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拿起摄像机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来表现她们。”

主持人：《远在北京的家》是1992年到1993年之间拍摄的，纪录了一群从安徽省无为县到北京打工的小保姆的生活历程。这是你早期的一个作品，也可以说是你的成名作，从这个片子当中，可以非常鲜明、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你当时青春的一种激情，那种激情来自于哪里？

陈晓卿：非常巧，我来这里的前一天，是我拍这个片子开机（1992年1月7日）十周年纪念日。前几天，我们原来摄制组的10个人，从全国不同的地方到了北京，大家吃了一顿饭，我们相互看着，都已经老得不行了。当年的那种冲动、那种兴奋，已经被这么长的时间磨平了，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庆幸，我们能够共同经历、共同见证了那段历史。

       说到创作动机、可以追溯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安徽人，大学是在北京读的，每一年的寒暑假，尤其是寒假，坐火车都会遇到大量和我一起回家的打工女，她们和我岁数差不多，在火车上，她们相互说着“北京话儿”，故意要表现出一些在北京生活过的印记，我觉得这种东西非常有趣。尽管当时我没有进电视台，没有拿过摄像机，但对她们的生活特别好奇。只是我没有想好或者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表达的形式。后来有一次，看到汪曾祺先生的一篇叫《小芳》的小说，哎呀，我觉得他把我想说的东西用小说都说了出来。

        后来我又接触了社科院的一个学者叫唐灿，读了她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系列论文，我的感触非常深。论文里面一些理性分析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也让我对保姆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那时候我一直有这种拍这个特殊群体的欲望。非常巧的是，1991年的年底，我因为另一个节目的事情去安徽电视台出差，和安徽电视台的几个朋友们在聊天的时候，再一次说到这个话题，大家都非常激动。于是，我们商量，自己找钱，来做一个纪录片，用跟踪拍摄的方法记录她们的生活，来看一看这些农村的少女，她们到城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实际上在拍他自己的心”

主持人：我很喜欢你这个片名——《远在北京的家》。这是一个家，它远离故乡，在北京。读到它，我就感觉一下子触动了我们心里，一种暖暖的情怀。其实，片子当中真正表现出来的，我觉得没有那么令人神往，那些孩子没有家，要说有家的话，也是非常飘忽的、不固定的、别人的家。

陈晓卿：家，对艺术创作来说，是一种非常永恒的主题，它能够牵动我们很多的情感。当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我大学毕业以后，分到单位里，当时我媳妇在安徽，我很长时间，准确说是九年，一直住在单身宿舍里。每次我们团聚的时候，同宿舍的室友都要到别的地方借宿。有时候，室友的老婆来我们也得让地方，没地方去，就在大街上遛达。有一次，我们俩在大街上走，她跟我说：“你看北京这么多的高楼大厦，家家都亮着灯，为什么没有我们的一间呢？”……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对北京有一种隔膜，没有归属感。所谓“满街的华灯，没有一盏属于我。”就这样子，哈哈。

        我觉得对创作者来说，任何一个纪录片，其实更多的是拍自己的内心。我当时的那种心境，那些生活的际遇，在这个片子里面，都能够找到。为什么把保姆作为我拍摄的客体，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另一个我。

主持人：应该说是反映了你当时的一种心境。

陈晓卿：和北京之间的一种心境。所以后来有一个评论说，“他实际上在拍他自己的心”。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一次“状态纪录”试验 

主持人：这是一个１０年前的片子。我觉得，我们看了，好像吃了一个生涩的青苹果，虽然感觉到它的涩，但是它的那种味觉的冲击力，给我们的印象非常强烈。１０年以后回过来再看自己这个片子，您怎么看待它？

陈晓卿：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宿命感。你说它是味觉的冲击，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宿命的感觉，是我生命过程中一次难忘的体验。当时其实特别简单：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加上一种探索的激情，想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想让真正的长时间追踪拍摄的“状态纪录”纪录片，在中国有一次实验。它特别像今天有很多热爱纪录片的ＤＶ摄影师，自己拿着小机器，没有钱，但有信念。恰恰是他们，往往最能够记录到生活里面最真实的一面。

主持人：就像自己青春的痕迹。一段激荡人心的生命历程的纪录。

陈晓卿：10年以后，我再回头看这个片子，有两方面的感受。一方面刚才已经说了，感到那种原始的冲动那么值得珍惜，另外一方面，也的的确确为自己当年的那种很笨拙的，主要在技巧上很笨拙的地方感到特别羞愧。好多地方做不到位。打个比方说，我现在还非常清晰地记得，小保姆们第一次走出北京火车站，看到北京的天空、高楼，那种迷茫的眼神、那种向往的眼神。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但是，回过头来我在镜头里找不到这种让我心动的目光，就是说，我当时没有那么敏锐地去捕捉它，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遗憾。

       真正让我感到震颤的，是我们片子里面，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办法传递给观众的一些特别真实的生活。打比方说，张菊芳在“三八家务服务公司”等待顾主等了整整5天五夜。白天等主顾挑选，晚上就住在公司，住宿环境惨不忍睹，大通铺，地铺，人挤人的。他们这个家务服务公司也不愿意我们去很直接地拍，所以我刚才说，真是特别遗憾。如果是今天我去拍的话，不管我遇到多大的阻力，我特别特别想看到她晚上自己在那儿待着的情形：和五、六十人挤在一张大通铺上，没枕头，就靠着自己的小包袱……

主持人：要感动别人自己首先要受感动。你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有哪些情节是你自己特别感动的？

陈晓卿：我觉得现实是非常残酷的。这和您的感触不是特别一样。我感觉触目惊心的时候，可能比感动的时候更多。如果说某一件具体的事给我感动，倒不如说是她们整个的生活给我非常非常大的震动。

主持人：最后，在这个片子中，我们看到是5个女孩子的生活历程。但是，你在拍摄的时候，从您的创作素材上来说，是不是远远不止这5个？

陈晓卿：是的。其实我们追踪的非常多，我们一直在这种忙忙碌碌的、这种追踪的情况下工作着。我们从一开始拍摄她们，一起上车，我们充满了希望。可是，到了北京就找不到人了，当时，可以说，感动的地方没有我们焦躁的地方多。人我们都联系不上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拍得下去？一次一次，整整1年半的时间，我们不停地在这种寻找－找到－喜悦，又失去联络－失望，在这种不停的过程下挣扎，起起伏伏。

主持人：你让我们看到拍纪录片的一种辛苦。

陈晓卿：我觉得一点都不艰苦。跟这些孩子相比，我们简直是幸福人儿。她们探到了她们生命的极限，而且还在不停地探寻和体验自己究竟能够负重多少，她们不停地试，在改变自己生活的同时，在不停地压榨自己。我们没有这个勇气啊。

这个片子后来在观众心中留下的印象，甚至超出了我们开始的时候自己的想法。曾经有一个观众给我写过一封信，内容有几句话我还记得。“普通的人渴望稳定的生活，但生活不停地改变着我们。但普通的人不怕变，这片子里面的孩子在经历这种剧变。”信中说，“因为只有变，才能让他们看到希望，才能让他们看到人生的极限，才能看到生命的意义。小到你和我，大到咱们的国家，不正是经历着这种阵痛，并坚韧又充满希望地向前走着吗？”其实，我想，我们可能是讲了一个正在变化中的一个故事，我们见证了正在变化的中国的一个小小的角落。

“两个人的车站”

主持人：话说到这儿吧，我想观众和我都特别想知道，片中那些女孩子，她们后来的命运怎么样。你后来还跟她们有什么联络吗？

陈晓卿：我想我能交代的大结局――就像电视剧的大结局一样――只能到1997年。1997年，这些小孩基本上和我都失去联络了。后来鞋厂倒闭了，在鞋厂的张菊芳去哪儿了也不知道。谢素萍后来在北京的海淀区卖菜。当时因为执照的事情，我还去帮她，以北京人的身份帮助解决了一下，做了些帮助。后来有过电话，她向我提了个要求，她听很多人谈到过她“主演”的这个片子，她非常想看一看，她自己本人没看过。我就把她请到了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办公室，给她一个人放了这个片子。她来的时候跟我说了很多的话，包括怎么生意啊，什么什么。她看完这个片子的时候，泣不成声，没有告别，一句话没有跟我说就走了。从那以后，我跟她也没有了联络。

我觉得，像做我们这个行业的人，采访了一拨又一拨的人。我觉得和他们特别像在一个冰天雪地的一个车站邂逅，相遇、邂逅。也许在下一个车站，也许在以后很远很远的一个车站，我们可能还能够见到面。这个可能是人生的机缘。尤其是里面的张红芳，她已经到了上海，不知道在上海播出，她有没有能够看到，也还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我这个“大哥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