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区风雷

水陆洲会议为萍浏醴起义定下来总体方向和时间表。

  湘赣边是官府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同时离区域性统治中心区比较远，起义了有一定的回旋余地，选择这样地方举行起义，地点是选对了。湘赣边地区多数的赤贫地区，只要有出头的人，有导火索，很容易把队伍拉起来。

  蔡绍南、龚春台先到了浏阳，浏阳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地区，从长沙过来要翻过几座大山才能到达浏阳县城，这里以农民、山民为主，他们把浏阳定为起义的地点之一，将来攻打长沙也可以从浏阳出发，在浏阳他们成立了“洪福会”，以姜守旦为首领。

随后他们来到了萍乡，地形与浏阳差不多少，山区比较多，地方比较穷。萍乡位于江西的西大门，赣西美丽的萍水河畔。自张之洞在汉阳设立兵工厂以来，萍乡这片地方一下子热闹起来了，著名实业家盛宣怀后来还成立了汉治萍公司。萍乡煤田，宋代已用手工开采。1898年铁路督办盛宣怀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以百万资金收买地方小窑，从事机器开采，官督商办，设立“萍乡等处煤矿总局”，并派官员为总办，德国人莱农为总矿师。1902年又向德行借款400万马克，1904年向日本借款300万日元，作为扩充资金，营业初具规模，当时有北有开滦，北有萍乡之美誉，产业工人上万人。煤碳是炼钢、炼铁不可缺少的原料。矿工的生活、生产集中，容易组织，不像农民居住分散，集合或组织起来比较难。

    蔡绍南、龚春台将三地情况报告刘道一。刘道一要求他们加紧会党的联络，建立自己的会党组织，特别注意做好矿区的发动工作，一旦起义要迅速占领要害地方，起义之前要注意保密，同时举行起义。

蔡绍南来到萍乡安源煤矿，看到矿工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矿主还动不动克扣工资，矿工们早就有打倒矿主的打算，就是缺少为头的。矿工们说：“这样的生活我们一天也过不下去了，我们希望同盟会来领头，我们一定积极响应。”蔡绍南他们通过会党成员联系几个工头，工头表示只要他们发布命令即可举行起义。

蔡绍南他们还联络了哥老会成员，哥老会成员多以太平军和裁撤的湘军官兵为主，他们是打过仗的，通过打仗也发过一些小财的，他们也希望有人领头，很快可以拉起一支大的队伍。于是成立了萍乡“洪江会”，龚春台被推选为道领。

蔡绍南、龚春台看到这些地方的情况，认为举行起义的条件比较好。

经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八国联军以及中日甲午战争，国力日衰，民族矛盾日积月累，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本次起义组织比较松散。12月3日洪江会头领廖叔宝猝然集合了二、三千人在醴陵麻石街起义，龚春台、蔡绍南不得不即时通知各路同时发动。1906年12月4日，起义提前爆发了。起义军占领浏阳高家头，6日攻克萍乡上粟市，7日占领宜春县的慈化。起义军在上粟市整编部队，定名为“中华国民军革命先锋队”，龚春台任都督，蔡绍南、魏宗铃为左、右都统，廖叔宝、沈益古为前后营统带，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声讨清政府“十大罪恶”，宣布“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提出“建立共和国”，“使地权与民权平均”的主张。洪江会起义后，起到了示范作用，浏阳洪福会万余人在姜守旦带领下宣布起义，起义军多是农民，起义军定名为“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醴陵洪江会在李香阁领导下约千人起事。

起义以来，声势浩大。没过多久队伍发展到了三、四万人。清廷军机处得到革命党起义的报告，急调湘、鄂、赣三省五万精兵会剿，同时湖北新军携带大炮前往镇压，美、英、德、日各国派军舰开到岳阳，威胁起义军。

  刘道一考虑到了起义军的指挥问题，指挥官问题，在萍浏醴起义之前或起义不久，从起义的新军中选调优秀军官前去湘赣边区指挥，武器弹药也必须从长沙运送过去，不然的话遇到清廷训练有素队伍攻击，乌合之众很快就会被打败的。当刘道一听到起义提前爆发了的消息，心里既十分高兴又十分着急，长沙新军尚未起义，很多进步军官的身份不便提前暴露，派军官去湘赣边指挥已不可能了。他于是日夜加紧长沙的准备，以便起义队伍攻打长沙时，新军及防营能打开长沙城响应起义军。由于清廷调兵十分迅速，原定要参加起义的湘军士兵不敢动了。

起义军缺少弹药，除了从团防局、护矿队夺来的两三千枪外，大多为木杆与大刀。萍浏醴起义队伍纪律不严，成分复杂，派系林立，指挥失灵，一个多月后起义被镇压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