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李冰清

（原载《时尚先生Esquire》2015年12月号）

拍完电影《烈日灼心》后，段奕宏去学了潜水。

之前他只是粗通水性，“能扑腾扑腾。拿个脸盆装满水，把头放进去，可能也能坚持个一两分钟。”拍摄《烈日灼心》时，有一幕是他饰演的伊谷春在水下帮邓超饰演的辛小丰挣脱污水里的铁夹子，他要潜到水下4米多深的地方，并且连贯地完成掏枪、上子弹、开枪等12个动作。第一次下水沉不下去，他挂上四块铅块，底下再加一个全副武装的潜水员拽着他，刚做完5个动作就不行了。

电影中消音的画面，倒像是他身在水底时满腔恐惧的真实刻画，水中的那一分钟，他觉得漫长到无穷。刚考完潜水执照的朋友推荐他去试试，那段时间他正在放长假，心念一动，觉得不如借此排解一下对水的恐惧。

初次下水还不到十米，他忘记教练强调要一米一米排耳压的叮嘱，“直接就是脑子快爆炸的痛苦，”教练把他拉上去，鼻子立刻窜出血来。在水里他不敢多想，“越往糟糕的地方想就越感到恐惧。”每次海龟和鲨鱼慢慢游过身边时，他都呼吸急促，耗氧量大幅增加，一罐氧气正常能吸45分钟，这种时候往往不到20分钟就被他耗得差不多了。“那些动物的从容淡定让你不由自主有种蹑手蹑脚的谨慎，你会觉得自己是个入侵者，在侵犯他们的地界。”虽然没遇上什么真正的危险，但在38米深的海底，他体会到一种敬畏。“人类太容易自以为是，觉得自己牛掰，无所不能。但实际上你已经越了界，真要被咬了被螫了，也是活该。我的感觉是，对不起，打搅了，真的打搅了。”

这让他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应该在属于自己的地方，竭尽所能，且量力而行。凭《烈日灼心》拿下上海电影节影帝，他在获奖词中用“为戏为奴”来形容自己对表演的忠诚，他觉得只有心怀这样的虔诚，才能拥有真正的踏实感。“工作和生活的节奏，我很庆幸现在还能控制，不用为了生存去求一个量。做一件事，我在乎是否能尽我的心力和精力，把持住自己的节奏和规矩，我觉得也是需要能力的。”

“我不能把自己给玩完了”

导演宁浩曾把眼下这个时代与美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做比较，急速涌入都市的人口在生存压力之外也有文化上的饥饿感，在成功这个单一价值观的统治下，所有人都需要解压，娱乐片也应之大量出现。“这就是硬需求，电影院都建好了，就等着赶紧填货，为什么现在什么片子都卖钱？没东西，供货商着急，就得赶紧供。”

于是，影视作品似乎越来越倚重它们的商业属性而非艺术属性，不断被刷新的票房纪录和收视率也在冲淡观众对于剧本质量、演员演技的关注度。演员更多被称为“艺人”或者“明星”，似乎只有滴水不漏的全方位式曝光才能强调存在感。左手是影视作品，右手是真人秀，互相填补空档，每个人都像被背后的大浪推着前进，不加快脚步，好像就会被裹挟去未知处。

但段奕宏还是守着自己的速度。他现在基本保持一年两部戏的频率，2011年结婚后步调更为随心所以，“以前一年最多休息两到三个月，现在最多可以休息九个月。”他还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不串戏。“朋友往往说，就几天时间，短平快的东西，何乐而不为？但我怕久而久之会变得自以为是。”《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火了之后，有制作人想请他去演话剧，说只要15天，他绝然拒绝了。“话剧创作怎么能只用15天就搞定呢？你为了迁就我而压缩时间，我并不会感激，因为那已经违背了做一件事情最基本的规则。”对方试图用领导和观众的期许来打动他，“我说我的脸只能欺骗观众10分钟，最重要的是，我不能欺骗我自己。”

拒绝朋友的时候，他也于心不忍，“真的不忍，但他们又挺理解我的，老段就是这么一人。我不想两三天匆匆忙忙把事儿给完成了，却演了一个完全经不起推敲的角色。别人那种信任，有时反而会让我很不安，浪费了这一次信任，下一次可能就没了。我不能把自己给玩儿了。”

对他来说，“经得起推敲”是个很重要的标准。镜头上那些一晃而过的动作，他不信靠描个架势就够用。《白鹿原》中的黑娃时一边割麦子一边想田小娥的钩子，“我不允许自己一边还在担忧割麦子的尺寸问题。”他相信的是熟能生巧，顺乎其然，在麦地里跟麦客学打麦秸，平时不干农活的手捋过麦秆滴下血来，扎遍手心的刺都挑不过来。他继续，撸到都感觉不到疼了，架势就真正活了。

他至今都不认为自己是个有表演天赋的人，“说到底，就是我对自己不信任，感觉不踏实，就会找一切方法去寻找人物的状态，不一定奏效，但也要把死马当活马医。”体验生活别人看来是笨办法，在他眼里却是捷径。当年在中戏上学时，别的同学去“体验生活”，一般走马观花个两三天就回来了，段奕宏曾为了话剧《圣水》在盲校待了两个星期，为了毕业大戏《马》又去安定精神病医院和病人同吃同住了近一个月。拍王小帅的电影《二弟》时，他觉得一个新疆人演温州洞头的海岛人连自己都说服不了，到了拍摄地点，他硬着头皮看一群路边的街头小混混打麻将，人家打五个小时，他就站了五个小时，递了烟接上话，又混去和他们一起吃大排档唱K，后来干脆穿着和他们一样的尖头皮鞋紧腿裤上街，浑然已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一起度过了23天。

每接一个角色，他几乎都要经历一次惨绝人寰的“自虐”过程，“不惜力，不惜命”，当然更不惜时间，有时他都害怕会勒不住自己。拍摄电影《西风烈》时，有一幕需要他从两辆并行高速前进、相隔约三米的车间徒手跳跃过去，非常危险。在平地上练习的时候就撞上铁夹子受了伤，武术指导看到他手上拉开那么大条血口子，拍摄时不仅放慢车速，还拉近车间距离。一条拍完，导演说过，段奕宏不同意，要求重来，“起码也把车开到五六十迈才有劲啊！不然也太假了。”

精神上的自虐更为残酷。段奕宏曾在泰国电影《细伟》里扮演一个吃了四个小孩心脏的人，根据真人真事改编，他为了角色从72公斤减到59公斤，还专门去看了保存在医院的罪犯干尸，结果每天做噩梦抱着血淋淋的孩子，恐怖至极。电影拍了4个半月，他看完首映后痛哭一场，电影被剪得乱七八糟，根本不是他之前想象的样子。“那也给了我一个教训，作为一个演员，尽自己本分就够了，不应该去计算我无法把控的结果。”他学会了安抚自己，票房或者得不得奖，都不应该他选择人物和电影的阻碍。

看《烈日灼心》剧本时他看中后来由邓超扮演的辛小丰，为角色准备了大半年后，导演曹保平突然说让他演伊谷春。他犹豫过，但还是推掉了其他的所有片约接了下来，“我太想和他合作了，所以必须得放弃自己。”曹保平对他多年前在《刑警本色》中的表现印象深刻，但段奕宏图的不止是这份惺惺相惜。“我更渴望的是他能看到我身上以前的差异或者毛病，这样才有机会、有方向去修正和开掘你，这个是很难的。”

开机后，他才意识到曹保平“折磨”的激烈程度超出了他的预期。曹保平对演员的状态极其严格细致，甚至对脖子上那根筋是否在恰当时候暴起都有要求。一幕伊谷春得知犯罪嫌疑人是谁后与叔叔交流的戏，曹保平把所有人赶出去，留段奕宏翻来覆去一个人演了一天。“我几乎崩溃了，痛哭流涕地对导演说，拍戏拍到今天，我第一次听不到自己的的心跳，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无法忍受。”

杀青那晚，段奕宏做了个梦，在梦里他和曹保平互相飙脏话，算是痛快地发泄了一次。即使在崩溃的临界点，他还是对自己说，“你不是一直想要打碎自己、重塑自己吗？那就不要带有一种固守、习惯的东西。”他不怕导演的压榨，“我永远不会满足，你只要能提出更好的，我都愿意去尝试，无论投下多少心力、要试多少遍，我愿意成全一个最好的状态。”

“过程的快乐大于结果”

段奕宏不希望自己始终在“苦哈哈地创作”。“我不喜欢把自己弄得焦灼。其实我特羡慕那种聪明的孩子，没咋学习呢，一考就一高分。不过我不是。我很早就明白，努力了不一定有收获，但至少有了可能，不然，很多事情你连边都摸不着。”

第一次从家乡新疆到北京报考中戏，段奕宏在火车上辗转颠簸了98个小时，面试了20分钟后，被告知没有通过。从学校出来后他径直奔到天安门广场，落榜的那点难受，立刻被巨大的好奇给冲散了：小时候只在各种照片中见过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等建筑，现在就那么矗立在眼前，神秘、肃穆而亲切。他在广场上坐了一夜，天色渐亮，人群渐密，仪仗队开始举行升旗仪式。他抬头看五星红旗在鸽子灰色的天空中呼啦啦飘展，不由自主地哼唱起国歌，还有些热泪盈眶。

“那天的仪式感让我震撼和澎湃，那是种全新的感觉，除了激动就没别的了。”或许是记忆中的点滴一起连成了具象，或许是“将来”露出了比他想象中更宏伟的轮廓，他下定决心，蒙也好骗也好，得让家里同意再考一次。磕过那一跤，他反而涌起了势不可挡的决心。第二年接着失败，考到第三次好不容易过了专业考试，文化考试又看着悬。“那时我妈都说，从没见过我为学习那么拼命，每天真的只睡三个小时，除了去厕所，屁股根本不离凳子。”

他以西北片考生总分成绩第一名被中戏录取。刚到北京的时候，他爱上了煎饼果子和可口可乐。之前他从没见过这些，煎饼果子的热气在冬日里腾起的白雾，拧开可乐瓶那声清脆的“啪”，都让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个地道的北京人。但那种一瞬间的快感敌不过他心里的敏感，哪怕在街上有人无意踩了他一脚而没说对不起，他都能立刻被挑拨起来，追着人家要干架，“凭什么，我不是北京人吗？”

在中戏的那几年，焦灼感始终萦绕在段奕宏左右。他给人的印象含蓄而内敛，见人总是溜边走，连放肆的大笑都罕有。许多同学在入学前已经有平面广告的经验，有些已经拍过叫得上名的影视作品，小有名气，入学后，他们的机会也没有断过，一块儿聊天，谈得都是他们在外面的种种见识和受益。“我也很感兴趣，很羡慕，可真的望尘莫及，哪怕要演个阳光帅气的农村孩子，我形象都不过关。”周末他去剧组跑群演，没有人告诉他镜头是否会带到他，“就在那儿杵着，别人开始歇着聊开天了，还在那儿杵着。”他觉得自尊心担不起这个。

“最大的折磨在于，我不知道做演员这个事儿有多大的希望。周围的人不仅比你走得快，好些已经跑了起来，只有你在原地踏步。”入学的第一年，他形容自己“神魂恍惚，不知所措，萎靡不振”，想着勤能补拙，就风雨无阻起晨功。有一天他站在墙角，用头抵着墙壁“找共鸣声”，恍惚间突然被人踢了一觉，“一看是台词老师，他说你站着儿干嘛呢？我才知道自己已经站着睡过去了。”

百愁无处可消，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就是先把一个个段子、一个个话剧作品立住了，至少对自己的表演、对作品建立起基本的鉴赏力和判断力。”他不认为当时的自己已经拥有足够的定力和耐心，那更多是一种不得已，“但它是我在攀比和筛选中找到的最踏实的方法。”同学们记得，段奕宏总是一个人把学校墙头、房顶等等各个地方当作练习场地，“一直在偷偷给自己上发条”。渐渐，他的话剧作业成为全校期待的作品，他甚至被同学们称为“戏妖”。

“那种感觉是我想要的啊。演出得到了许多肯定和赞许，当然也有批评，但在这些声音中我越挣扎就越挣扎出成一个人样了，模模糊糊能摸到自己之前根本不存在的轮廓了。当时我没有聪明到立刻领悟一个道理，做一件事感到喜悦才是最重要的开始，过程的快乐其实大于结果。”

“人总应该惦记着本初的感觉”

    段奕宏有一双球鞋，棕色，软皮，穿了近16年，已经磨到发白。他记得当年为它花了600多块钱，在深圳买下，是当时最贵的。后来他拥有过许多双比它新比它贵比它好的鞋，可他每年还是会把它翻出来穿一阵子。鞋带断了就打个结，并不减一分喜爱，和双脚磨合得妥帖之外，他觉得穿上它时心底会腾升起一种莫名的欢喜。

“它经历过时间，一些我不能忘却的东西。无论现在是什么状况，可以买多少双鞋，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人也是这样，无论你发展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还是应该惦记着本初的感觉。”

从98年毕业到04年，段奕宏在话剧舞台上把大小角色摸了个遍。话剧舞台教给他一条准则：对每一个角色报以绝对的尊重，而且始终不能松懈。“你不能犯错，即便错了，也要有能力抹过去，观众能发现，往往是因为你的惊恐出卖了你。”2014年他演《四世同堂》的说书人，就那么点戏，打完铃上台的那几十秒，他突然觉得紧张到心脏窜到了嗓子口。“别人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还能紧张呢，按理说这不是大学阶段就该解决的问题吗？那一瞬间我还是被自己干扰了。”他穿着长衫踩着皮鞋，从景深处往外走，聚光灯追着，他发现自己握着书的手禁不住在颤抖，“但走了十几步，我能听到皮鞋踩在木质地板上的声音了，我觉得心定下来了。对节奏、肢体的顾虑，都已经收回来了。”

同样的台词，同样的调度，同样的对手演员，几十场几百场地演，创造力新鲜度的匮乏成了话剧演员最大的挑战。“我也不成熟过，十场一种状态，五十场又是另一种。以前开场前会问，今天哪个导演来了？得加把劲好好表现。好像需要一个让自己兴奋的理由，或者一个借口才能正视新鲜感，来点燃自己。”

真的演过百场后，他的关注点越来越向内，“我只在意今天自己的状态，对手的状态，如果关心的东西已经不是这部戏本身，没有用脑子用心去演，如果以一百场戏的重复都不能给你带来更高级的感悟，那就真的白演了。”这让他记住“初心”的力量，“重要的是不能丢掉真挚和真实，这对表演来说才是最有力量的。”

相比真人秀里逗笑趣乐，段奕宏那种一头扎进角色准备的方式简直笨拙，但他觉得一切都很公平。“并不是说我想藏拙才不去参加真人秀，‘拙’才可能更好玩。只是我没有找到兴趣点。真人秀其实挺辛苦的，费体力也费脑力，可以说不亚于一部作品的创作，人家也付出了，你要觉得不公平，也可以照搬去做，有什么不可以？”说到底，他只是做了自己的选择，“我只是不愿意自己去费那个劲。还是那句话，安放了我自己那颗心我才能去玩，安放不了，我就老实呆着。现在的状态挺好的，不紧不慢，这样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就要去承受这样一个结果。”

不拍戏的时候，他尽量给自己放假。前阵子他和父母一起回四川老家小住，每天陪着母亲慢慢散步，不停对她说，我没事儿，真没什么事儿。“她已经80多岁了，腿脚也不太好，只能蹭着走，每十分钟都要休息一下。父母总是怕麻烦孩子，我以前也以为，要工作安定了要有经济基础了……这不对，尽孝不该是一切尽善尽美了才能开始，老人需要的，不过是你陪伴的时间。”

拿到《士兵突击》片酬后，段奕宏第一时间给远在新疆的父母买了一套新房，“新房外有个院子，可以种菜种花，父母把种好的蔬菜搁在冰箱里，盼我回去吃。”他也想法设法把父母接来北京同住，拍戏再怎么赶，尽可能没两天回一次家，“还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是因为担心，只能说剧组的床不舒服，睡不着。”他一直记得第一次考中戏时母亲一路怀揣两个大馕送他上车的情景，之前他从未离开过新疆伊宁市，母亲也只交代一句，“出门在外，以诚相待别人”。车门一关他便开始落泪，遥遥望着伫立在原地的母亲越来越远，那种不放心的感觉，如今他更深刻地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