续往前，继续往上。

　　如果你知道贝尔格里尔斯的“经典求生法则”，就明白占领制高点以确定方位的意义。

　　晚上八点，离天黑还有一个小时，山上的雾气薄了。在山坡上我们望见远处有一座寺庙——那应该是我们最初想要找的色龙寺。我们顾不得脚下的怪石嶙峋，步子大得恨不得一个跟头就滚下去。找到了寺庙，就有了回塔钦的路。

　　神山冈仁波齐，影影绰绰，又回到了我们身后……

　　电影《冈仁波齐》上映了以后，观众们似乎都在讨论信仰——那种站在汉人视角上遥望藏人信仰的立场。冈仁波齐实际上就又重新躲藏了起来。伪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并非不足取，但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和早年的经典影片《喜马拉雅》已经摆在了张扬导演面前，难以逾越——就像我徒手攀爬，朝觐神山，那姿态狼狈不堪。

　　可以肯定的是——冈仁波齐，对有些人，是终点；在我这里，是起点！

2017/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