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作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主体，自其形成伊始，就致力于德性的讲求和德行的生活实践，即如《中庸》所言：“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尽管就儒学思想的体系而言，它也将问学与德性相提并论，但是，它的价值核心却是在于德性之尊，重于德性之尊而轻于问学之道。在其更高价值追求层面上，儒学则是将问学和德性统括在以圣人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当中。正因为如此，儒学的价值追求，可以说是在宋明理学之前，基本上是集中在“尊德性”的层面上。与此相应的是，儒学的认识论追求，体现为重体认、重直觉，直将“德性之知”置于“闻见之知”之上，所以其哲学特点和文化信仰则以成圣做贤为核心，主张“人皆可为尧舜”。

佛教受此影响，其讲佛学者，亦大都由此行思，主张人人皆有佛性，大力阐扬“一念相应，便成正觉”以及“顿悟成佛”之说，从而形成典型的中国佛性论。其流风所至，则使唐宋时代的中国儒学，反而受到了中国佛学及其佛性论的深刻影响。作为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典型如天台、华严、禅学诸宗，就已大量吸收了传统儒学的思想内涵，构建了儒学化的中国佛性论思想和佛学体系。儒学重德性，佛教讲佛性；儒学关注精神修养问题，佛学讲究心性修持；儒学追求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佛学则以立处为真、理事圆融为超越精神；儒家主张人皆可为尧舜，佛家亦阐扬悉有皆佛性。

儒佛融合或佛家儒学化的过程来说，所谓“德性”与“佛性”已经有了相应的融通，佛性已经德性化，德性也已经佛性化；佛性与德性的双重遵从及其信仰，促使佛学即为圣学，圣学亦为佛学，它们的互相交织和彼此影响，构成为唐宋时代及其以后中国文化思想的主干。

大乘空宗因其教理与中国尤其是当时魏晋玄学的亲和力，易于为中国文人士夫所接受，故有玄佛合流的思想潮流。这一思想潮流，已经为佛教及其入华建设了最初的一块台阶，也同时奠定了中国佛教从此走向重于佛性之尊、轻于问学之道的路径。

法相唯识宗主张外境非有、内识非无及万法唯识，故以法相唯识宗称之。法相唯识宗并不主张人皆可成佛，好比炼铁不能成金一样。有一种人因为缺乏佛性，毕竟无法成佛。唯识宗认为，声闻、独觉、菩萨三乘，堪称为先天具有佛性者；另一种无佛性的人，终究不能入道，如铁无金性，即使是精进修行，终不成佛。所以，在佛性问题上，法相唯识宗可以说是与中国佛教其他宗派大相径庭，无法取得共识的。尤其是唯识宗学说把佛性与问学两相结合，把注意力倾注在人的知识的真假问题之上，视佛性为应然和可能，这就使得它会遭遇到不受当时中国人乃至中国学者欢迎，遭遇到被其他佛教宗派所排挤的命运。

已经相当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以“性具”、“性起”、“性生”等心性本体论作为依据，走的是一道重解悟、重直觉的佛性体认路径。其强调从本末、源流诸关系上直接打通一切存在的界限。佛性与问学为一，真如不在无明之外，功德的具足亦不待外求，只要返本或寻根即可。人之觉悟被视之为现实和已然，人性和佛性因此契合如一。这就是富有中国思想特质的中国佛性论。其影响所及，必然与唯识宗思想及其价值追求相与违背。

在中国佛教史上就呈现了如此思想结局：尊佛性与道问学的两大文化思潮，无法获得平行自在的发展，对于佛性的信仰压倒了对于问学的追求。“道问学”与“尊佛性”，作为呈现在唐初中国佛教发展层面之上的两大思潮的运动，已经渐渐地随着法相唯识宗的消歇而走向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