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融《薛元超墓志铭》变格破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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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元超墓志》拓片   

                原刊载于《书法报》书法研究版2011年5月1日

  《薛元超墓志》，全称《大唐故中书令赠光禄大夫秦州都督薛公墓志铭》，公元６８４年１２月葬。现藏乾陵博物馆。志盖呈盝顶形，铭文篆书阳刻。志石长宽均为８４.５厘米，厚１５厘米。志文楷书，５７行，行５７字，实刻２６５７字，行间以阴线界隔。虽遭岁月浸蚀，石面漫漶，字迹仍依稀可辩。单刀直入，笔画劲挺，风格奇逸恣肆，结体上紧下松，笔力外拓，线条瘦硬而筋骨内含，用笔爽利，横画左低右高，字势欹侧，具北朝特征。但爽劲有余，浑厚不足。b

  bs.chin      a-           崔融在墓志铭中给墓主薛元超以评价，文字写得非常老健，如“天下之人，谓公为地矣”，“天下之人，谓公为貌矣”，“天下之人，谓公为文矣”，“天下之人，谓公为学矣”，“天下之人，谓公为量矣”，“天下之人，谓公为言矣”，“天下之人，谓公为贤矣”，“天下之人，谓公为相矣”。洋洋洒洒，八个并列的句式。

《大唐薛元超墓志铭》的作者是崔融，初唐“文章四友”之一。曾著有《崔氏唐朝新定诗体》一书（参见张伯伟辑校《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其于律诗格律的奠定，起了重要的作用。《旧唐书》称“融为文典丽，当时罕有其比，朝廷所须《洛出宝图颂》、《则天哀册文》及诸大手笔，并手敕付融。撰哀册文，用思精苦，遂发病卒”。由此看来，他把一生的心血都用在了诗文创作上，赢得了时人的广泛尊重。薛元超的事迹，见于《旧唐书》卷七十三记载，但比较简略。

 崔融的《薛元超墓志铭》则详尽记述了墓主的世系、名字、爵位、行迹、年寿、卒葬日月、子孙大略和葬地等事项，不仅字数倍过于《旧唐书》，更重要的是，崔融的文字对以往的墓志格式有明显突破。与其说是墓志，更不如说是一篇形神兼备的史传文学作品。作者通过对若干史实的叙述和描写，生动地表现人物的鲜明个性和理想追求，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薛元超形象。譬如文中记述薛元超少年时写诗的故事:

“八岁善属文，时房玄龄、虞南试公咏竹，援豪立新，卒章云:别有邻人笛，偏伤怀旧情。”

这与初唐诗人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过去，人们对于杜审言这首诗的起句颇为欣赏，认为“起独有力”。殊不知，这种独特的起句，薛元超已开风气在前。虽然杜审言这首诗在《全唐诗》里又收录在中唐韦应物名下，但不论是杜审言还是韦应物，都在薛元超之后。杜审言约生于公元646年，卒于708年。韦应物更远在其后。而薛元超写作此诗时乃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其时杜审言尚未出生。当然，仅仅根据这方墓志，还不能确定杜审言这首诗的创作就一定受到薛元超的影响，但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参照。文中记述了薛元超对父祖辈怀念的故事:

“中书内省旧有磐石，相传云，内史府君常踞以草诏，公每游于斯，未尝不潸然下泣。”

追想昔游，感人肺腑。薛元超的姑母河东夫人是唐高宗的婕妤，高宗每谓“不见婕妤侄一日，即疑社稷不安”。高宗所说的，和《世说新语·德行》记载的“周子居常云:吾一日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有相似之处，表现了唐高宗与薛元超之间异乎寻常的君臣情谊。君臣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此，显然不仅仅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裙带关系，更重要的是，薛元超尽忠匡辅，敢于抗疏危言，纵论社稷安危，指点君臣得失，而高宗则从善如流，说自己每读薛元超上疏，“若处暗室睹三光，览明镜见万象”。高宗幸洛阳时，留下薛元超侍太子，临别时将薛元超叫到车上说:“朕留卿，若去一目，断一臂，关西一事，悉以委卿。”这种嘱托，确实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君臣关系。唐高宗与薛元超的推心置腹的对话略显示出其中的缘由:

“帝尝机务余，语及人间盛衰事，不觉凄然，顾谓公曰:‘忆昔我在春宫，髭犹未出;卿初事我，须亦未长。倏忽光阴卅余载，畴日良臣名将，并成灰土，唯我与卿白首相见。卿历观书记，君臣偕老者几人?我看卿事我大忠赤，我托卿亦甚厚。’公感咽稽首谢曰:‘……窃观天仪贬损，良以旰食宵衣，唯愿遵黄老之术，养生卫寿，则天下甚幸。’”

这里写出的不仅是君臣之情，而且充满着感于人事沧桑的常人之情。类似这样的摹神肖形的细节描写，所在多有。如

“大理尝奏疑狱，理官请论以死，公对御诘之，吏不能应。帝凛然改容曰:向不得元超在，几令我杀无辜”。

在这篇墓志铭里，作者还用一大段长长的文字给墓主以评论，文字写得非常老健，如“天下之人，谓公为地矣”，“天下之人，谓公为貌矣”，“天下之人，谓公为文矣”，“天下之人，谓公为学矣”，“天下之人，谓公为量矣”，“天下之人，谓公为言矣”，“天下之人，谓公为贤矣”，“天下之人，谓公为相矣”。洋洋洒洒，八个并列的句式，很自然地叫人联想到杜牧为李贺诗集作序中那段著名的排比句式。在墓志铭里展现如此激扬青云的笔调，以往的碑板文字确实罕见其匹。崔融是薛元超拔擢的崇文学士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薛元超有着故吏门生的关系，把这种特殊的情感融入笔端，必定会使其行文带有浓郁的感情色彩，从而孕含了文学的感染力，这对建安散文“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范式（《宋书·谢灵运传论》）是一种继承，就文体而言，更是对碑板文字的重要突破。

 由此我们认识到，诗人学者介入墓志铭的写作，为这种应用文体的变化成熟注入两股勃勃的生机:一是良史手笔，二是诗家精神。《汉书·司马迁传赞》说:“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良史手笔，大约要具备这里所说的优点。墓志铭富于文学味，必须要写得像史传一样，以事例塑造人物形象。清人叶燮《原诗》说:“自开辟以来……于以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叶燮《原诗》是诗论，拿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诗、文的写作之道是一脉相通的。所以我在这里把它所讲的那些有见识的话称为“诗家精神”。文章和诗写得好，必须要“理”、“事”、“情”的结合，而且以“气”贯之。     

“气”便是文章的活力。崔融《薛元超墓志铭》的成功，就在于集良史手笔和诗家精神于一体，改变了以往墓志铭大都缺少史家手法，缺少细节描写，缺少人物刻画，缺少作者情感投入的积弊，在庾信创作的基础上，注入了更多的平民色彩，更加平易，更加细腻，更具有文学性，为中唐诗人学者的墓志铭写作提供了鲜明的参照。崔融《薛元超墓志铭》的变格破体，意义就在这里。

【链接】墓主薛元超

薛元超，唐蒲州汾阳(今山西万荣县西南)人，生于武德六年（623年)，卒于光宅元年(684年)。

薛元超祖父薛道衡仕隋，官至内史诗郎，父薛收，唐初曾为秦王李世民的记室参军，颇受崇重，但不幸早逝。那时，薛元超仅三岁，幼年的薛元超生活是孤独的。薛元超9岁得袭父爵，及年长，好学善于文辞，很得唐太宗的器重，并令他娶唐太宗故弟李元吉女和静公主为妻。这时，薛元超也已不断迁升至太子舍人，参与《晋书》的修撰。

唐高宗即位以后，薛元超迁转绐事中。给事中为谏官，任内他多次上书指陈时政得失，受到唐高宗的称赞和采纳。不久，他又转迁中书舍人，并加授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

永徽五年（654年），薛元超因母丧去职。第二年，他被起用为黄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任内曾引荐寒士任希、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贞等10余人，都是一时人选，颇为人们所称道。之后，他出任为饶州刺史。

不久，薛元超又拜封为东台(即门下省)侍郎，时右相(即中书令)李义府获罪流配福州(今四川西昌县)。这时，薛元超特为李义府请求马匹，结果事情不成，反而获罪，被贬为简州刺史。

薛元超在简州任职约1年。又因与上官仪有文字之交，牵连获罪，流放嶲州。 上元元年(674年)，薛元超遇赦还归京师，拜正谏议大夫。上元三年（676年）又迁升小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当时，唐高宗常到骊山温泉一带狩猎，届时各蕃国酋长持弓箭跟从的很多，薛元超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于是上疏切谏。唐高宗接受了他的谏劝。这一时期，薛元超很为唐高宗所宠信，经常被召入宫中参加唐高宗与诸王的私宴。唐高宗还很推重薛元超的文学和理政之才，有一次他骨对薛元超说；“长得卿在中书，固不藉多人也。”之后不久，唐尚宗就拜薛元超为中书令(宰相)，兼左庶子。

唐高宗经常来往于洛阳(东都)和长安两地。一次，唐高宗行幸洛阳，留薛元超在长安辅太子监国，并下敕说：“朕之留卿，如去一臂。但吾子未闲庶务，关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默尔。”

薛元超在长安辅太子监国期间，太子经常外出特猎，怠于政事。对此，薛元超特上疏谏止。唐高宗在洛阳得知薛元超尽于责职，特派人对薛元超厚加赏赐，同时又把太子召到洛阳。薛元超在留守长安期间，还表荐郑汲玄、邓玄挺、崔融等人为崇文馆学士，都很称职。

弘道元年(683年)，薛止超因病辞官，朝廷特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当年冬去世了，终年62岁。朝廷追赠光禄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

薛元超平时著作颇丰，死后留有文集40卷，但今仪存奏疏数篇，及诗1首。薛元翅好学善文辞，曾编修国史，又多引荐寒士。颇受唐高宗宠信，以至得任宰相。 

      唐代高力士墓志铭拓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