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在弄险？

赵 伟 (浙江大学)

    央行货币政策基调正在弃紧转松，如果说单靠前几次下调“存准率”还难以断定的话，那么近期又是降“存准”又是降息所发出的信号就再明确不过了。早先我曾说过，“后危机”以来的央行政策运作程式，是简单地把货币政策基调和两个宏观指标搭在了一起，视GDP增速和CPI升降幅度而定。近期这两个宏观指标都在下行，货币政策自然要跟着向松了，这原本是可以预期到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货币政策连连出手还有个重要的背景，这便是“稳增长”呼声的鹊起。央行此次降息，明显地是在给“稳增长”政策“给力”。

    然而这样的政策实属弄险，多半在给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初衷帮倒忙，其直接风险是把经济推入滞涨与震荡的泥淖，间接风险是再次延宕增长方式转换，致使产业转型升级半途而废。

    略有些宏观经济学常识，外加些许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政策史知识者，多半都会认同这样一种看法：除非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而不能自拔，两大宏观政策基调协调一致向一个方向发力，将引出灾难性后果：导致经济快速发热发冷，最终陷入混乱与震荡之中。故而鲜有在经济还在增长的情形下实施双松政策的先例。最稳妥的做法，无疑是两大宏观政策一松一紧的搭配，至少有一项保持中性。这恰如老练的御手那样，在扬鞭驱赶马匹发力的同时，总不会忘记握住刹车的闸把。双松的宏观政策，犹如一古脑地扬鞭而忘了刹车闸把，隐含的风险可想而知！

    或许有“官专”(“官员型专家”而非“专家型官员”)要发话：稳增长是高层方略，谁也不能违拗！但别忘了，高层方略还有另一个“关键词”，这便是加快转型。完整的提法是，“加快转变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平稳增长”。我们知道，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而关键的一环，是增加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打破生产为更多生产的“路径依赖”，回归生产为大众消费的理性选择。这个转变迄今未有明显起色，多半可归因于持续的刺激政策。实际上，上一轮大力度刺激政策导致了空前的投资膨胀，其后续效应即通货膨胀，外加消费环境恶化，极大地伤害了大众消费热情，挤压了大众消费，致使国内消费迄今难以完全启动。在此情势下，双松的宏观政策势必推动新一轮投资膨胀，投资需求尤其是政府主宰的投资需求膨胀势必将对大众消费形成新的挤压。

    不错，目前经济增长滑坡明显，政策需要宽松点儿。但似乎还轮不到货币政策发力，尤其是借助降息发力。单是财政政策的进一步宽松就足以引发投资再膨胀。个中的原因很清楚：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连年暴增，财力颇强，有足够的财力去扩张；另一方面，已存在强烈的政府主宰型投资再膨胀态势。这里一个重要背景在于，今年是地方政府换届年，各地新班子一上来都不约而同地把眼睛放在了GDP增速上，想而今独生子女的爸妈那样，把这块儿当成了“起跑线”，唯恐输给竞争者。各方认识也出奇地一致，拼GDP增速最有效的措施是增加投资。于是乎，各地都在竞上项目，竞扩投资，热衷于搞大项目。沿海一些县级市连大项目都看不上，非得重大项目，最好是国家级项目！此种背景下，追求GDP增速的稳增长，借助松财政足矣，若货币政策再加码，势必导致投资骤然发热。为防止此种风险，货币政策得悠着点。明智的做法，无疑是将其定位于促产业转型升级上。理想的做法，是在降“存准”的同时提高利率，而非“双降”。

    客观地来说，目前靠极高且没有弹性的“存准率”把资本锁在金融系统，不仅浪费储蓄，而且在信贷配置上缺乏效率选择，对产业与企业难以发挥优胜劣汰效应。若在降低“存准率”的同时提高利率，则具有一举两得的效应：不仅可增加信贷资本供给，而且可防止资金被导入低效率项目。进而在企业与行业层面形成优胜劣汰效应。

    再说一遍：目前情势下的稳增长，单靠财政政策足矣，且已经孕育着巨大的风险。无需货币政策加码。货币政策除了死盯住促转型而不动摇而外，作为防泡沫的备用武器，应尽快废弃储备率工具而改行利率工具，理智的做法是在降低“存准率”的同时适当提升利率。

（2012-6-9日草就于贵州财大讲学中，11日改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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