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盛夏》（刊于《人民文学》2003第二期）被选刊选载，按要求写了一篇创作谈，如下：

每一代写作者都有自己的使命

文/艾 伟

今天我们的现实充满了戏剧性。每天只要打开网络、报纸，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场域中。这个社会出现种种可怕的事情：食品是假的，药品也是假的，到处都是这种荒凉的景象。现实经验的丰富、阔大和饱满以及其中的惨烈和惊悚，经常让我目瞪口呆，同时也让我涌出这样的感慨，同现实比较来，我们的文学实在太苍白了。

读过一本叫《煤老板自述三十年》的书，一部纪实性作品。里面有一个煤老板，去了一趟香港，看了香港的蜡像馆，觉得很好，也想搞。中国农民都很有首创精神，别人搞过的他是不想干的。于是他决定搞一个兵马俑。但他也不能搞得和秦世皇一样，所以，他决定搞一个当代名人兵马俑。他制作了一大批中国明星的兵马俑，其中之一是那个很有名的很胖的女歌手。他也想制作篮球明星姚明，但姚明太高了，工艺上有困难，他只好遗憾地放弃。现代名人兵马俑落成开馆后不久，他出了车祸，断了两个肋骨。这位煤老板从香港请了个风水大师。大师在厂里转了一圈，对他说，兵马俑不能搞，太阴，想当年都把秦始皇都克死了。于是这位煤老板就把这批现代兵马俑埋藏于深山。他戏言，几千年后又是一批文物。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面对这样的现实，我时常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现有的文学逻辑和人性逻辑难以描述今天的中国社会，几乎是失效的。我们的书写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每一代写作者都有自己的使命。面对这个时代，即使书写再困难，还是要去直面它。某种意义上《盛夏》就是这种困难的结果。在《盛夏》中，着墨最多的人物就是柯译予。柯译予无疑是个矛盾重重的人物，他既是真诚的，同时也是虚伪的，他很自私，同时也有很慷慨，他既有内心的柔软和挣扎，同时也是冷酷和无情的。各种矛盾的气质在这个人物身上几乎是平行不悖的。

今天的中国，在精神价值领域可以说一片荒芜，到处都是肉感的气息，人们自得其乐地在一个很低的价值平台上滑行，怀疑主义盛行，大家几乎什么都不相信。这就是我们的普遍经验。我们一无依凭。这个疯狂的碎片似的世界把我们的内心也砸得粉碎。今天，我们身上的任何一种品质都经不起严格的检测。一个没有精神可以依凭的人看起来都像是“表演者”。柯译予也许也是这样一个“表演”的人。

所以，我用了这么一个复杂的结构。在《盛夏》里，有三条线索，相互纠缠，我在其中装入我们这个时代的重重疑难和矛盾，由此和柯译予这个人物形成一个相互对应的关系。我试图用柯译予的复杂性去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生态的复杂性。身处这个时代，我们的内心就像“盛夏”这个季节，充满了焦虑、不安和无名躁动，我们一片茫然，前路充满了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