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经典之《国富论》简记

——之二

赵伟

   《国富论》最大的卖点是强调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熊彼特认为，斯密的这种好恶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风尚。

     (三)

       问题之三：资本的性质以及它是怎么积累的，这是第二篇的主题。

     关于资本的性质，斯密用了一个术语stock (资财)。认为一国的总资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供目前消费，特性是不提供收入或利润；另一部分能够带来利润。后者即资本。这样，可以把资本界定为能够给其所有人带来收入或者利润的那部分财货。

    斯密将资本一分为二，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前者的特性是不经过流通，即可提供收入或利润。后者即流动资本的特性是靠流通。固定资本不断靠流动资本补充。

斯密认为，从借贷利息率可以窥见资本利润高低。

    这个论题下斯密用了较多的篇幅分析资本积累的原因。斯密认为，人的节俭天性构成资本积累的基础动因。——"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诚然，未有节俭之前，须先有勤劳。"(310)。

反论是，与节俭背道而驰的行为都会损害资本。奢侈和妄为是损害资本的两个杀手。奢侈容易理解，何为妄为？斯密说，“产业上一切不谨慎的、无成功希望的计划，都属于妄为。” 斯密尤其认为，政府奢侈枉为将导致一国民穷财困。 "地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私人奢侈妄为而贫穷，但政府的奢侈妄为，却有时把它弄得很穷。"(314)

    值得注意的是，斯密还论述了合约的强制性、法律制度的健全对于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性。这可视为制度经济学的源头。斯密以中国为例论述了他的这一观点：“一国法律上的缺陷，有时会使其利息率增高到大大超过它的贫富状况所需要的程度。它的法律如果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那就使一切借款人所处的地位，和法制修明国家中破产者或信用不好者的地位相差不远。”（p.87-88）。

   （四）

   问题之四：欧洲各国农业与工商业制度、政策差异及其历史演化。

   其中关于农村与农业，三个论述值得关注：一个是关于长子继承权，认为这种制度阻碍着农地改良；一个是关于租地期限，认为租地期限越长越有利于改良土地，因而农业生产力的增长。英国首创保持最长租期的法律。早在1449年，这种法律就由詹姆士二世传到苏格兰。第三个是关于税负对于农地改良的激励。认为十一税和针对佃农的贡税阻碍了土地改良。欧洲古代禁止谷物输出和限制谷物国内交易的各种政策，也不利于改良土地。

    都市里与市民联手，对抗领主。市民取的自由与独立的时间早于乡村耕作者。

    法兰西城市市长议会制度起源：腓力普一世父子为对抗领主，与国内各主教议定：在各大城市设市长和市议会；城市居民组织民军，听从市长调遣。"法兰西市长制度和市议会制度，就是这时创立的，德意志大部分自由市也是在式微的苏阿比亚王统治下，才得到这种特权。"(p.365)

   （五）

    问题之五：经济学说与经济政策。

    这是第四篇的主题。斯密开宗明义地提出政治经济学的两大目标：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富国裕民。接下去分别就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批判。沿着重商主义说教系统地梳理了各种政策。包括出口退税、出口奖励、通商条例和殖民地。斯密认为，重商主义的最大错误，在于颠倒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这种主义似乎不把消费看作一切工商业的终极目的，而把生产看作工商业的终极目的。"(p-228)。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恰是在批判限制进口贸易政策时，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论断: “他所盘算的是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p.27)。

值得注意的是，斯密特别强调，投资选择方面资本所有人最有发言权，任何局外人尤其是政治家都是外行。资本所有人的个人投资选择比政治家要高明得多。“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面，其生产物能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个人处在他当地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

   斯密认为，政治家不应对私人投资指手画脚，而应全神贯注法律与秩序。“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托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下册28-29)。

   (六)

   问题之六：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围绕这个问题的论述构筑了斯密的财政学理论体系。熊彼特认为，斯密提出的这个体系一度构成十九世纪所有财政学论著的基础。

   开篇先谈君主的义务，把这种义务与其需要的费用联系在一起。由此构成财政支出项目。三个最重要的义务及其费用：一为国防及国防费。这是首要的义务。保护本国居民不受他国侵略欺凌。二为司法费及其实施费用。君主须保障社会中任何人不受其他人的欺凌或压迫。三为建立公共工程和维持公共机构的费用。斯密提了两类：1)便利一般商业活动的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2)教育设施费用。从青少年到各种年龄阶段。除了三个重要义务引出的支出而外，还有一项支出，斯密称之为"维持君主尊严的费用"。

    接着分析财政收入。分两大块展开：1)一般公共收入。内涵赋税、对资本利润的课税、劳动工资课税以及别的税收(人头税、消费品税)；2)公债。英国大规模发行公债发生于1688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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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些英国经济史知识在去读《国富论》，便会发现，斯密书中所肯定的许多制度安排，都是英国当时已经或者正在实施的，同时得到思想界的普遍推崇。斯密是一位博学的综合家，他实际上提炼了当时英国知识界已经形成的许多新思想和新认识。这点上，熊彼特的说法很有道理："国富论中所包涵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同上，P.280)。斯密的创意，多半在于把大卫·休莫、哈奇森等众多思想家的某些思想整合在他的体系之中，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由此确立了他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奠基者的历史地位。

    斯密之所以被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主要在于他所鼓吹的各项经济政策——自由贸易、自由放任、殖民政策等等，都与那个时代英国知识界和工业界的期盼相一致。斯密最伟大的贡献，当在于最先提出了天赋自由原则。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自由作用，不仅不会带来导致社会混乱，反而会带来逻辑上所决定的井井有条的秩序。

    《国富论》最大的卖点是强调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熊彼特认为，斯密的这种好恶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风尚。还强调地主不劳而获，是冷酷无情和懒惰的，雇主聚在一起就会捣鬼，商人只知道自己享乐，穷苦的劳动者养活着社会其他成员过奢侈生活。

    （2015年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