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是大银行的副总裁，青年才俊。

他的妻子不满于他表“情”的木讷，以为他不爱自己，跟着高尔夫球的教练跑了。安迪非常非常爱她，忍不住用酒精麻醉自己，酒醉后的安迪甚至想枪杀其中和她的情人。但是，安迪压下了这一念头。我总觉得因爱生恨而夺人性命不是爱，因爱生恨而放弃恨才是真爱。

安迪被推上了审判台，一切证据都指向他在场。指纹、证词、司法团（从检察官、法官到陪审团）。事实上，所有的证据——从指纹到手枪到证词——只能证明安迪曾经在场、曾经有杀妻意图，并不必然地证明安迪有罪。但是司法团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逻辑，而忽视他们不愿意相信的逻辑。在人类的历史活动中，通达真相的疑点常常如此被搁置，真相本身也由此被搁置，而对执法者来说，结果是否真的符合正义不重要，重要的是貌似正义！

对被杀者的同情、对杀人者的痛恨都必须找到可以对象化的出口。枪手的职责是射中靶子，执法者的职责是破获案件。《救赎》中，安迪由此成为牺牲品。情绪对出口的需要和社会对职业者的要求，注定了执法者对证据所会有的逻辑选择，也注定了符合正义是偶然，而貌似正义是常态。

这让我想起我家小外甥。小外甥有个数学家教，收费高但求者众。他有一绝，要求学生做模拟选择不要依赖于运算，他告诉学生，你根本没时间运算，你需要的是直觉，在第一时间里排除直觉不对的答案。当然，直觉不是任意胡来，关键是他的直觉也有一套方法做依据，而且极其有效。问题是，如此一来，学生未必需要完全懂数学，运用这套方法命中率往往在90%以上。对以考上大学为主要目的的学生与家长来说，学懂反而是次要的，学数学变成手段。两件事异曲同工，学数学本是为长知识的，可到头来却是为考试。执法者的存在本应是为辨正误的，可是令许多嫌疑人成窦娥。

其实，人类的活动，在目的和手段上常常就是如此本末倒置。即使有一天人们偶然发现真相，“历史”也会伸出它的大手安抚大众：发现就是进步，历史是在曲折与反思中进步的。

ＳＯ，历史就是这样一个怪胎：它制造杯具，被称为局限；它回头发现杯具，却被称为进步。唯有人，被历史之轮碾过，有些已肢体残缺，有些则香消玉殒。说到底，历史一直如非洲旷野，在那里循环地上演着一轮又一轮的狩猎与被猎。安迪之胜出，在于他有智慧有技能，懂得置换身份，把自己变成狩猎者，而把狩猎者变成猎物。他审时度势，以足够的耐心和理性，利用制度设下陷阱，等着猎物自己跌入。制度，在他的博弈中瓦解。

如果安迪知道冯小刚，一定也会说：我把青春献给你！脸上带着奇异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