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年初，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精选《开掘真相3》印出来了，作为这本书的责编，我摩挲着封面，想起了编辑《开掘真相》之一、之二两本书的往事。《开掘真相》丛书对我而言，是有着特殊意义的。2009年，我刚告别圈养的记者生涯，转行做图书编辑，所编的第一本书便是《开掘真相》。——可以说，这本书稿，是中国青年报的朋友对一位同行转型的一份礼物，也是我告别记者生涯的一种纪念。

遗憾的是，当《开掘真相3》面世时，由于中国青年报内部构架的调整，“特别报道部”已经不存在了。

特别报道部的主任吴湘韩和两位副主任刘万永、叶铁桥是我的朋友，其中吴、叶还是我的湖南老乡。我与刘万永，两位性格迥异的人更是可以一见面就互相挖苦的多年好友。

与刘万永认识十五年了，我可以毫不自夸地说，我目睹他从一位屌丝记者成长为名记、传媒界新鲜人的导师。回首往事，令我惊异的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刘万永发过怒。他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说话慢条斯理但绵里藏针。这份涵养究竟是如何养成的呢？

2000的夏天，我和刘万永去山西临汾采访。——没错，就是那个曾经污染十分严重、矿难频发的临汾。两人在电话里约好在北京站候车室碰头。于是，在嘈杂的、闷热的北京站候车室，我俩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我看到了一位个头和我差不多，但比我敦实得多的汉子向我走来，他上着一件皱巴巴的T恤，下穿一条大短裤，露出圆鼓鼓的小腿，脚蹬一双凉鞋，两条笑眉，搭在一双小眼上。尤其使我感到新鲜的是，他的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用来随时擦汗。——我似乎碰到了化妆成华北老农深入敌后的武工队员了。而他事后对我说，他当时看到的我是一个瘦骨嶙峋、眼睛贼大的南方打工仔，而且两颗虎牙露出来像电影里的吸血鬼。

去临汾采访的具体细节我已经忘却了，只记得我们在采访之余去了尧帝庙，去了洪洞大槐树，去了还在汩汩流淌的霍泉，我给他背诵汉武帝来临汾祭后土神时而写的《秋风辞》。从此，我在他面前唯一的心理优势就是记忆力比他好。

以性格论，我狷急，他沉潜；我直白，他温和。然而由于他所在的《中国青年报》和我所在的《法制日报》的文化不一样，我俩呈现的报道风格却完全倒过来了。

比如2002年12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的肖扬先生回母校人民大学法学院做讲演，我俩都被邀请前去采访。肖扬在讲演中毫不客气地说，没有政治改革，司法改革无法推动。他说：司法权力地方化，审判活动行政化，法官职业的大众化，哪一样单靠司法系统的改革能解决？作为新闻人，我当然知道肖扬这番话的新闻价值——这是司法界高层人士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如是说。但是我知道如果要撇开主办方给你的通稿，而单独写稿报道肖扬这番话，必须让最高法办公厅审稿，尤其是法制日报这种和政法系统关系亲密的报纸。如果审稿这几句话百分之百会给删掉，所以我就发了条不咸不淡的会议消息。而刘万永将肖扬所讲的那番话实录报道了。事后当然最高法办公厅不高兴了，因为这报道会给讲那番话的人带来一些压力。

这不是刘万永写稿惹出的最大麻烦。有一年全国“两会”，我俩都是彼此报社“两会”报道的记者。有一天他给我电话说“我惹麻烦了”，可听那口气似乎是彩票中大奖了。再问他什么麻烦，他说他被国务院办公厅叫到去训斥了，领着他去挨训的是一位具有丰富检讨经验的老副总编。

原来分管教育的国务委员参加全国政协教育界别的讨论，刘万永在侧采访。当时国家财政投入100亿启动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这位国务委员说她最担心这笔钱的监督问题，“这几年搞建设，交通厅长、水利厅长都有因腐败下马的，不要再出现教育厅长因此倒下的事。”刘万永在新闻稿中实录了这句话，当然也没有经过首长秘书审稿就发出来了。高层最忌讳的是“过界”，分管教育的国务委员说“交通厅长、水利厅长”腐败落马，等于间接指责其他副总理分管的工作。不过必须承认，当时的舆论环境还算比较宽松，刘万永陪副总编进到海里说明情况，高层了解刘记者根正苗红，此乃无心之过，也就训诫两句完事了。

刘万永曾获得了范长江新闻奖，并当选为中共十八大代表，从此以“刘代表”之大号行走江湖。我形容有这两顶帽子，一个体制内的记者其“业务上和政治上的荣誉”达到了顶峰。而我在新闻业务上的成就，可以说一事无成，不得不爬到网络上去“砍柴”至今。不过我可以自豪地说，他有两次震动天下的报道，我是隐藏在背后的黑推手之一。

一次是辽宁省西丰县委书记派公差进京抓记者。这事巧就巧在原法制日报记者、后成了著名的死磕律师周泽正好回报社找原来的同事叙旧，此人天生爱打抱不平，得知此事焉能不管。于是他在和那边的公差交涉时不断地呼叫新闻圈的朋友关注。刘万永接到电话时，和我正坐在一台车上，驶往万永的老家大廊坊。打了几番电话，弄清了基本事实。万永问我：“贵社的事，怎么办呀？”——此前刘万永因某几篇报道对法制日报社颇有讥讽之语。我说“不管怎样，外来警察进京抓敝社正常报道的记者，这是大事呀。你得管管呀。”——当时他还不是党代表，政治觉悟性不如现在高。在我的督促下，在廊坊吃完一顿饭（似乎那次吃了永清县的“八大碗”）就驱车赶回，然后再经过一番深入采访，第二天报道见报了。据说很不厚道地抢在某周报前面刊出。幸亏如此，否则以有关部门的“灭火”速度，不抢报的话，这篇报道再捂一天就胎死腹中了。

另一次是报道湖南邵东籍女生罗彩霞被顶替上大学的事。那时我已经离开了法制日报，好像是一个周末，还是和刘万永一起去廊坊。我俩去廊坊的途中出现了多少故事呀。两人在途中说起了罗彩霞。罗在天涯网上披露自己的遭遇很久了，但传统媒体对一位女孩的人生遭遇没有足够的重视。我和罗彩霞是同乡（原属同一个县，1952年才析分成两县），因此对她的遭遇多了一份同情心，而且对敝乡官员办事之蛮横兼贪婪作风很是熟悉。于是对刘万永一番劝说，主要是戴高帽子，唤起他心中新闻人的责任感和中青报人的自豪感。等从廊坊回来后，他立刻赶到天津师范大学（当时罗彩霞正在该校就读）采访了当事人，据他说当时罗彩霞对他并不信任，因为有媒体联系过罗彩霞，但没有下文了。很快，他的报道刊发了——这是国内传统媒体第一个报道罗彩霞遭遇的。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刘万永紧接着赶赴贵阳，采访顶替罗彩霞之名去贵州师范大学的王某的老师。我在后方为其搜集“材料”，让他特别注意贵阳师大某院院长唐某和王某同是邵东人这个关系——没有贵州师大内部熟人的牵线搭桥，偷梁换柱是很难做成的。果然再深入调查，唐院长和那位顶替者王某的母亲是中学同学。这一下，这件事的社会谱系清楚了。这一系列报道不仅戳穿一个官家子弟顶替农家女孩上大学的黑幕，更典型是它揭示了在湖南邵东这样的基层社会里，权力、金钱、人情是如何能媾合起来共同作恶，而产生巨大的“马太效应”，而将无权势者的最后那点可怜的资源强取豪夺。

说起和刘万永人在囧途的故事，太多了，一篇文中难以讲完。还可一述的，则是我俩在出京的途中，通过微博直播了解朝阳公园南门约架实况。那是2012年7月6日上午，我开车从刘万永的家中接着他，经过朝阳公园南门，然后从东四环转南四环上高速，去他的母校河北大学。此前周燕在微博上已经向某吴姓教授下了在朝阳公园南门“约架”的战书。因此经过朝阳公园南门时，刘万永还惦记着此事，问我“这架能打起来么？”我说“不可能”，据我对周燕的了解，她不会上当。

然而，我高估了自己的预测能力。车刚出杜家坎收费站，坐在副驾的刘万永拿着手机大呼“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我们再晚一个小时出发，就正好碰上南门约架了。”然后他向我口述一条条直播约架的微博。不知不觉车到了保定。

对吴湘韩我闻名已久，他还在当中青报湖南记者站站长时，我就听说他许多轶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湖南站站长蒋琦曾给我介绍说，有一年湖南省委宣传部年末召开各中央媒体驻湘记者站负责人茶话会，一名官员发言中批评某报驻湖南记者站站长，一年发了100来篇稿件，其中80来篇是揭露湖南的短。——这位站长便是吴湘韩。据说他是当时令湖南宣传部门头痛的中央媒体驻湘“三吴”之一，其中最年长者为人民日报驻湖南站站长吴新华。

湘韩兄是湖南新化人，我家正处在邵阳和新化接壤的乡镇，年少时就知道许多邵阳佬和新化佬“撕逼”的往事。对新化佬的倔强、质朴、勇毅耳闻目睹，印象深刻。曾为此写过一篇长文《邵阳佬与新化佬》。新化话还保留着相当多的古楚方言的语法、音调，外乡人要听懂新化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吴湘韩的新化腔很令领导和同事头痛，我亲耳聆听原中青报总编陈小川先生讲过的一个段子：有一次吴湘韩去他办公室汇报工作，讲了半个小时，川总一头雾水。不得不打断湘韩的讲话，说了句“can  you  speak  English?”

刘万永等湘韩的部下最熟悉的一句湘语是“搞路子”。湘韩和他们一起打牌时，常常说“你们别搞我的路子。”“搞路子”是“暗中算计”的样子。以湘韩那样朴实无华的人，在牌桌上被刘代表等人“搞路子”恐怕是常有的事。

和吴湘韩兄第一次见面的情形记不得了，因为此前听过种种关于他口音的故事，我说了句“湘韩兄说话很容易听懂呀！”刘万永驳斥道：“废话！你从小就能听懂新化话，当然不觉得难懂。”

吴湘韩从湖南调回北京总部，即筹备“特别报道”部的工作，后担任“特别报道部”负责人达十年之久，直到这个部门被解散。

中青报“特别报道部”的人可能因为长年从事深度报道，养成了宠辱不惊的范儿。一个影响很大的编辑部门没有了，他们谈论起来似乎一点也不伤感。——或者把所有的情绪都深藏在心底里。

我知道“特别报道部”要解散的事是叶铁桥告诉我的。铁桥是雷锋的同乡，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读了四年本科，在北京大学读完硕士，便进入到他“倾慕已久”的中国青年报。我和吴湘韩一样，脸总是红扑扑的——其实他俩并不喜欢喝酒，或者是湖南的红土地滋养的缘故？我一向以为，红脸蛋者多率真。

《开掘真相3》由叶铁桥主编，这部书稿送到我手中后不久，铁桥电话催促我“砍柴兄，能不能加快一下进度？我们部门要解散了。能否在解散前拿到这部书做个纪念？”但编书是件不敢马虎的事情，流程颇多，这部书出来时，特别报道部已解散半个月了。好在“特别报道部”的重要成员依然留在中青报，有些悲壮地守护着一份传统纸媒的历史荣耀。

“特别报道部”成员的“专情”也很令我佩服。吴湘韩硕士毕业后进入中国青年报，一呆就是二十一年。刘万永河北大学教育学本科毕业后再入中国新闻学院读了两年第二学位，然后成为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对中青报不离不弃十七年。——这让大学毕业后换过好几次工作的我有些汗颜。

虽然我曾是一个不合格的新闻人，但是能和这些优秀的新闻人成为朋友，并将他们的优秀作品编辑成丛书出版，亦与有荣焉。

“特别报道部”虽然不存在了，但这些哥们新闻的路还很宽阔，希望我能继续分享他们的荣光。

                                                                  2015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