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起：重读《道新拳论》——序言

             ——原刊于2007年7期《精武》杂志

孕育这个人的城市

我早就想写一写这个人。

我曾经和这个人住得很近，他隐居的“官银号”与我所在的“三条石”，中间只隔着一条南运河。

这是条著名的运河，比这座城市的历史都要早八百年，它就是一千四百年前，隋炀帝时代开掘的京杭大运河。该人工河由南迤逦北上，在快到北部尽头的时候，与另一天然的河流（海河）交汇，合流奔向渤海。有河流的地方就有人居住，一批退伍的戍卫军人与流浪者相中了这两河的交叉处，他们歇马驻足，不走了。他们，便是这座城市最早的居民。军人是爽直和好拿刀枪说话的，流浪者有着环境逼迫出来的狡黠与善辩。直至今天，当你把这个城市的人与其它城市相比，你依然能看到早期居民的影子。

要读懂这个人，先得了解孕育这个人的人文环境，就像美国历史学家房龙在分析欧洲文明为什么会诞生在古希腊时说的：假如伦勃郎出生在爱斯基摩、达尔文不得不在工厂干活谋生，前者就绘不出图画，后者就不可能对生物学做出巨大的贡献。其实这座城市的另一位武术大师吴秀峰的经历即印证了房龙的话，与这个人同龄的吴秀峰，十七岁南下游历前一直生活在乡村，尽管后来吴秀峰从二十四岁起就居住在这座城市直至弃世，在此足足住了四十四个年头，但其武学态度和武林生涯，却是另一番光景。还有当代的陈鹤皋、宁秋离、李紫剑、舒红云等人，他们不同的武术价值观，难道与他们各自生长的地域文化无关吗？不会无关的。

这座城市既然有河，既然来自内陆和东南沿海的河道在这里“九河下梢”东西横贯。它的漕运必然是发达的。大量运往京师和东北、华北的货物在此汇集再分散。发达的漕运需要大量的脚夫，于是一批又一批来自山东、河北的农民闻风而来讨生活；发达的漕运意味着财富，所以针对漕运码头的占有，就经常爆发抢夺与反抢夺的冲突。占有或觊觎码头的是强霸者，参与殴斗或自残的来自底层人。这是一个充溢着肌肉、粗口和暴力的环境，这样的环境当然会孳生渴望武术的土壤，适宜武术种芽的传播。所以当年在码头上干活的吴秀峰，就因为真人露了一回相，被“大码头”刘广海请去（刘亦正亦邪，至今未被历史学家盖棺论定），欲聘他做保镖兼教师（吴婉拒了）。

人的地位和生存环境影响拳术取向

我就出生在“两河” 交汇的“三条石”街，我曾居住过35年的大杂院，早年即码头货栈，院子的后门对着海河。从小，我听着大人们讲述“李金鏊夺码头”之类的故事，这类故事永远只有一个主题：如何以暴力的手段取胜。这些故事被市井百姓称为“英雄谱”。

这是座仰慕“平民英雄”的城市。这里的居民多是来自河北、山东的农民、手艺人和小商小贩，像我这岁数（1962年出生）的人，上溯两辈，极少有本地出生的。络绎而来的农民、手艺人和商贩在求生计之外，还面临着这座城市独有的一群人的欺凌——我说的是“混混”（‘混混’发展到清末民初，已经偏离了起初的轨道）。“混混”是码头文化与商业文化的畸形混血儿，“混混”没有财产，是贫民；“混混”游手好闲，既不做工也不经商；“混混”离析社会秩序，信奉法外之法；“混混” 谈不上社会地位但专欺负跟他们同属于下层的孱弱市民；尤其“混混”们逞强的手段是暴力。由此不难想见，在律法松弛的年代，那些逃荒来的农民和小商贩、小手艺人们，当他们欲护卫自己时，会很自然地把视线投向武术。

因为练武的目的单纯到只为抵御欺凌，所以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太极拳难以进入这个城市。慢悠悠的太极拳，在大字不识几个的下层百姓眼里，不像是能用来护身杀敌的技艺。它过于斯文超然的形态，也不对市井平民的口味。

同时你还能理解，为什么这座城市能接纳外乡来的吴秀峰，并获得人数最众的年轻人追随，从而使吴秀峰成为继张占魁（张弃世于1939年）之后名声最著的津门武林人物。原因不复杂，吴秀峰采用了一种最世俗化的广告形式——踢场子，他三天两头踢，谁有名踢谁，直接把八极拳打入围观者的眼里。还有，八极拳朴实、爆猛的演练形态，也恰巧顺合下层百姓的口味，于是，两下里一拍即合，吴秀峰和八极拳都红了。

就因为这座城市的人性直好斗，早已盛行京师的太极拳直至1940年以后，才被这个城市的少数人接受。同样命运的还有大成拳，有着与太极拳相似的缓慢试力、推手和站桩的大成拳，直到二十年前经媒体宣传，才被这里的武林知晓，但接受者寥寥，仅局限在个别小圈子里。

没错，生存环境和大多数居民的身份地位，影响了他们的拳术取向。这座城市喜欢实用硬朗的武技。它本地产生和外来的拳家，皆为技艺质朴刚猛一路，譬如我们随口能叫出名的（仅指一九四九年以前）如：张占魁、李瑞东、霍元甲、李书文、李存义、韩慕侠、吴秀峰、王学孟、霍殿阁、黄歧山、张鸿庆、谷凤鸣、马凤图、马英图、薛颠、刘万福、李旭洲、邓洪藻、韩国珍、卜恩富（摔跤、拳击家）、“四大张”（玩摔跤的）-----当然，还有本系列文章要谈这个人——皆非“柔”拳家。

性直好斗的平民城市，它从骨子里排斥“柔”拳，而引无数“硬”拳家风云会际。

这是个必须说明的现象，不然，我们难以理解本系列文章的主人公，他何以像哲学家尼采追寻生命的价值一般，执着于武术的价值——格斗，并探求一种直截了当的格斗方式和训练方法；还有，他又何以会用尼采喊出“上帝死了！”的激烈语气，指斥传统武术已现虚假、落后、迷信和麻木昏聩、妄自尊大之相。这个人是这座城市拳术取向的缩影，就像流行于欧洲的那句口头禅“法国能产生拿破仑，是因为法国存在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拿破仑”。

就像热带雨林会长出香蕉，一座性情直截了当的城市，当然会孕育一位直截了当的人物。

我说的这个人，就是——赵道新。

本文作者生长的地方

我有一位朋友，他是赵先生门下的后学。他听说我要写一系列“重读《道新拳论》”的文章，觉得奇怪。在他看来，一个练八极拳的人，怎么会对跟八极拳毫无瓜葛的赵道新感兴趣呢？

这事（甚至可称为一种现象），真的有令人突兀之感吗？这座城市既然能孕育一个赵道新，它怎么就不会再造一位“道新拳学”的感悟者呢？尤其是当赵道新日渐只剩下一个人名，《道新拳论》越来越被人漠视的时候，由这个城市里站出来一个感悟者，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了。这座城市的性格既然能影响赵道新，它同样也会渗透到本文作者的骨髓。

许多年前，一个其父曾追随李存义的人撰文说，一九0五年，赵道新的老师张占魁和李书文、李存义、马凤图等人成立的“中华武士会”，原址即在南运河北岸的“三条石”街（另有人说，其址在与‘三条石’隔河相望的某处）。

“三条石”是处人文景观十分奇特的地方。一方面，它是码头的、小商小贩的，胡同里聚集着大批地位卑微和偏离正常生活轨道的男男女女，空气中终日弥漫着血腥斗狠；另一方面，它又是工业的，是中国最早的工业区，在六十公顷的狭小地面上拥挤着三百多家工厂，因而被称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与古老的码头相比，机器显示了更多的想象力、科学的理性、求真求实的精神和永不停歇的探索。所以，“三条石”的人，比中国的其它地方，更早也更长久更集中地听到那扑天盖地的机器轰鸣。

 “三条石”乱，直至我的少年时代，那里仍弥漫着暴力的气味，崇武好斗之风比天津的其它街区尤盛。在我近的、远的亲属里，在我们大院和院外的邻居里，在我的同学、熟人里，多有练武、玩跤和捣皮拳（即拳击）的。此外，还有更多的人为了应对街头打斗，三五成群地凑一堆锻炼肌肉、琢磨打架的技术。在这样的氛围里，身量瘦小的我，难免会渴盼学练格斗的技艺。

我是注定会走向武术的，我身单势弱，我心灵敏感，我向往“英雄”，我从不满十岁起就在身体对抗的游戏中表现出狂热和奋勇。我少年时长期脚穿球鞋，为的是随时锻炼。我那时爱跑步，常常用奔跑来代替行走。

一个历史悠久的工业街区，它喷吐的理性与探索的气味，注定要熏染在此居住的一代代居民的。它也注定会给一颗本属胡思乱想型的脑瓜楔进理性的钉子——不可思议的结合是吗？看似呀。

我这样的人，无论怎么看，也应该去拜望赵先生的。无奈，在我1990年以后得知有这个人时，他已魂归天国，悠悠远去，使我再也无法跨过窄窄的南运河，走进那幽深小院，敲响旧损的屋门，问一声：“赵先生，您在吗？”

斯人已去，屋空了。我只有翻开这人遗留的书简，向他道一声：“先生，您好。”

                                    写于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