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序

萧统

 原文：

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於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

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途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谈，季子有“至矣”之叹。舒布为诗，既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若此。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

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於深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

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译文：

观察原始时代，便可窥见远古的风俗。在那冬天居于洞窟夏天居于巢穴、吃生肉喝兽血的时代，世人质朴、民风淳厚，文章尚未兴起。到了伏羲氏统治天下的时代，才开始画八卦、造文字，以代替结绳而治的治理方法，文字书籍开始产生。《周易》说：“观察日月星辰，以了解四时之变化；观察诗书礼乐，以教化人民有成就。”文章随着时代之推演而产生，演绎之功用已然体现出来了。极原始极简陋的车椎轮是天子所乘的车大辂的原始模型，但大辂哪里有椎轮的质朴？厚厚的冰层由积水凝结而成，但积水哪曾增加冰层的寒冷？这是为何？大概是由于继承了椎轮的样子而增加了华饰，改变了积水原本的模样而使它更加寒冷的原因吧。物象既然有这样的现象，文章也应当如此。文章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已经难以知道它全部的变化规律了。

我尝试着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毛诗序》曰：“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时之作者，和古时之作者不同。在古代，所谓赋只是诗的体裁之一，现在直陈其事的诗却全称为赋了。荀卿、宋玉率先表明了赋的文体，继而有贾谊、司马相如跟着发扬。自此以后，赋的源流便十分繁杂了。描述城邑居所的，有张衡假托凭虚公子写的《西京赋》与司马相如假托亡是公写的《上林赋》。劝诫君王莫要沉湎于游猎的，则有扬雄的《长杨赋》和《羽猎赋》。若论记述一件事情，吟咏一个物件，寄托于风云草木、鱼虫禽兽的作品，被推而广之的各式各样的题材，则是数不胜数的。

又有楚国人屈原，心怀忠贞，品行端正，然而楚王却并非从善如流之人。屈原所讲的逆耳忠言，是为国家百姓深思远虑的言语，他却因此而被放逐到湘水之南。屈原守正不阿的情怀已经遭到伤害，抑郁的心绪也无法向谁倾诉，所以身临江边产生了“怀石自沉”的志气，行吟泽畔则有“颜色憔悴”的面容。骚人之文章，自此而兴起。

    诗歌，是志意所表达所抒发出来的。心中的情怀被触动而表现在语言上。《关睢》《麟趾》是端正初始大道的作品；《礼记》中记载的“桑间”和“濮上”，是亡国之声的表达。因此，《诗经》中的国风、大雅、小雅这些正道，都光彩照人，值得欣赏。自从汉代中期以来，诗歌发展道路开始有所变异。西汉的韦孟有退职后在邹地写的作品，曾经投降的将军李陵写了关于河桥赠别的篇章。四言和五言，开始有所区别。又产生了少则三字，多则九字的诗歌，各种体裁一齐出现，像分镳共驰的马车一样共同兴起。“颂”这种作品，歌功颂德，褒扬有成就的功业。周宣王的臣子尹吉甫写了“穆若清风”来颂扬仲公甫的赞辞，季札有“至矣哉！……盛德之所同也”那样的感叹。抒发、铺陈情感来写诗，正如上面所说的韦孟和李陵的诗歌。总括而言，称之为颂的，就如尹吉甫和季札写的作品。其次，“箴”这种体裁的兴起是出于弥补缺陷过失的需求；“戒”这种体裁的兴起是出于辅助君王、纠正错误的需求；“论”则要求剖析事情精微到位；“铭”则要求叙述事物清新湿润；赞扬寿终之人，产生了“诔”；为画像题辞，产生了“赞”。又如诏告教令、表奏笺记、书誓符檄、吊祭悲哀这些文体，答客指事、三言八字、篇辞引序、碑碣志状等体裁，众多制式同时兴起，不同文体的源与流间杂出现。譬如埙和笙是不同的乐器，但终归都是为了娱乐耳朵；衣服上黼和黻的纹饰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成为赏心悦目之作。如今文体众多，作者的情致意趣的体现方法，可以说是完备的了！

我在监国抚军之余，平日多有闲暇的时光。历观文学的园囿，泛览辞章的林园，未曾不是眼睛看着书籍，心中有所感想，直到日影西移也不觉疲倦。自从周、汉以来，年代久远。历史上更换了七个朝代，时间已过千年。这期间写词的文人才子，溢满文坛。他们挥毫染纸，浅黄色的书套中满是文章。若是不能忽略其中那些芜杂的作品而集中研读其中的精粹，要想事半功倍，多半是难以实现之事！

至于周公旦所著的书籍，孔子所写的文章，能与日月一样高挂于天上，能与鬼神的深奥玄妙进行较量。它们成为忠孝道德的标准范式，人情伦理的师尊良友，哪里能够删削，并对之进行裁剪？老子、庄子的作品，管子、孟子的作品，都以立意为本，不以擅于辞藻为本。我今日所编撰的这部书，就把这些略去了。至于圣贤的美妙言辞，忠贞之臣的耿直，谋略家的话语，辩论家的言辞，都像冰溶泉涌一样滔滔不绝，形式与内容就如金与玉的搭配一样美好。所谓的古代辩士坐在狙丘山下、稷山下高谈阔论，鲁仲连以言辞退去秦军的包围，郦食其劝退了齐国，张良连发八难，陈平献出六条奇计，都是当时广为传诵的佳话。关于他们的言辞流传了千裁，大略都已见于典籍之中，或出自诸子及史书之中。像这一类的事迹十分繁博，虽然被很多书籍记载，但他们的事迹与我所选的文学作品不同，所以这个集子中，也不采用这类作品。至于那些记事和编年的史书，是用来褒贬是非，记载并区别异同的，这些与文学作品相比，也有所不同。至于那些史论综合联缀华美的辞藻，对历史人物加以叙述时组织华美的文字，事实出于深刻的构思，最后都表现为优美的文学语言，所以都算得上是文学作品，因此我选了一些篇什集结在此书中。远至周朝，下自梁代，共为三十卷，取名为《文选》。

凡是编排体例，都按照类别进行分类。诗赋的体裁既有多种，又用小类进行分别。每类之中，各以时代的先后编次。

我思：

萧统是梁武帝的儿子，世称昭明太子。他热爱文学研究，不喜政事，也是个特别之人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