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照的时候他有点不安，因为习惯性会从椅子上滑下去，眼神都慌乱起来。

“从小坐没坐相，现在知道苦头了。”他耸耸肩，继续努力摆一个我们所要求的端正姿势。

我走过去轻轻把他的肩膀往后扳一些，又往下按一按，让他看起来不那么紧张。摄影师在那一端还是轻轻摇了摇头。

回去的一路车很堵。天色暗下去，我困意渐浓，简直眼皮都要耷下来，正好听他的故事提精神。

“我中学的时候非常调皮。那时没什么人知道愚人节，我就和几个同学在水房的黑板上写‘今天停水’，看到几百个人目瞪口呆地站在门口不知所措，躲在一边不知道有多得意。”

“老师知道是我们干的，罚一会儿站也就算了。他们拿我没办法，虽然我上课一直在睡觉，但到了全国物理、数学竞赛，他们还是要派我去参加比赛，因为我不是冠军就是亚军。”

他拿出一张CD塞进去，轻柔的女声像烟一样在车厢里慢慢腾起来。

“考进复旦，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校长。那时还是谢希德任职，学校刚刚开始推行学分制。我说，我高中时觉得无聊，就自己把大学数学学好了，想免修，不知道行不行？校长想了想说，那么你就参加一次考试，看看合不合格。满分是100分，我得了98分。校长于是同意了。我得寸进尺地问他，那么大学物理我能不能也免修？他瞪大了眼睛说，你读的是物理系，如果物理都不修，你究竟来大学干嘛？”

后来，他成了复旦大学第一个两年就毕业的学生。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参加李政道博士的研究生考试，一举夺得了全国第一。当时，这个奇迹轰动了物理教学界。

“那时同学们大概有点恨我。因为我从来不苦读，可是我从来拿第一。他们知道，这不是努力能够弥补的差距。”

后来他去了MIT，自己开始体会到这种绝望。“我的师哥拿了诺贝尔物理奖，在他这样的天才身边我只剩迷惘。而且我心里很清楚，物理这个学科已经走到了尽头，除非再出现一个爱因斯坦式的人物进行颠覆。那不是属于我的机会。”

穷极无聊，理想又遥不可及，他干脆开始读MBA，四年时间用一份学费修了两个学位。当时他身边有许多中国同学都经历着一样的苦闷，其中有一个师弟叫张朝阳。“我们那时还有点看不起他，觉得他成绩又差，心思又不在正道上。”后来的故事众所周知，他重新看到老同学的消息是在电视上，彼时他正在伦敦做金融投资。“他还是原来那个他，只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了。”

他笑起来，“有一点我还是承认的，他物理不如我，可他舞跳得比我好，真的，比我放得开。”

去伦敦之前他以为那是一个普通的面试，免费去地球另一端做一个暑期旅行，没想到一留就是12年。做期货股票，开始的时候和一群经验丰富、学历却只有中专的小伙子挤在一间房间里，“非常郁闷，开始真正明白，理想和现实的摩擦会让人疼。”

他当然不会永远和他们停留在同一个房间里。对一个非凡的数学头脑而言，金融市场不过是小菜一碟，他需要一些更具挑战性的事情。“后来我开始研究金融市场的数学结构。我以为三四年就能把这个模型做出来，可是现在10年了，我刚刚开始收尾。”

于是他回到久违的家乡上海。回来之前他列了一张清单，写了15种想学的项目。“我自认为，I've paid my dues to life。这个‘due’很难翻译，不是责任，那太沉重了。但我理想中的人生就是应该读一些书，玩一些东西，还要玩得出色一些。”

他学帆船，很快拿到了驾驶执照。他学潜水，很快就有了二级潜水证书。他玩桥牌，几个月后，成为全国通讯赛的上海组冠军。

“我还是数学家的思考方式，对我来说，有规律循序渐进的东西都不太难。可是跳舞不是那么回事情，开始的时候我拿笔记本记录老师的讲解，回去自己再写一个模式出来照着练习。”他顿了顿，又叹了口气，“真的，跳舞我没有张朝阳的天赋。”

他越玩越胆大，直到学滑翔的时候出了意外——降落伞缠住了半空的高压电线。“我看到那里写着2万伏的字样，吓到浑身力气都被抽去一样。还好抱住一根柱子，在上面定了半小时才敢解开扣子慢慢往下爬。”当地农民把他团团围住看热闹，有人问他降落伞多少钱，说给一半的钱可以帮他解下来。他付了1万5千块。“我太傻了，完全没有多想，人家怎么问就怎么答了。”

现在他的兴趣是马球，一个礼拜自己开一个多小时的车去九龙山三次，有时干脆住在那里。他骑马的样子并不算挺拔，倒有点小心翼翼，“我现在很自信，一上马就知道该怎么控制它。但我觉得没必要拼，这毕竟是游戏，去到有性命危险的地步，总是不应该。”

已经到了我的公司门口，他和我说再见。我才意识到他绕了多大的一个圈子特别送我过来。“没关系，没关系的”，他还是笑。

写好采访稿发给他过目，看看细节是否有出入。他大概不会或者不喜欢打字，打印出来用笔改了，自己送到公司前台。一笔一画，很是认真。我吓了一跳，前台姑娘也吓了一跳，“看他穿这样普通的毛衣，还以为他就是被什么人派来送东西的呢。”

访问之后，大概没什么机会再怎么联系了。我却常常想起这个有趣的天才，一本正经说“我本质上还是数学家”、然后又嘻嘻笑起来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