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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牌坊 故乡地理(34)
(2008-09-24 2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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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分类： 口舌没＾纪律－－想到说 |
爷爷终于和奶奶相聚了。地点在符离集王牌坊村后面大黄山的山坡上，时间是一九七六年元月二十八号早晨，农历乙卯年腊月二十八。
爷爷是一天前被火车撞死的。当天晚上，他的儿孙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北十里铺的铁路道口旁，在认可了铁路相关部门的赔偿协议之后，一部分人把爷爷的遗体运回梅庵村。我爹从灵璧县城搭熟人的摩托车赶到现场，据他说，刚到不久，他就和我的一个叔叔急忙前往符离集镇，买了一身新衣服，而我另一个叔叔则去买了棺材。
入夜，一大家人聚在濉河边爷爷的草棚前。爷爷躺在他的床上，四周是低泣的大人孩子，只有小四眼，那只一直陪伴爷爷的小狮子狗，安静地趴在床下，一动不动。不久，寿衣和棺材先后来到了，铁路部门的人把赔偿金留下后也先行离去，这一百多元钱足够爷爷办后事的了。二姑陈英看到钱，突然悲从中来：“大（父亲）啊，你一辈子没花过儿女的钱，一辈子没有享过儿女的福，连死了你都把钱准备出来了啊……”说完号啕失声，众人也痛哭一片。
大伯陈钧止住大家的哭声，几位长辈开始商量后事。因为按规定，爷爷这种四类分子要强制火葬，而爷爷生前不止一次说过，“千万别烧我，一定要把我埋在王牌坊。”王牌坊是我大伯母的娘家，一九六四年我奶奶过世后就葬在了那里。由于走得突然，爷爷没有留下遗言，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尊重老人的意见，尽快将他土葬，以免夜长梦多。于是众人一面迅速将爷爷穿衣入殓，一面捎信到王牌坊，请人开启奶奶的墓穴。一家人抬起棺木，在漆黑的夜色中出门匆匆上路。
抬棺的是四个儿子，长孙陈永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不停大声喊到：“俺老，过桥了。”“俺老，上大路了。”“俺老，过铁道了。”“俺老，上山了。”据说这样是为了让爷爷的灵魂记得来路。两个多小时后，一行人到达王牌坊，爷爷和奶奶终于葬在了一起。下葬完毕，据父亲回忆说，天才刚蒙蒙亮。
以上的这些段落是根据我的多位亲戚的共同回忆完成的。爷爷去世我并没有在场，那年我十岁，和很多同龄的孩子一样，正在五十公里以外兀自度过自己的寒假。第一次到爷爷坟前，已经是六年多之后，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到爷爷奶奶墓前，算是打个招呼，也没觉得有什么特殊的仪式感。
但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看到长辈们日渐苍老，我开始有了探寻这个家族往事的欲望。每次听到长辈们回忆当年，我会同时揿开自己的记忆按钮，努力寻找大致相同的时间坐标。从他们断断续续的回忆片断中，我越来越清晰地回答着自己“从哪里来”的问题。家族在中国人的心里占据的位置不仅重要，而且非常自然，这是我半年前读张大春先生《聆听父亲》后得出的结论。就好像我们不断从一个又一个个体生命体验中走来，转头又进入似曾相识的怪圈中去……我们习惯地把这种东西称作传统或者叫文化传承。然而，我这个年纪的一辈人，开始接受这种传统的时候，我们早已过了自己的发蒙时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我从记事起就受到这样的教育，按顺序要爱领袖、爱政党、爱制度、爱政府，偶尔也会提及爱国家、爱民族，但从来没有人，包括我的父母和老师，告诉我要爱自己的亲人或者家人，普通的个人在那个时代是可以忽略的。我爷爷和我们生活时间很少，加上他的“历史问题”，所以在他去世的时候，我家的三个孩子甚至没有带孝，而就在此前不久，我们还为逝世的国家总理佩戴过黑纱。关于爷爷去世，我能记起的情景只有模模糊糊的一段：父亲从符离集回来，我妈妈问了问葬礼的情况，父亲似乎解释了几句……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在父母的叹息声中睡去……爷爷去世，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好像没有任何影响，唯一的不同是，那年春节，父亲没有给我买鞭炮。
但是，爷爷的影子又会经常出现在我父辈和兄长的举手投足之中，我会自觉不自觉地比照我对爷爷的了解，而得出哪些是这个家族的遗传，哪些又是变异，在这种辨析中，我能感到自己渐渐融进了这个大家庭。亲人们经常对我说，“你爷爷的一生太苦了，他没享过一天福。他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产。”这一点在我父辈的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我的伯伯、姑姑们都在很艰难的情况下起了自己的房子，甚至我父亲已经有了单位的公房，也还几次试图买块地盖个房子，这可能就是对我祖父窘迫一生的反动吧。
几年前，父母回老家，说是要多花点钱，把爷爷奶奶的坟修葺得稍微像样一些，从所接受的教育的角度，我原不赞同这种做法，再说以前爷爷奶奶的墓碑上密密麻麻刻下了这么多儿孙的名字，但在活着的时候，他又得到过什么呢？但父母主意已定，我自然不敢违拗。后来，每年一次清明时节的返乡，碧绿的冬小麦和灿黄的油菜编织着浓浓的田园图景中，上坟，几乎成了我和这个家族每年一次的相聚。而且，对于我一个没有祖屋和祠堂的人，王牌坊的那片坟冢慢慢变成了我很多时候的寄托。
从去年起，我开始尝试写关于我爷爷的文章，我十分卖力地追述一个和我生命并无密切关联的老人，最初的动机源于我三十五岁之后如沉渣泛起的虚无感。未来无法把握，则寄托在记忆中求解，而每每梳理清来路的脉络，又不得不陷入对命运的慨叹。人生大抵如此，我想爷爷也不应该例外。今年，王牌坊坟前的小树已经长高，满野的油菜花香之中，我继续聆听。长辈的述说，又把我带回三十二年前的那个早晨。
父亲记得，爷爷下葬后，他说了句“入土为安”，磕了三个头，便跟着大家下山，到符离集吃了点东西之后又向梅庵赶。到了梅庵爷爷的住地，小叔叔陈民回忆说，“正看见有村民正在挪院子里的水缸，他们的意思是反正人也死了，留着水缸也没用。”由此也可以看出爷爷在当地地位的卑微。大家把爷爷不多的几件东西简单分了之后，就准备各自返回，堂兄陈永亚记得“没有了主人的小四眼看见俺们要走，一下从屋子里窜出来，寸步不离地跟在三叔的自行车后面，怎么都甩不掉。”走了好几里地之后，“小四眼叫声都是哑的了，三叔只好把它抱上自行车，带回了芦岭（我大伯家）。”三叔陈锋说，“那条狗知道我们是一家子的。”
就这样，祖父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关于他的文字也即将告一段落。最后想提一下那条小狮子狗，半年后，我和妹妹去芦岭煤矿大伯家过暑假时见到过它（不好意思的是，直到今年我才知道它曾经是爷爷的“身边工作人员”）。我还能记得，那只狗眉毛上有两个白点，看上去像有四只眼睛，它见到我和小妹不会狂吠，而是静静地流眼泪……我当时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于是一遍一遍走到他的面前，不断让他的眼泪流出来，甚至欢天喜地地邀请了邻院的小朋友过来参观……
而今年清明，当知道了它离奇的身世之后，我突然像明白了些什么，进而又有些绝望：在那个年代，吃狼奶长大的我们，在“通人性”的方面，似乎还真不如一条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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