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雾霾能否促发环境拐点？

赵 伟（浙江大学）

     环境问题成了时下国人一大心病，频发的雾霾，使许多地区的大小决策者都有些“坐不住”的意境！因为污染空气这玩意儿，一飘过来谁都躲不过。近期笔者以浙大国际经济研究所为平台，搞了一场专题研讨会，邀约京、沪、杭多地“智库”人士聚会西子湖畔，共议发展与环境问题。期间议论颇多，个人感叹良多，先发点出来，以期抛砖引玉！

         参见新闻报道：2013年地域发展与环境研讨会圆满举办

         《浙江日报》评论：生态文明呼唤产业转型

   “环境拐点”是美国经济学家格罗斯曼等人提出，说确切点是他们从美籍俄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之环境效应的一个猜想引申出来的。这个猜想基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数据分析，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对于环境影响是先破坏后治理，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和环境质量之间呈现由初期的负相关到后期的正相关的联系。这种联系被经济学家们称作“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用图描述出来，恰似倒置的英文字母U，故而被称作“环境库氏倒U形曲线”。

    既然是个“倒U形”，数学上讲就有个“拐点”。多年来经济学家们做的一项颇费精力和财力的研究工作，就是试图找出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拐点收入区间——那怕是大体“通用”的区间。在那个区间，有可能发生经济增长对于环境破坏逆转，进而实现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双赢！

   然而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花费大量精力所做的研究，迄今的结论大相径庭。环境由恶化而改善的人均国民收入区间，有3000多美金者，有6000多美金者，亦有过万美金还在恶化的案例。这意味着，在国与国之间，多半没有一个通行的环境拐点收入区间。有的倒是一些相似的促发拐点的经历，这便是环境灾难促发“环境拐点”降临的经历。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要数日本上世纪70年代水银污染导致群情激奋，国民环保意识骤然提升，政府和议会立法紧跟，“环境拐点”应运而至！

   这样看，“环境拐点”和人均收入水平似乎没有关系？实际上这多半犯了常识性错误！环境拐点和收入水平之间确有联系。别的不说，单是留意一个史实即可：在水银污染致死人命之前数年，日本人均收入已经跃过发达国家的水平，成了名符其实的工业化国家。另一个“库氏倒U形”，即人均收入水平和居民收入差距之间也发生了由扩大而缩小的逆转。而在那之前，倒退回去十几年，日本普通民众的梦想是工业化，关注环境问题者鲜有。相反，多数民众把黑烟滚滚的烟囱，等同于工业化和现代化。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一所小学（有说是“山之口“小学）的校歌，开首的句子就是“梦想周围全是工厂，烟囱像树林那样多！”(大意，据说是著名影星栗原小卷的父亲，儿童剧作家栗原一登写的)。而全球第一大工业国美国，环境拐点也仅是上世纪70年代才显现出来的！虽然也是由频繁的环境灾难引发的，但逆转前国民收入早已达到发达经济水平。

    最近大半年以来一而再再而三不断袭来的严重雾霾，以及政府对于治理环境的高调和重拳，激发了国人对于环境拐点的期盼，期盼环境恶化到此为止。然而若仔细审视一下时下国内贫富差距，关注一下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库兹涅茨倒U形”变化，同时留意一下另外一个现实，则要借雾霾频发等环境灾难促发“环境拐点”早点降临，还得加把力！别的另外一个什么现实？这便是全球高污染产业在中国的汇集！别的不论，单是占全球一半以上的产出的钢、焦煤和轮胎加工业，排放的污染就不可小觑。外加我们的能源结构中煤炭比例超高。要把此类产业转移出去，将会影响众多百姓的收入！

（2013年11月4日草于成都-杭州空中旅行中，5日改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