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与诸暨

杨士安

（311800 诸暨市图书馆）

    宋史学家施宿（1164—1229）《嘉泰会稽志·姓氏》曾根据《旧经》资料对“会稽之姓”作了记述。书中说：“《旧经》载会稽之姓十四，而不著其望之所出。案氏姓书及书传所载，其望实出会稽者，虞、夏、兹、资、骆五氏而已。孔、谢、朱、贺、钟离不云望出会稽，而世居此者皆有显人，钟氏粗有所见，而荣、俞、戚三氏于此未有闻焉。康、庄、阚、留、摇、黄、裘，皆望出会稽，而《旧经》不载。总之凡二十有一”（卷2第59页）。这“二十有一”应该都是会稽“望族”，当然，除了望族之外，还必定存在着很多其他的姓氏，无非是他们地位不是很高，或人口不是太多而已。可以看出，这“二十有一”之中没有“王氏”。关于后来的会稽王氏，其中重要一支，则是居住在琅琊国临沂县都乡南仁里的王氏，即晋怀帝司马炽（284—313）永嘉元年（307）在王导（276—339）的率领下举族南迁的一支。而当时，从北方迁入会稽的显要家族有王羲之（303—361，另有数说^[1]）、谢安（320—385）、孙绰（314—371）、李充（349？—364？）、许询（约345年前后在世）、支遁（314—366），等等。

    从公元3世纪初到6世纪末，中国南方先后有孙吴、东晋和宋、齐、梁、陈6个汉族政权在南京（孙吴时称建业，东晋、南朝称建康）建都，史家称为“六朝”。陈桥驿（1923—）先生在《历史时期绍兴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中说：“自从后汉中期吴会分治以后，绍兴城市又开始有所发展，这种发展到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很高的速度。由于鉴湖水利工程的完成，北部山会平原得到了迅速的开拓，耕地扩大，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手工业也随着获得较大的发展，地区经济实力日渐雄厚。而恰恰在这样的时候，北方发生了战乱，朝廷被迫南迁，大量中原居民随之南来，而绍兴正是北方移民安家落户的理想地方。当时，从北方迁入会稽的显要家族有王羲之、谢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等，平民移入的，为数必然更多。于是，城市发展，市面繁荣，各行各业都因骤然增加的大量需要而迅速扩充，出现了‘今之会稽，昔之关中’（晋元帝语会稽太守诸葛恢句）”的盛况。这些南迁的显要家族，其后裔以后便逐渐融入周边各地。例如诸暨许氏即尊许询为始祖。其族谱载有南迁的历程：永嘉年间，刘聪（？—318）、石勒（？—333）浊乱中原，遂偕王逸少（羲之）、谢灵运（385—433）诸人，扈跸随驾，流寓江左，于是致仕。屡征不就，从游三吴、云间、毗陵诸郡，无可娱意者，乃与钱世仪、梅禄公、嵇叔夜（嵇康，223—262）泛舟抵会稽。睹越山耸秀，鉴水潆洄，即有眷恋乐居之意，因归而谋诸家，载赀鬻宅，于会稽清风里爰居爰处焉。……（许）珪之梦莲花之兆，随父许询由越抵暨之永兴里，见莲花灿烂，适与梦符，遂居花莲山下。后筑板桥于双溪，因名其村曰“板桥”。是即许氏抵暨之始也。王羲之、许询等名人后裔的入迁诸暨，同样为诸暨的繁荣与发展带来了巨大作用。

    王羲之和诸暨王氏

    毫无疑问，琅琊王氏的后裔中，亦有融入诸暨居民之中而成为“诸暨王氏”中一支的，他们尊“先晋右军”王羲之为始祖。下述资料所载的诸暨唐王仕伦（779—835）即为先晋右军十□（六？）代孙也。仕伦有“戴仁而处、抱义而行”之誉。《光绪诸暨县志·金石志·阙访》载有《王府君士伦墓志》存目，内称该《墓志》为“章武及书并镌，太和九年（835）立，在诸暨。文见《古刻丛钞·诸道石刻录》：‘太和九年士伦终于暨阳’”（卷45第1页）。案《古刻丛钞》为元末明初黄岩陶宗仪（1316或1329—1412？）编撰。所录碑刻凡71种，皆诸书所未载，然无所考辨，亦无先后，盖随得随钞，尚未成书者也。《四库全书》收录了是书。其中所载《唐王府君墓志铭》全文如下：“戴仁而处、抱义而行者，即琅琊王府君，公讳仕伦，字文迥，其先晋右军十□代孙也。曾祖璆（同球），皇祖思，皇考良，忠贞不仕。公春秋五十有七，以大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835.7.21），终于暨阳之私第。嗣子宗志，次子刘老。稚年荼毒，泣血绝浆。以当年八月二十九日（835.9.25）葬于故朱夫人之同茔所也。山连药王之冈，地□建兴之垄，且离城郭不逾一里，去人烟十步有馀焉。恐山川迁变，乃刊石为铭：贤哉哲人，抑抑秩秩；无嗜轻佻，好求之质；云何积善，而遘斯疾？悲古青松，哀辞白日；万古千秋，于焉永吉”（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683册15页）。从《唐王府君墓志铭》中，我们不仅为考证和研究“暨阳”的上限时间提供了参考依据，同时还为考证和研究王羲之后裔在诸暨的蕃衍历史提供了参考依据。这位祖籍琅琊的王仕伦（779—835）距王羲之（303—361）已有十馀代（估计约为十六代左右）。诸暨王氏至今仍有尊王羲之为始祖之族。

    我们看到，目前所存的越地谱牒中，所载多自南宋始，且每每与“扈跸南迁”挂钩，似乎此前我会稽还是一片荒凉景象的样子。其实远在“迁都会稽”之前，此地早己人口繁密、文明发达，多种姓氏在此争奇斗艳、繁衍生息了，否则也不可能迁都绍兴的。而《唐王府君墓志铭》实际上是简述了当时“王氏”的世系（曾祖、皇祖、皇考、公、嗣子等五世），起到了“简谱”的作用，也说明其实不少姓氏并不是南宋来迁的，例如其中的章氏、朱氏都是现在的诸暨大姓。王姓派别甚多。据《姓氏考略》引《通志》载：“京兆、河间之王，出周文王（前1152—前1056）第十五子毕公高，此姬姓之王。出北海、陈留者，舜之后，此妫姓之王。出汲郡者，王子比干后，此子姓之王。出河南者为可频氏，出冯翊者为钳耳族，出营州者本高丽，出安东者本阿史布，此皆虏姓之王。大抵子孙以王者之后，号曰王氏。《广韵》所载，有二十一望：太原、琅琊、北海、陈留、东海、高平、京兆、天水、东平、新蔡、新野、山阳、中山、章武、东莱、河东、金城、广汉、长沙、堂邑、河南。以太原、琅琊为尤著。其余又有赐姓冒姓者。如《汉书》燕王丹之玄孙嘉，王莽时献符命，赐姓王氏。又王世充本西域胡支氏，冒姓王。又五代王保义，即刘去非，冒姓王”。诸暨王氏支派甚多。如王翰“敬爱堂”王氏、银冶“嘉会堂”王氏，桥亭“永思堂”王氏，鼓门“继周堂”王氏，锁金、梓里、檡树下“三槐堂”王氏等。著名画家、诗人、篆刻家王冕属诸暨桥亭王姓。系出关西王景略（猛）。至宋，有名王德元者乃景略后裔，仕宋，历官清远军节度使，谥威定，追赠三代。德元有子十四人，长子王祺，官阆州观察使；八子琳，官统制，迁诸暨，卒葬长宁乡小溪山。王祺之孙文炳，官台州知州（一说潼州太守官统制），曾割小溪山田园山业赠慈光梵刹（今小溪寺）。据1990年7月1日统计，诸暨市共有王姓49544人，为全市第三大姓。

    王羲之墓在诸暨苎萝山

    王羲之逝葬诸暨苎萝山。据宋《嘉泰会稽志·冢墓》卷6载：“王羲之墓，在诸暨县苎罗山。孔晔（?—465，孔灵符）《（会稽）记》云：‘墓碑孙兴公（314—371，即孙绰）文，王子敬（344—386，即王献之）之书也’。而碑亡矣”。明赵均（1591—1640）《四库全书·金石林时地考》卷下21页载：“晋王羲之墓碑，孙绰文，王献之书。（在）绍兴诸暨县”（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四库全书》第683册439页）。《光绪诸暨县志·山水志》载：诸暨苎萝山“旧有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墓。《会稽记》云：‘孙绰撰文，王献之书碑’，亡已久。或云在嵊县金庭山，或云在会稽云门山。《智永传》云：‘欲近祖墓便拜扫，移居云门寺侧’。在云门者近是，然云门今无迹也。永师为右军七代孙，云门或其别祖墓耳”（卷8第6页）。清王荣綋《苎萝山寻王右军墓不获诗》：“艳地人争羡，清名我独闻；为寻三尺土，踏破一蹊云。退笔犹存冢，笼鹅尚有群；夕阳无限好，何处照荒坟？”诸暨诗人冯至《王右军墓诗》：“右将军墓萝山麓，孔灵符记人人读；孙文献文秋阳暴^[2]，文字消磨断碣昏。后人移墓入云门，入云门，萝山之麓今无存”。至于“王羲之墓不止一处”事，《光绪诸暨县志·杂志》云：“古人如王羲之、杜甫（712—770）、陆贽（754—805）墓皆不止一处，亦不止此数人，下而至于名妓苏小（南齐时人钱塘人）等，亦错见于志乘”（卷59第22页），前人认为这类现象是不足为奇的。但应该说明的是，目前所见的最早记载王羲之葬地的是《会稽记》，而《会稽记》认为是在诸暨苎萝山。王羲之后裔王仕伦墓“离城郭不逾一里，去人烟十步有馀焉”，恐离他的先祖王羲之墓也是不会太远的。

    王羲之“浣纱”二字至今犹存

    浣纱石高3.6米，宽5.7米，上刻“浣纱”二字，出自大书法家王羲之之手，至今犹存。据《光绪诸暨县志·金石志》载：“正书，径围一尺六寸，下有小字数行，惟一‘苎’字可辨识，馀皆漫灭。在苎萝山东麓石壁，濒浦阳江。案：明王季重^[3]《游苎萝山记》云，“苎萝山，石壁高数十丈，题‘浣纱’二字，斗许大，笔势飞搴，位置安善，云是右军笔”“而字旁‘右军’字未灭。又云：‘右军墓，在苎萝山’。则此石乃其熟游之地”（卷44第36页）。可以看出，明时“字旁‘右军’字未灭”，而到了清代，则“惟一‘苎’字可辨识，馀皆漫灭”了。

    王羲之的《诸暨帖》和《建安帖》

    王羲之有《诸暨帖》。其文曰：“诸暨、始宁^[4]属事，自可得如教。丹阳意简而理通，属所无复逮录之烦为佳。想君不复须言谢，丹阳亦云此语君诸暨、始宁”（清文献学家、藏书家严可均（1762—1843）《全晋文》卷24·王羲之3·杂帖3）。《光绪诸暨县志》对此亦作有记载（见《光绪诸暨县志·轶事》卷59第3页）。

王厚之（1131—1204），诸暨邑城相门坊人。瑊（1108—1180）子。字顺伯，号复斋。乾道丙戌（1166）进士。嗜金石刻三代鼎彝、秦汉以降碑篆碣铭。考异订误，俱有根柢。出入尝以右军《建安帖》自随。据《淳化阁帖》载，《建安帖》内容为：“四月五日，羲之报。建安灵柩至，慈荫幽绝，垂卅年，永惟慕。痛彻五内，永酷奈何？无由言苦，临纸摧哽。羲之报”。庆元中，顺伯遭贬黜。后起为淮西通判，改江东提刑，以直显谟阁致仕。所积书籍甲于海内。著有《复斋碑录》《金石录考异》《考古印章》《汉晋印章图谱》《钟鼎款识》等。《钦定四库全书·会稽续志·人物》载：“王厚之，字顺伯，世本临川人。左丞安礼（1035—1096）四世孙也。祖榕（1093—？）始徙居于诸暨。绍兴二十六年（1156），厚之以越乡荐为举首。寻入太学，登乾道二年（1166）进士第，由秘书郎出为淮南转运判官，召为度支郎两浙江转运判官，知临安府，提点坑冶铸钱、提点江东刑狱。上章乞致仕，诏进直宝文阁，从所请。厚之好古博雅，富藏先代彝器及金石刻，与尤袤（1127—1194）俱以博古知名于时，尝取古今碑刻，参订而详著之，号《复斋金石录》。嘉泰四年（1204）卒，年七十四”（卷5第12页，即486册第512页）。《嘉泰会稽志·碑刻》云：“禹庙窆石遗字，直宝文阁王顺伯复斋《金石录》定为汉刻”（卷16）。王厚之及其后裔以后发展成为“诸暨王氏”中的重要一支，今诸暨东山王、姚王等王姓皆尊厚之为始祖。王厚之墓今存。“出入尝以右军《建安帖》自随”，说明《建安帖》曾为王厚之所收藏，亦说明王厚之对羲之墨宝的“爱不释手”。

    王羲之与西施

    王羲之生前仰慕西施美名，曾在其“熟游之地”浣纱石上题写了千古流传的“浣纱”二字，逝后又安眠于苎萝山边。可以说，这是“名士”与“美人”的一种情缘，而这种“情缘”正是历代文人墨客的创作素材之一。兹举数例： 

    元稹（779—831）《送王协律游杭越十韵》云：“去去莫凄凄，馀杭接会稽；松门天竺寺，花洞若耶溪。浣渚逢新艳，兰亭识旧题；山经秦帝望，垒辨越王栖。江树春常早，城楼月易低；镜呈湖面出，云叠海潮齐。章甫^[5]官人戴，莼丝姹女提；长干^[6]迎客闹，小市隔烟迷。纸乱红蓝压，瓯凝碧玉泥；荆南无抵物，来日为侬携”^[7]（《全唐诗》卷406—10）。元稹，唐河南人，字微之。宪宗元和（806—820）初拜左拾遗。元和末召拜膳部员外郎。穆宗长庆中，擢知制诰，进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裴度（765—839）弹劾而罢相，出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文宗大和（827—835）中，官武昌节度使。稹诗风平易，与白居易（772—846）齐名，时称“元白”，号“元和体”。在越州与窦巩（约762—821间在世）唱和，号“兰亭绝唱”。所作传奇《会真记》为后来《西厢记》所本。

    乔吉（1280?—1345）《丙子（1336）游越怀古》：“蓬莱老树苍云，禾黍高低，狐兔纷纭。半折残碑，空余故址，总是黄尘。东晋亡也再难寻个右军，西施去也绝不见甚佳人。海气长昏，啼鷢声乾，天地无春（见《全元散曲》）。乔吉，元代杂剧家、散曲作家。一称乔吉甫，字孟符，号笙鹤翁，又号惺道人。太原人，流寓杭州。剧作有《杜牧之诗酒扬州梦》《李太白匹配金钱记》《玉箫女两世姻缘》3种传世。

    许瑶光（1817—1882）有《西子祠》诗。其序云：“余以丁巳（1857）暮春，视事义安^[8]。暇眺南郭，得苎萝旧迹。明珰翠帔，照耀溪光，盖爱古者标其盛也。己未（1859）之春，余将瓜代，缅维名媛生长，未免踟蹰。勉成十绝，刻石庙侧，有扬无抑，庶不以唐突见诮”。今十首选一：“春生姿媚碧苔纹，石上书题王右军；千古苎萝明月色，美人名士各平分”（《光绪诸暨县志·山水志》卷8第5页）。许瑶光，字雪门，号复斋，晚号复叟。清代诗人，浙江名宦。湖南善化（长沙）人。道光二十九年拔贡。历任桐庐、淳安、常山、诸暨、仁和等县知县，有循声，被当时舆论誉之为“近世少有之贤太守”。著有《雪门诗草》《谈浙》。

    “诸暨三贤”诗文中的王羲之与兰亭

    “诸暨三贤”者，王冕、杨维桢、陈洪绶也。家居皆近兰亭，常得过从诸暨绍郡之间，必瞻望兰亭书法圣地，拜见书圣羲之仪容。触景生情，而敬仰之意顿由心生，且每每生发为诗词文章。

    王冕（1287—1359），明初著名画家诗人。其《过兰亭有感》诗云：“东晋风流安在哉？烟岚漠漠山崔嵬；衰兰无苗土花盛，长松落雪孤猿哀。满地斜阳似无主，昏风不独黄鹂语；当时诸子已寂寥，真本《兰亭》在何许？欹檐老树缘女萝，崩崖断壁青相磨；旧时觞咏行乐地，今日鱼鼓瞿昙[9]家。荒林昼静响啄木，曲水潺潺似山哭；游人不来芳草多，习习余风度空谷。去年载酒诵古诗，今年柱杖读古碑；年年慷慨入清梦，何事俯仰成伤悲？故人不见天地老，千古溪山为谁好？空亭回首独凄凉，山月无痕修竹小”。又有《申屠子迪游兰亭次韵答之》诗：“茂林修竹苍烟外，断碣荒亭古道傍。俯仰乾坤慨今昔，笑谈风月引壶觞”。其《寄太素高士》诗云：“茕茕对景伤古情，寸心欲吐书难凭。何当相晤一抵掌？与君细看真《兰亭》”。诗中反映了对“东晋风流”“茂林修竹”“觞咏行乐”和“真本《兰亭》”的情思，以及对“习习余风度空谷”“年年慷慨入清梦”的无奈。

    杨维桢（1296—1370），元文学家、书法家。有《览古》诗云：“羲之在东床，风操夙所称；蓝田誊转重[10]，胡乃意不平。出吊屈在我，反恶固其情；以此悻悻死，无异匹妇轻”（《铁崖乐府·卷八·览古四十二首》其二十八）。既指出了羲之“风操夙所称”的一面，亦对其“胡乃意不平”的思想提出了看法。

    陈洪绶（1599—1652），明末杰出画家。有《晚发山阴》诗云：“晚发兰亭道，清凉爱久留；小山皆静邈，疏树亦深幽。车马随行缓，神情似浪游；当垆立小妇，索饮两三瓯”。《病中》诗其五云：“病不离山水，茅堂春又深；书从老友借，诗与小儿吟。禹庙花朝过，兰亭上巳寻；漫言携药具，煮酒胜烧金”。描述了陈洪绶“晚发兰亭道，清凉爱久留”和“禹庙花朝过，兰亭上巳寻”的情景。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在说到陈洪绶时往往称赞其画，说到王羲之时又往往称赞其字，其实他们都是“忠孝大节，卓行荦落”之人，只是每被才名所掩而已。新安程象复《初刻〈宝纶堂集〉跋》云：“乃知忠孝大节，反为才名所掩，如晋之右军，唐之鲁公（709—785，颜真卿）者非欤？噫！（洪绶）先生有德有言，自足不朽”。又如郭麟图《诸暨贤达传》云：陈洪绶“其高风盛德，岂犹纱障金松、白团乌驳比哉？乃《郡志》中既不立诸《义行》，次复不登《文苑》，仅以粉墨入神，载编《方技列传》，疏矣！昔王右军以书法掩其经济，洪绶以名画掩其卓行，均多能之一累也”。可见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对名人“顾此失彼”“未能全面审视”的情况，对陈洪绶甚至出现“《郡志》中既不立诸《义行》，次复不登《文苑》，仅以粉墨入神，载编《方技列传》”的不公正做法，实在令人扼腕。

    结语

    本文通过对越地“琅琊王氏”的追述，以王氏的杰出人物王羲之为主线，结合王羲之在诸暨的各种相关遗迹和情缘，以及历史上诸暨文人对书圣王羲之的崇敬和怀念。连缀而成拙文，作为献给“第二十五届中国兰亭书法节·六朝会稽王氏文化学术讨论会”的一束小小山花。

                                                   2009年3月3日

参考文献：

《淳化阁帖》，王著宋淳化间奉敕编纂。

《嘉泰会稽志》，施宿（1164—1229）。

《宝庆会稽续志》，张淏（约1216年前后在世）。

《古刻丛钞》，陶宗义（1316？—1412？）。转引自《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83册。

《金石林时地考》，赵均（1591—16400）。转引自《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83册。

《全晋文》，严可均（1762—1843）。

《光绪诸暨县志》，陈遹声（1846—1920）。

《历史时期绍兴城市的形成与发展》，陈桥驿（1923—）。

《杨维桢诗集》，邹志方（1939—），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陈洪绶集》，吴敢（1945—），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版。

《诸暨散论》，杨士安（1948—），作家出版社，2001年12月版。《陈洪绶家世》，北京出版社2004年3月版。

《王羲之家世》，王云根（1952—），北京出版社，2004年3月版。

《王冕集》，寿勤泽（1962—），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