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卷：幸福，第九章：对立法学的需要：城邦学引论【1179a34 – 1181b22】，立法学的主题就是城邦制度问题。

【1181a 】由于以前的思想家们没有谈到过立法学的问题，我们最好自己把它与城邦制度问题一起来考察，从而尽可能地完成对人的智慧之爱的研究。

παραλιποντων των ουν των προτερων ανερευνητον το περι της νομοθεσιας, αυτους επισκεψασθαι μαλλον βελτιον ισως, και ολως δη περι πολιτειας, οπως εις δυναμιν η περι τα ανθρωπεια φιλοσοφια τελειωθη.

Since, then, our predecessors have left the question of legislation unexamined, it is presumably better that we study it, and the question of political systems in general, so that our philosophy of humanity might be as complete as possible.

这是第十卷[快乐]的第九章，在这里讨论的是第十卷第二部分的内容，就是“幸福”，而这一章的主题是：对德性只知道还不够，还必须努力去获得。德性以好品质为前提，而好品质需在好法律下养成。这种教育可由公共制度或个人来实施。但懂得立法学才能更好地进行教育。所以我们还必须懂得立法学。

　　这一卷所讨论的内容比较多，前面五章讨论的是“快乐”，从第六章开始的三章讨论了“幸福”。

　　这里是最后一章，要讨论一下如何实现德性的问题，如何成为一个好人，亚里士多德指出了三个方式，有些人认为一个人好是天生的，有些人认为人是通过习惯，另一些人认为是通过学习，而成为好人的。

　　在此亚里士多德继续讨论与道德德性养成相关的内容，这里提出的是关于法律的内容，亚里士多德指出，有些人认为，一个立法者必须鼓励趋向德性、追求高尚或高贵的人，期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公道的人们会接受这种鼓励；惩罚、管束那些不服从者和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并完全驱逐那些不可救药的人。想成为好人就必须预先得到高尚或高贵的哺育并养成良好的习惯，并且将继续学习过公道的生活，而不去出于意愿或违反意愿地做坏事。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还要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上述的观点，斯巴达似乎是立法者关心公民的哺育与训练的惟一城邦或少数城邦之一。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应当有一种像斯巴达城邦那样共同的教育制度，但当这种制度还不存在或不健全的时候，每个人就似乎应当关心提高他自己的孩子与朋友的德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对生活（方式）的调整有公共的和私人的两种方式，家庭就是小城邦，或者，城邦在治理的意义上就是大家庭，所以立法学可以通及这两者。

那么个别教育与共同教育相比究竟哪一种更优越呢，这与医疗中的情形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像斯巴达那样形成共同教育是好的，但个别教育也是有道理的。如果城邦不关心共同教育，那么只能个别教育，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是好的。但当共同教育形成后，在这样的环境下，亚里士多德又讨论了个别教育的问题，那么这种个别教育与没有共同教育规定的地方的个别教育是不同的，在共同教育的制度下，以共同教育的方式对个学生进行个别化教育。

从前面讨论的斯巴达式的共同性教养与其他城邦的个人教养，到具体教养方式上的集体化方式与个别化方式。进而转向到例如医生医治的只是个别的病人，所以在这里则讨论医学作为学问是怎样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医生或一个体育教练，虽然在对具体的病人或学生进行工作时是以个别化的方式对个别的人进行的，但如果他懂得医学或体育训练，那么他其实是以普遍的学问对个别进行的指导。

那么一个新问题就是一个人从哪里以及如何获得立法学的知识？是从城邦管理者们那里，就像所有从专家那里获得知识的例子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立法学是城邦社会学的一个部分。对于这里的问题还要深入讨论，或者，城邦社会学与别的科学和能力的情形有所不同？因为，在别的科学和能力方面，传授能力者，如医师和画师，同时也是实践者。但是在城邦社会学方面，声称教授城邦学的智者们从来不实践。从事实践是城邦管理者们，但他们所依赖的是经验而不是理智。因为，我们从来看不到他们写或者讲城邦社会学的问题，尽管这种活动比写法庭辩词和公民大会演说词更高尚和高贵。我们也看不到他们让自己的儿子或某个朋友成为城邦管理者。这里的新问题是官吏只有经验没有理论，而教授城邦学的智者却从来不从事管理。

所以在此还要对官吏的状态说几句话，亚里士多德对官吏不能传授城邦学感到很遗憾，在这里表达了这种婉惜之情，如果他们能够的话，他们倒是最好能这样做。因为，除了城邦替国家能力之外，他们既没有更好的东西留给城邦，也不能为自己及朋友们带来什么好的东西。

城邦中的那些官吏虽然没有什么理论的理智的建树，但治国的经验还是有意义的，经验在从事城邦管理方面的作用却相当不小。否则，和城邦管理打交道的人也就成不了城邦社会家了。所以，想懂得城邦社会学的人还要具备城邦管理的经验。

那么那些以教授城邦学为生的智者又是如何的呢，关于智者的状况，亚里士多德认为，另一方面，那些声称自己教授城邦社会学的智者，却远不是在教援城邦学。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城邦学是什么以及关于什么。否则，他们就不会把城邦社会学看作修辞学或比它更低，也不会认为立法就像把以往的名声好的法律汇编在一起那么容易。他们觉得他们能挑选最好的法律，好像挑选本身不需要融汇贯通，好像正确的判断不是——就像在音乐上那样——首要的事情。其实，在每种技艺上，只有有经验的人才能正确地判断作品，才能理解完成一件作品的手段和方法，才能懂得什么与什么相配。没有经验的人则最多能看出一件作品，比如一幅绘画，完成得是好还是糟糕。

因为有智者对法律汇编这样的东西很感兴趣，亚里士多德在此还要就这个问题说一下，因为亚里士多德也参与编纂了城邦社会制度的汇编，那么读这些城邦社会制度汇编有没有用处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同样，那些法律与城邦社会制度的汇编对于有能力沉思、能判断孰优孰劣、懂得什么与什么相配的人有帮助。那些没有这种品质的人阅读这些汇编也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除非这种判断自动地出现在脑子里，尽管这种阅读可以使人更善于理解这些事务。就是说这种汇编的书籍，无论是医学的还是城邦社会制度的汇编，对于有经验有能力作出判断的人是有参考意义的，而对于不懂的人是毫无用处的。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要对这种汇编再说一些意见。

在这一句话里，亚里士多德说：παραλιποντων（边界）ων ουν των προτερων（提供）νερευνητον（调查）το περι της νομοθεσιας（法典）, 由于以前的思想家们没有谈到过立法学的问题， Since, then, our predecessors have left the question of legislation unexamined,

亚里士多德指出，他以前的那些思想家们所讨论的问题并没有谈过立法学的问题，这是一个学术的边界，在我们先人的讨论中，立法问题是在边界那边的东西，所以大家都没有说到过。

那么从第三茬古希腊文明自公元前八世纪荷马时代开始雅典的城邦国家也开始形成了，在这几百年里，雅典社会一直有政客们在管理，但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些政客有经验，但不会进行理智的思考。而在公元前六世纪泰勒斯以来学术开始昌明，但学术界也没有研究城邦社会制度立法这样的问题。虽然智者们自诩由他们可以培养出政客，其实他们所教授的也只是如何进行辩论的修辞学。

现在需要考虑如何立法而需要建立起立法学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前人的知识与经验可以继承，所以建立起立法学是一种超越这个边界界限的开创性的工作。

亚里士多德说：αυτους επισκεψασθαι（检查思考）μαλλον βελτιον（更好的）ισως（也许）, και ολως（确切地）δη περι πολιτειας（城邦制度）, 我们最好自己把它与城邦制度问题一起来考察， it is presumably better that we study it, and the question of political systems in general,

对于这个问题αυτους，就是对前面所说的关于立法学的检查与思考的επισκεψασθαι最好方法μαλλον βελτιον，也许是将立法学与城邦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看。英译为it is presumably better that we study it, and the question of political systems in general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最好将它研究一下，一般说来这是一般的城邦社会制度问题。

苗译本说：“鉴于立法问题是一个被前人留下来尚没有研究的问题，所以我们最好来加以考察。整个说来这是一个城邦社会制度问题”邓译本说：“鉴于立法问题我们的前人未作研究而遗留了下来，那最好是我们自己来对它加以考察，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城邦制度问题”。将这一个问题归结为城邦制度问题，与廖译本说的要与城邦制度联系起来的说法是有一些区别的。

亚里士多德说：οπως（为了）εεις δυναμιν η περι τα ανθρωπεια（人）φιλοσοφια（爱智慧）τελειωθη（完成）. 从而尽可能地完成对人的智慧之爱的研究。 so that our philosophy of humanity might be as complete as possible.

通过这样的方式对城邦社会制度的研究，进而就是完成对爱智慧的研究，也就是说从城邦学的实现活动的研究而进入爱智慧的形而上学的研究。

邓译本说：“与此相连我们就将以这种方式尽力完成关于人的事务的哲学”，邓译本对此有一个注解，指出：Taschbuch版译作“人学”（Wissenschchaft vom Menschen），Meiner版译作“关于人类事务的哲学”（Philosophie über die menschlichen Dinge），Reclam版“关于人生的学问”（Wissenschft vom menschlichen Leben。邓译认为Meiner版比较完整地译出了 περ τ νθρπεια φιλοσοφα（he peri ta anthroperia philosophie）这句原文的含义，因为“城邦社会制度”、“立法”都是完成“城邦”或“国家”这个“人为事物”；同时，这里也是对智者派所不懂、因而也未作深入探究的政治学中的“人类事务”之哲学和作为治国术组成部分的立法艺术的探讨。

在邓译本里政治学在倾向于哲学含义时称作“政治学”，在倾向于城邦治理的角度则称之为“治国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