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谎言会出现在新闻里，其实新闻一直在传播谎言。在写作本书之前，我们已经对银行家常说的谎言耳熟能详：“这不是我的错。”很多人都曾经这样对自己说过：“像我这样卓越的人士是不能受到任何责备的。”这个谎言基于另一个十分流行但却愚蠢至极的谎言：“我能让事情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好像事实可以完全屈从于个人意志！如我所写，银行家和政客想恢复公众对他们的信任，这些人会编出妄想的谎言：“我们还是会像从前一样的。”但问题是，我们从来都不能回到从前。多疑的右翼美国人忙着散布“奥巴马在肯尼亚而非夏威夷出生”的谎言。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所有人都被一则不可思议的谎言迷惑了。这则谎言说，一个法官拒绝缴付77澳元（约39英镑）的超速罚款，并且拒绝在驾照上扣掉3分的过失分。也许你在看到这些谎言之前，已经看到了许多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的谎言。
    没有人愿意被欺骗。只有当我们不愿意被告知自己曾经明了或曾怀疑过的真相时，我们才愿意被欺骗。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撒谎，但是我们却经常撒谎。我们试图避免有关“谎言”的字眼被用在和自己有关的事情上。我们唯一愿意承认的谎言是那些被称为“善意的谎言”，即白色谎言，因为我们把这些“善意的谎言”看成是合乎道德的。我们想摆脱掉他人的感觉，但我们最想摆脱的却是自己的感觉。我们不想因为别人悲伤自己也悲伤，或是被别人不友好地拒绝。
    谎言是试图去欺骗别人或自己时所采用的文字或采取的行动。我们用一大串文字或词组去掩盖有人撒谎的事实。如果我们看起来很懂心理学，我们会说：“这个人在自欺欺人。”实际上这个人也许在对自己撒谎。我们可以极力否认某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或者正在发生。对某些人来说，大屠杀从来没发生过，或者气候根本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可以当众阐述我们的某些观点，但实际上我们并不认为这些观点是对的，我们也可以鄙视所有管我们叫“伪君子”的人。
    我们为何撒谎？在某些情况下，当你自己或其他人的生活处于危险中，撒谎也许是有必要的。但是，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非常低，我们中的很多人从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时，我们会不假思索地撒谎，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撒谎是因为我们感到身处窘境或险境，即便生活中并没有任何威胁，只是因为害怕也会撒谎。
    我们在处于危险中时甚至会把某些东西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情感。我们认为做人的感觉是与生俱来的，但是我们通常把这种做人的感觉指代为主语的“我”、或宾语的“我”。这就是活着的感觉、存在的感觉。我们会把拥有生命当成理所当然的，也会明白在何种情况下生命受到了威胁。当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会迅速行动起来保护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遇到过极大的危险，却很少去谈论这些极其危险的时刻。我们也许会谈论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本身，但是不会去谈我们真实经历过的。我们也许会说“我已经疲惫不堪了”，听众会认为我们说的是套话，但实际上我们没有。我们也许会说“我十分惊恐”，听众也会认为我们夸大其词。听众很可能拒绝听我们说的话，因为他们不想被那些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可怕的事情影响。
    我们都有类似的经历，那就是发现自己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也许你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使你觉得受到了极大污辱；也许你依赖并深爱的人离开了你，或者伤害了你、背叛了你；也许你发现你的未来偏离了你原本的计划，或者你的过去并不像你想象中的那样。这些情况让你觉得你作出了大错特错的判断。在生活的本来面目和你的想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偏差。一旦你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你就会感到特别不安。你的内心深处开始纠结。当你的错误所带来的后果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你内心的不安感也会加剧。焦虑会逐渐变成害怕，害怕会逐渐变成恐惧，这时你会发觉自己在颤抖、崩溃，甚至要瓦解了。
    当然，你不会真的崩溃和瓦解，但是你的确会因此而改变。你现在也许变得更加老练、睿智，也许没有太多智慧，但是你确实开始用不同的方式看问题了。由此，你会努力避免犯相同的错误。不论你身处何种环境，有意无意地你会警惕同样不好的情况再次出现，哪怕只有一点点征兆。你会总结出很多应对技巧，以便降低此种情况再次发生的可能性。或者当你察觉到事情有再次发生的危险时，你会利用这些技巧保护自己免受影响。在这里，最简单、最容易的技巧就是说谎。然而，不论你是一个多么高明的说谎者，说谎都是不对的。
    本书不是一本有关说谎的道德问题的书。我最关心的不是说谎的恶习和诚实的美德，也不想研究上帝和真主阿拉说了什么有关谎言的话，更不想像很多道德主义者一样讨论抽象意义上的谎言。我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说谎，这些谎言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撒谎会带来什么后果，这将是十分愚蠢的。
    当数以千计的人被蒙蔽在小布什、迪克·切尼和托尼·布莱尔的谎言中时，小布什却拿着其支持者付出的高额报酬来公开演讲；切尼却在进行巡回脱口秀，警告大家恐怖主义威胁是当下更为严重的事情，而这其中有些事情是被奥巴马所忽略的；像小布什一样，布莱尔正在享受其高薪的领导者职位和获利丰厚的演讲。他创立了信仰基金会，而且受聘为中东问题特使。这是与弗雷德·古德温等同级别的聘任。弗雷德·古德温领导新成立的苏格兰皇家银行在对抗英国金融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弗雷德·古德温过去的一些经历改变了布莱尔。记者德卡·艾肯黑德和英国前副首相彼得·曼德尔森利用一天的时间采访了布莱尔。之后她写道：
    当我们到达的时候，我完全吃惊于这位前首相布莱尔的样子。面前的这个人简直就像一个拙劣的、精神崩溃的演员在扮演布莱尔。他看起来真的很疯狂，面部表情十分扭曲，眼睛和眉毛不断地动着，狂躁地扭在一起，频繁现出各种表情。旁边的曼德尔森倒好似一个静若处子的思想者。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像我介绍的一样，曼德尔森假装认为我是来采访布莱尔的，于是也做了一副怪表情。
    布莱尔、小布什和切尼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忽略了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将产生一系列后果这一点。这些后果中的大部分，我们都难以预料。即便我们得到了所期望的结果，这也不一定就是我们想要的。撒谎也许能在短期内保护自己，但是从长远来看，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当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就增大了认识自己和周围环境的困难。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都以信任为基础。当我们欺骗别人的时候，早晚我们的那些谎言会大白于天下，到那时，我们的信用将毁于一旦。
    1978年，在蒂莫西·加顿·阿什23岁生日的时候，他来到西柏林，之后不久便到东柏林小住了一段时间。很快，他就引起了民主德国间谍的注意。1989年，随着柏林墙倒塌，民主德国间谍的档案也被公布。那些曾经被跟踪的人得以看到有关自己的档案。加顿·阿什看到了自己的档案。所有曾经跟踪过他的人都是他平常认识的、见过的普通的德国人，有些人是在社交场合见到的，有些人是他在柏林进行有关希特勒的博士论文研究时涉及的。其中一个间谍化名“迈克拉”，她曾经是魏玛艺术馆的馆长。看了他和迈克拉的档案之后，加顿·阿什决定去拜访她。在谈话中，加顿·阿什了解到，民主德国间谍以让她的艺术品可以到民主德国的人民几乎不能涉足的地方巡回展览为诱饵，使她接受了这份诱惑，并自欺欺人地认为这样做是无害的。她也必须告诉自己，她这么做是没人知道的。显然她没有从历史中习得，所有的暴政最后都殊途同归。她监视的人包括她的女儿、继女，以及和她们有接触的男人们。柏林墙倒塌后，当她的继女看到档案，得知自己曾被继母监视以后，就同继母断绝了关系。加顿·阿什没有记录迈克拉的女儿看到档案之后的反应，但是我们可想而知。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因此很多人都会对自己关注的人的数量和类型进行限制。一些人认为“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全都不必在乎”，或者“我不想和外国人有任何关系”。那些只在乎自己的家人、热爱自己国家的人，以及自己在宗教、种族、阶层方面有共同点的人，都生活在一个被吉莲·邰蒂称为“筒仓”的空间里。筒仓是一些巨大的、没有窗户的圆柱体，通常与外界完全隔绝，里边也许装满了麦子，也许是空的，矗立于澳大利亚荒野上的单轨铁道旁。
    吉莲·邰蒂是《金融时报》资本市场版的编辑，2008年度英国新闻奖商业记者奖得主。她是极少数在2008年之前就预测出世界金融系统即将崩溃的人之一。2005年前，当人们的主要注意力都聚焦在兼并与收购上时，她开始关注债务抵押债券和信贷违约互换，这些都是银行和信用合作社提供的有问题的信贷产品。
邰蒂的专业是人类学。在这个访谈里，邰蒂解释了人类学家是如何做到全面思考问题的：
    你能看到不同细节是如何组织到一起的。但是大多数人看不到这点。他们是那么专业、那么繁忙，他们只能往自己的“筒仓”里看。而且我们陷入麻烦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目光如豆，太过注意自己眼前的小细节，却完全不理解这些是如何同周围的环境互动的。银行家普遍喜欢将金钱和利益的驱动力想象得如同万有引力一般。他们认为金钱和利益的驱动力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完全不为人所控制。但是，他们错了。这些银行家在金融领域里的所作所为都与文化和互动相关。
    世上一切事物皆与其他事物息息相关。2009年初，汽车行业出现了问题。当人们面对自己的财务危机的时候，市场对新车的需求降到了最低点。我们的新闻报道经常说“美国汽车行业”、“日本汽车行业”，听起来好像这些汽车行业是分散的，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汽车行业是全球性的行业。比如，2009年的发动机行业，菲亚特为梅赛德斯的商务车提供柴油机引擎。通用在菲亚特的授权下，为沃克斯豪尔、欧宝和通用Saab车型制造柴油机引擎。标致雪铁龙为福特汽车提供柴油机引擎，并在标致和雪铁龙汽车中使用宝马的汽油引擎。此外，标致雪铁龙还分别与丰田和菲亚特合资生产小型车和商务车。
    2009年1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闭幕在即。英国广播公司网站的商务编辑蒂姆·韦伯被要求报道一些新闻，但是不用说明消息来源。人们对金融海啸爆发的根本原因已达成共识：过度信贷、快速回报、长期承担风险、有致命瑕疵的数学模型，以及彻头彻尾的贪婪是危机的罪魁祸首。愿意透露姓名的人是作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此前他是金融衍生品经纪人。他说：“金融衍生品的全部要义就是如何创造利润、如何拴住客户。”显然，金融机构放出的贷款超过其所拥有资产价值的40倍，且它们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样做的巨大风险。 当金融机构进入计算机时代，它们用很多软件建立各种“预测模型”，预测某些金融活动的结果，即这些金融活动将会带来哪些风险。这种模型有个抽象概念叫“风险评估”。如果风险评估模型显示有可能出现哪怕是一次风险，评估结果就会提醒此次投资风险过大。如果没有显示上述风险，评估结果就会建议可以承担风险进行投资。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之夜》的经济编辑保罗·梅森把承担这种风险称为“自杀式冒险”。它是金融机构愿意承担的风险，因为评估结果显示不会真的出现风险，但是风险还是出现了。
    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经常发生出其不意的事情。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每个人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很多人都在自我欺骗，认为“我的行为的影响是有限的”。我们从小就知道微小的举动有可能带来意外的严重后果，但是当我们长大成人，很多人都假装不知道这个道理。当弗雷德·古德温家的三扇大玻璃窗和停在车道上的梅赛德斯车后窗被打碎时，有报道说古德温“十分震惊”。人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古德温担任苏格兰皇家银行总裁时，曾把银行拖进恶性债务中，致使银行要靠2 000亿英镑的公共资金的支持。他辞职后，没有理由不留住他的税后300万英镑的财产和每年70万英镑的退休金。为什么这会让人们很生气，以至于要破坏他的私人财产？当人们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会产生严重后果时，人们通常已经形成了“我的行为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臆想。也许古德温对愉快的提前退休抱有幻想，也许他认为自己还可以获益于他之前的职位，并偶尔在一些高级委员会中抛头露面。很明显，古德温既没有想到人们对他恨之入骨，并企图伤害他，也没有想到他的后半生会成为狗仔队跟踪的焦点。2009年3月，媒体对一张古德温休息时的照片开出天价。当年8月，他回到爱丁堡。英国《卫报》的菲利普·英曼于2009年10月写道：“古德温曾经向公共关系专家求助，试图挽回他的公众声誉，但是并没有奏效。”
     广受欢迎的自欺欺人的谎言是：“我比别人强。”很多人宣称自己有优越性是基于对他们的宗教、种族、国籍、阶级或性别持有特定的信念，其他人可能仅仅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好就认为自己比别人强。这些人会认为，这种优越性赋予他们凌驾、诋毁、忽视、欺骗或者伤害那些不如他们的人的权力。在这种谎言的作用下，这些自认为优越的人否认人们所具有的共同点。实际上，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大的种族差异，我们有共同的需求、欲望和恐惧。我们都想获得真实的认可、社会的尊重，以及与他人的良好关系。
    我们今天面临的所有严重问题，如全球金融海啸、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地球资源被滥用，都来自某些人自认为比别人优越的想法。这种想法让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并去伤害那些在他们心中不如他们的人。当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建立帝国的时候，他们自认为在拯救殖民地人民于无知与堕落之中，他们在保全殖民地人民的灵魂，而实际上，这些帝国建立者对殖民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偷窃与掠夺。许多人认为宗教信仰足以使自己处于道德高地且高人一等。这使这些人伤害他人却毫无愧疚之心。自我欺骗十分容易，我们总能编造谎言，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这些撒谎或自欺欺人的行为能改变吗？
    正如数个世纪以来宗教领袖们已经证实的那样，善良的劝告几乎从未改变过人们认为该如何行动的想法。谴责别人总是十分容易的，但是我们很难应那些自认为掌握着道德评判权力的人们的要求去改变自己的行为。可能遭受法律惩罚的风险也许会让我们作出改变，但是我们依然在内心深处保有自己的看法。只有当人们自觉地检视自己的观念和行为的后果时，人们才会作出真正的改变。
    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很多人决定改变他们对自己、对世界的看法，由此过上比过去更令他们满意的生活。在德国，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很多国家都会有国民希望忘记或否定的过去。 这些国家试图通过保持质疑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历史，但是德国人用一种德国式的彻底性来处理他们在民主德国时期的生活。加顿·阿什写道：“德国有审判、整肃与真相和解委员会，并且系统地开放了间谍档案，供每个人查询自己的遭遇，以及自己过去的行为。这是非常独特的。”2009年，在阿什的研究结论中，他指出，自从1997年技术革命涉足英美政府和私人安保公司以来，监控手段就已经超出纳粹分子的想象了。他写道：“之前的民主德国人的隐私比如今我们英国人的保护得更好。这完全是因为立法者和法官了解在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和之前的纳粹政权的统治下的生活状况。他们比我们英国人更注重保护个人隐私。人都是在生病之后才知道健康的珍贵。”
     2009年，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马克·马德尔在离职之前写了被他自己称为“最后一篇有关欧洲的报道”的文章。他在报道中写道：“德国依旧是欧洲最重要的经济、政治力量，并且非常有责任感，有能力反思自己的过去和战争的恐怖。这在我看来是十分独特的，不亚于一个奇迹。这是研究战争余波的历史学家都不敢预测的。德国也许是今天世界上少有的成熟的国家。”
    20世纪70年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开始出现另一种转变，这种思维方式被称为“独立”。那些有住房问题和受慢性病折磨的人们对那些本应帮助他们的专家丧失了信心，转为和其他遇到同样问题的人聚在一起，共同解决问题。其中一些“独立小组”变成了运动，推动了他们所追求的变化。十分真诚的流行病学家伊丽莎白·皮萨尼（Elizabeth Pisani）在她有关艾滋病研究的书中写道：“引起人们对这种传染病广泛关注的并不是医生，而是同性恋者。通过戏剧化的表演天赋，以及深度了解如何玩转传媒行业，他们打烂了医疗机构的大门，突袭了制药企业，攻占了媒体的版面。他们给艾滋病戴上了政治面纱。”
    互联网带来了人们沟通方式的革命。政客、媒介名流以及警察都被迫让自己适应世界上各色人等的抱怨和控诉。现在的伦敦，警察们已经不会再用武力对待人们举行的有关气候变化的“温和”运动了。至于警察们是不是真的了解和接受这些人的做法则是另外一回事。
    不幸的是，那些因为某种原因组织在一起的人并没有吸取历史教训。事实和他人的劝告都没有改变人们的想法。要改变人们的想法，就必须了解他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你绝对不能假设自己了解别人的想法和感觉。要了解他人，唯一的方法是去问他，如果他信任你，他就会告诉你。
    我发现的最大变化是父母如何看待他们的孩子。这并不是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大多数孩子仍受到父母的管制，被父母掌控，并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但是很多父母已经转变了这种养育观念，进而改变了其他父母的观念。
    20世纪50年代，人们开始质疑父母的权利。在那个时候，儿科医生本杰明·斯波克提出了警告：父母不应该因为3岁以下的孩子做不到他们生理上还做不了的事情就惩罚这些孩子，即不能因为孩子不能控制大小便就惩罚孩子。孩子需要在状态好的时候学习这些事情。在斯波克医生之后，又出现了“训练孩子小组”、“意识指导小组”，和许多“恢复性治疗小组”。所有这些活动都允许参与者打破《摩西十诫》第五条的戒律。“孝敬父母，将使你的日子在神赐予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质疑你的父母，你就死定了。这让那些曾经遭受父母折磨的人们反思自己应该如何好好养育孩子。现在，某个小孩子的所作所为在我小时候也许会挨母亲一巴掌或者更糟，但是这个小孩的母亲却通过和孩子谈话，让他分心，从而停止做他正在做的事情。我真想告诉孩子的母亲她是多么棒，但我怕那位母亲不好意思，就没有这么做。毕竟，她的妈妈当初也是这么对她的。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观念来解决正在面对的公共或私人问题。但是，正如伊丽莎白·皮萨尼所说的：“我们无法解决一个我们未真实描述的问题。”你准备好不再说谎了吗？

摘自《我们为什么撒谎》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