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见的个人生活实录 珍贵的社会历史文献

——《吉城日记》品读

武仲平

今年是吉城先生逝世90周年，作为“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五辑），由吉家林整理，柳向春审定的《吉城日记》前不久由凤凰出版社推出，受到学术界空前关注，这也是我市文史界、学术界的一件盛事。

一

早在2010年，清末民初东台著名学者吉城日记中的《鲁学斋日记》（外二种），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收录入“珍稀日记手札文献资料丛刊”影印出版，手稿被视为珍稀文物藏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时隔8年，这次出版的《吉城日记》（全二册），百万多字，收录了从清光绪十三年至宣统三年，吉城所撰写的全部日记，洋洋洒洒，蔚为大观。

吉城（1867——1928），出生于江苏东台（祖籍丹徒），字凤池（凤墀），别字经郛、更婴、完仲，号曾甫（曾父）。先生家学渊源，自幼饱读诗书，6岁即入塾受《四书五经》陶冶，10岁始读《春秋三传》，14岁参加科举考中秀才（生员）。其后参加江南乡试，满腹经纶却屡试不第，备尝世态炎凉之酸苦。自此绝意仕途，不求闻达，博览群书，且始终以“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为骨架，“通齐鲁学，治班马书”，旁及词赋金石之学，撝张古义，经史互参，宏通博雅，见精识锐，多发前人所未发。吉城著作等身，先后撰国学研究论著32种，咏壮怀言志诗词500余首，生平经历日记23册，另作短篇艺文不计其数，故被学术界公认为晚清至民国时期著名经史学家、教育学家、诗人、书法家和文博收藏家，堪称一代鸿儒硕彦。《江苏艺文志》和《盐城历史名人》等文献中均详列其名其著。

吉城21岁开始撰写日记，自光绪十三年（丁亥）六月起至宣统三年（辛亥）七月止历时25年，逐日记载，从未间断。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写日记已成了吉城心性修养的一种习惯，一种思想洞见、人生感悟、生命体验的灵魂的灌注。他在日记中除记叙个人日常活动与生活琐事外，还记叙了各地发生的重要事件以及社会上、家族中的各种趣闻轶事。并将自己创作的诗文，读书的札记，研学的心得，考据的见解，章句的按语等，全部记录在日记之中，真可谓“博学广记日日勤，述而有作语语精。”

《吉城日记》总序中指出：“我们观看社会发展的波澜，当然要看波澜为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波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吉城日记》恰恰是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主要记载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记述了吉城本人的为学生涯，含其在江苏东台、兴化、镇江、南京以及安徽合肥等地学习、工作、生活、交往、旅游的经历，以及与一大批学者研讨交流、切磋学术的经过，涵盖其读书求学、参加科举、从事教学、研究学问、著书立说、以文会友、居家生活等方方面面。对于自身研读的各种书籍，历次科举的试题，从学及阅卷的书院，执教的塾馆与学堂，教学的科目与课程，结交的文人学者，游览的名胜古迹，知悉的奇闻趣事等，《吉城日记》中均记载得十分详细而清晰，生动而有趣。

二是记叙了东台、兴化、镇江、南京、合肥等地的政治动态、商贸行情、文化氛围、历史掌故、城镇风貌、乡土风情、名人轶事、名流行踪、环境变迁、物候变化、天灾人祸等方面的实况。对于彼时学子苦读求学，学生科举应试，学者集会研学，学堂开课教学的情节，吉城在日记中均记载得非常具体而透彻，真实而可靠。

三是记录了吉城本人撰写的诗词和楹联。诗词联语大多系与亲朋好友的唱和与酬应之作，或咏物记事，抒怀言志，或书画题识，游览寄兴，或感叹时局，缅挽故友，或赞颂先贤，奖掖后生。

四是记录了吉城本人所撰写的论著名称，读书的札记，评论的按语，创作的艺文，辨别的金石、书画、器物等。对于国学典籍的各种注疏，特别是“齐鲁学”与“班马书”的章句，吉城均注重义理与考据，阐明自己的见解，发前人所未发。吉城对国学典籍的训诂与甄微，自有独到之处，不仅令人信服，而且发人深省。

上述内容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诸方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某一时段的点点滴滴，携带丰富的文化信息，折射出这个时段历史的人文风采。尽管纸黄页脆，但一页页纸上记载的人和事，与后人撰写的各种回忆录、传记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记载的事项和内容是当时当地发生的实况，即今天我们常说的“亲身经历的进行时”，不夸大渲染，不虚构美化，不语焉不详，不以讹传讹，因而成为考证清末民初东台等地历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其真实性、准确性和连续性，是毋庸置疑的。

二

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保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印记。《吉城日记》作为一种文体，属于记叙文性质。但他的日记不是流水账，也不仅仅是为了备忘，从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整个时代大气候、大环境以及一个学者在这种处境中的品格和深邃的智识，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他逍遥于政治泥淖之外，个人思想追求与精神世界发展的一丝轨迹。

纵观吉城生活的那个时代，内忧外患，国无宁日，社会动荡，民生多艰，人们的思想正发生剧变，他虽学富五车，却是报国无门。因此，自光绪二十年第六次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仍未能中举后，就不再迷恋科举，绝意仕进，而以读书撰文和教书育人为终身职业，将毕生精力都用于交贤育才、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上来。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吉城从塾馆授徒、书院阅卷而致力新式教育，在南京、合肥、东台等地中学堂执教修身与文史，三尺讲台传道授业解惑，培桃育李硕果累累。从《吉城日记》的字里行间，我们得知他对经学的研究跳出八股文圈子，视时文（八股文）为“尤无益者”，转为系统性的文字训诂考据与经典章句注疏，并侧重于阐述《鲁诗》《鲁论语》《春秋榖梁传》等；他对集学研究的重点是《楚辞》和《亭林诗》；他还将治学领域拓展至语言学、辞赋学、金石学、谱牒学，等等。

难能可贵的是，吉城走向创新通变的为学之路与治学之道，积多年的社会经验和研学体会，提出了“孟荀为体，管商为用”的治国与治学理念，指出“儒墨两家虽有别，其救世之心一也，故孔墨相为用，孔必用墨，墨必用孔。”光绪二十九年(1903),吉城发起创建了东台第一家公益性图书馆兼文人读书研学会——能群书会，先后加入书会的文人学者有24人。光绪三十年（1904），吉城与杨世沅、丁立棠等人联手创建了东台城第一所公立学堂——能群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吉城主持能群学堂教务，废除旧式书院八股式教学法，开设国语、国文、经学、史学、修养、算学、美学、音乐、外文等新式教学科目，众多学子踊跃入学；同年十一月，两江学务处特派视学沈兆祎来东台视察能群学堂学务。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吉城与蒯光典、缪荃孙等苏皖学者发起组建研究国文，弘扬国学之团体——“国文研究会”，并在上海《政艺通报》上发表其所撰《国文研究会序》一文。这年三月二十三日《吉城日记》载：“礼公（蒯光典）为‘国文研究会’，嘱余《序》之，曰：……嗟乎，其道极于孟荀，其器极于墨氏，而皆造端飒籀，覃虑形声，此我中国三千年黄帝之灵所照烛左右，不容泯没者也！……”序文中高度阐述了国学的博大精深及其价值，洋溢着对传统文化的信仰与热爱。

今天，当我们高度重视“文化自信”之时，崇尚国学、思想维新的吉城当初提出的“宣传国学，提倡国粹，反对全盘西化”“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治国理政”的理念，对于我们对清末民初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对中国当下社会思想构建、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有一种启示作用。我以为这也是《吉城日记》出版发行的现实意义所在。

因为稀见，更觉弥足珍贵。吉城所遗存下来的日记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多彩，视觉多维，秉笔直书，客观真实，从中可以了解到清末民初时东台、南京、镇江、合肥、芜湖及苏北里下河地区社会变革、民俗风情、天文气象、人祸灾异和文人学者们活动交往的实况。既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有些内容可与通行文献相互验证，有些可订正通行文献中的讹误，有些可补东台、兴化、镇江、南京、合肥等地方志、档案之遗缺，有些可供研究国学的专家学者作参考。

2005年，江苏省东台中学百年校庆，其开校发轫时期的珍贵史料就是从《吉城日记》中查找到的：“光绪31年（1905年）农历10月12日（公历11月8日）东台官学开校，虎臣（夏寅官）招往观礼。”这是迄今为止官办的东台县中学堂暨高等小学堂最早的文字记载。开校后两江学务处（相当于今省教育厅）曾多次派员来东中视学。东中首任学堂总理（校长）是清末翰林夏寅官，学校监督是清末东台知县何元泰，早期东中教职员有吉城、陈祺寿、杨冰（光绪33年出任校长）、袁承业（编教材）、旋鞠生、徐铭鉴、杨琬、周之桢、陈汝玉、吴君（名不详）、马君（名不详）、吉荣泰（助教）等。“光绪33年农历腊月廿三东台县学堂甲班学生行毕业仪，虎臣招往观礼。”这则日记又佐证了东台中学的建校时间是1905年，把其建校史推前了二十年。1908年1月26日东中首届中学班学生毕业，1911年东中首届师范班学生毕业。上述实录均已收入《江苏省东台中学百年校庆纪念文集》。

安徽合肥庐州府中学堂（今合肥一中），乃李鸿章长子（嗣）李经方（伯行）于光绪28年（1902年）创办的，是合肥地区历史最为久远的一所新式学堂。吉城曾在该校任教两年整，其间曾亲笔誊写了七张《庐州府官立中学己酉年同学录》，并精心撰写5册《鲁学斋日记》，详细记下了诸如学校体制、办学规模、师生状况、教学课程、考试科目、假期安排等等，这两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弥补了学校早期历史资料之遗缺，已成为合肥一中校史馆的“镇馆之宝”。

吉城在其五十多年的读书立业和教学治学生涯中，体现的是淡泊明志，践行的是诗文会友，虽未能入仕，但终以学术成就名世，成为学术界公认的著名学者、鲁学大家，从而自立于扬州（高邮）学派之门墙。吉城生前交游甚广，所交之友多系文人学者和社会贤达，吉城与东台籍以及寄寓东台的镇江籍、徽州籍、杭州籍官商子弟，互通诗文信札，交流治学心得，广结翰墨缘，或以文会友，集会研学，或舞文弄墨，诗文唱酬，形成了一个跨越籍贯的“东台文人学者群”，扩大了社会交往，极大地活跃了地方的学术氛围。他们当中有经常来东台的清末状元、民国实业总长张謇（字季直），晚年居住东台城的清末翰林、强学会总董、山东沂州府知府、南菁高等学堂总教习丁立钧（字叔衡），清末翰林、同盟会要员、民国政要、国民党中常委徐谦（字季龙），清末翰林、民国议员、东台中学首任总理（校长）夏寅官（字虎臣），民国东台县首任民政长杨葆寅（字恭甫），民国初东台县商会会长丁立棠（字禾生），清末著名学者、东中教员陈祺寿（字星南），清末著名书画家、学者、东中教员陈汝玉（字白石），清末举人、东中教员陈培寿（字辅清），清末举人、东台学者汪济（字作舟），清末东台杨家大楼（现东台宾馆所在地）主人、著名学者、金石篆刻家杨世沅（字芷湘），清末全国著名书画篆刻大家、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清末东台著名画家周应芹（字子香）等，均系吉城的同学、同事或至交好友。这些名人活动、交往或聚会日期、地点、情节等，都可从《吉城日记》中找到具体的记载，且繁简得宜，生动有趣。

吉城在日记中比较关注国计民生，经济内容也占一定的比例，如商号开张、商会活动，为商会撰写祝词等等。这些商贸活动入记，不仅拓展了日记的内容，也为研究东台等地商业发展，编纂工商业志书可追溯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就自然而言，清末25年中每日的天气情况、气候变化及偶发的洪灾、地震事件、天文现象，亦可从《吉城日记》中得到证实。如：宣统元年六月二十日载：“‘高宝湖’水大涨，闻将开坝”；六月二十七日载：“连日西风，水势骤涨，开‘车逻、五里’两坝，低田收获恐无及矣，奈何！”；六月二十八日载：“苦雨不已。”

《江苏地震志》（地震出版社1987年版）有关苏中地震的史料中就收录了吉城所记叙的数次历史上的地震：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午刻酉刻地震两次，微雨杂雪。”（清·吉曾甫《遐年砚簃日记》）

“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立夏节。戌正、亥初，地震两次，约两秒钟。”（清·吉曾甫《鲁学斋日记》）

吉城日记中关于风雨雷电，霜雪雾霾、阴晴冷暖的记载，填补了东台清末25年气象资料的空白。

《吉城日记》字里行间，显示出吉城深厚的艺文功底，诗联佳作甚多。艺文关乎性情，透过吉城的诗文联语，我们可以看到吉城的艺文趣味，看到他的修为与情操，看到他艺文之外的真性情，体悟到他“功夫在诗外”的超然的治学态度。吉城的诗作，感情丰富，格律严谨，意境高远，音韵优美，赋比兴俱佳。扬州学派经学大家刘师培曾赞吉城之诗作：“精炼处似义山（李商隐），松脱处似放翁（陆游）。”

吉城善撰联，有门联、堂联、景物联，也有寿联、喜联、哀挽联等，由于他的骈文与律诗功底深厚，所作联语对仗工整，平仄协调，用典精辟，言简意赅，赏心悦目。

文骨诗赋寄怀，师表传道解惑。对于吉城的品行、才学和他的艺术作品，在其生前身后均得到许多著名学者的好评与点赞。晚清状元张謇非常喜爱吉城的诗文并与之结下翰墨缘。江阴南菁书院院长丁立钧十分欣赏吉城的才华，称其为“今之学者，史席”，并一再聘其遥领书院阅卷。一代鸿儒缪荃孙曾以“真读书人”赞许吉城，并贻《书札》评价吉城之论著云“奉读大著，语语精清，高邮学派自有真传，钦佩奚似。”著名学者马其昶、李详均为吉城的《孙卿赋章句》作序题跋。马其昶作《序》曰：“戊申（光绪三十四年）秋八读一过，叹其用功深而所得多，于荀学可谓贯通矣。”李详题《跋》曰:“吾友吉君曾甫，专意荀学，揭焉有得，昔东原（戴震）之治《楚辞》，稽以《汉志》，名从主人，今君仿之，具可缮写，窃愿公诸海内。庶几大儒之赋与屈子并峙，则君之功不后王叔师（王逸）矣。”

三

作为优秀的文化遗产，《吉城日记》的出版无疑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对于今人来说，这是一束穿越世纪风云的人杰之光，为我们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这里不能不提及吉城曾孙吉家林先生费时十年，久久为功，精审校注，为整理出版《吉城日记》所作的巨大努力。

《吉城日记》撰写于清光绪和宣统年间，其原稿是文言文，且多引经据典，识文比较困难，无标点符号，断句费力，裒合不易；文字多是手写繁体，多为行草，辨认难度较大。这些都造成今人阅读和利用的不便，所以其文本仍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为拉近与广大读者的距离，吉家林先生对《吉城日记》进行了系统性整理：

一是按年进行分集。打破了原先23分册的界限，而按其写作年份（夏历）将全部日记重新划分为26集，基本上是每个年度一集。

二是转换和替代。为便于今人阅读，将原先的直行文稿转换为横行文稿，繁体字转换为简体字，异体字转换为通用规范字。日记原稿照录，夹注以小字排。对于原稿中个别因漫漶而难以辩认、因涂改而无法辨认的字，则以“”来替代。

三是断句和标点。按现代汉语加标点符号的方法与要求，对全部日记正文进行了断句与标点。

四是增补页下注。对于日记中有些作简称或某种特称而不易识别的人名（如“某些、某公、某君、某家”等），一些简称而未改全称的图书名，一些作旧称的地名，一些重要而特殊的场所名（含书院、会所等）；对于未纳入《吉城交往人物录》但与吉城关联度颇高的历史人物（含其未见过面的先祖、先师）；对于日记中所记当时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吉城所撰的各种国学论著和学术评论、批注；对于日记中某些虽已提及名称而未录入具体内容的信札、诗文等，均增补了页下注。

五是按月进行了人物编录。对日记中出现的与吉城有交往的大多数人物编撰了《吉城交往人物录》。所录人物的序号，是按其人在《吉城日记》中首次出现年月的顺序而编排的。

吉城这个名字离我们太远了，许多人甚至闻所未闻。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以《吉城日记》的出版为契机，加大对一代宿儒吉城的宣传力度，从这丰富罕见的文化遗产中挖掘和利用史料信息，科学借鉴，古为今用，服务当代社会，为弘扬国学，传承中国历史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盐阜大众报》2018年9月13日，《东台日报》2018年9月18日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