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9-17，收到单位里发来的电子邮件，告诉我退休手续已经办完。9-21，老伴去我单位，带回了一本“绿卡”——上海市职工退休证及领取养老金的银行卡，至此，谈论了将近两个月的退休事宜终于尘埃落定。

拿过那本绿色的小册子，不由得想起，最近一二十年来经手过不少相似大小、类似厚薄、颜色各异的小册子，大多数是各类证书，经过培训获得相应的资格资质，成为继续拼搏职场的“护身符”，留下了自己艰辛奋斗的轨迹。虽然也曾经有幸因公跨出国门，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路，可惜那样的小册子被无情收回，徒留几丝回忆。当然，真正的意义与内涵绝不在于那些小册子本身。

看着那本绿色的小册子，忽然感到这是一生中最后一本小册子了，心头不免又一次浮起失落、寂寞、无可奈何……。不过，我也很快醒悟过来，这样的改变意味着人生新阶段正式开始。或者说，是一种辞旧迎新，更新换代，不是有人说这是人生的“第二春”吗！确实，从职场拼搏中解脱出来，真是一种解脱，一种解放，一种自由，何乐而不为呢！

打开那本绿色的小册子，跃入眼帘的第一个数字是“出生年月 1952年8月”，这个数据曾经无数次在各种各样的表格里填写过。当年爸爸妈妈把我制造出来真的太准确太及时，如果晚二十多天，我就是九月出世，那么我就得“输在起点”了，因为哪怕是只差一天也会使上小学“耽误”整整一年。我还要感激爷爷爸爸妈妈，在我六周岁那一年，他们没有一味追求名气，而是抓住“民办小学”可以招收六周岁儿童入学的机会，当机立断，让我入学念书。殊不知这一决策，为我二十年后夺回蹉跎岁月的损失打下了重要基础。大革文化命之前我读到初中二年级，整个中学教育接受了三分之一，但要比读到初一要强得多了，在1977高考中得以重回校园求学。从小学到大学二十多年并不连续，但连续的是我的“小”，在班级里始终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记得那个岁月里，“有志不在年高”这句话常常在我耳边回响，也许这就是促使我不甘落后的因素之一。

细阅那本绿色的小册子，最为“触心境”的是“工作年限 44年”，因为我的“出生年月”是1952年8月，“参加工作时间”则定格在1968年11月。换言之，我从16周岁就开始工作了。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对于童工的规定与限制，只记得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高叫“紧跟伟大领袖干一辈子革命”，狂呼“做一颗螺丝钉、做一头老黄牛”。正是在那样的大环境中我“自愿”成为一个“人民公社社员”，从现代都市人“返祖”为原始农耕者。但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低微“工分”所代表的工作年限（工龄）竟然迟迟得不到承认，直到1985年，才得以“拨乱反正”“重见天日”。而那个伤害数亿城乡民众的“两元结构”留下的“历史问题”至今没有彻底解决。“大破大立”“先破后立”谈何容易。

品味那本绿色的小册子，不由得再次坠入回忆的漩涡。记得小时候在弄堂里听到锣鼓声，就知道十之八九是有人“光荣退休”了，果不其然，可以看到在人力三轮车（沪语称之为“黄鱼车”）上，坐着胸带大红花、手捧“光荣退休”玻璃镜框的退休老伯伯或者退休老妈妈，后面簇拥着锣鼓队，还有大红喜报，“衣锦还乡”，热闹非凡……。我的妈妈在1979年提前退休（目的是让“病退回沪”的弟弟有机会摆脱每天才七毛钱的“小集体、里弄生产组”的困境），我正在学校读书，没有亲眼目睹妈妈“光荣退休”、不老就回家的实况。及至我在1982年春节后成为“工薪一族”、正常上班，才很少看到上述热闹场面。当然，那种曾经被认为是充满“阶级感情”或“人情味”的欢送仪式、几十年一贯制的套路，已经索然无味，逐渐被淘汰也是理所当然。但是，随之而来的未免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以至人未走茶已……。

社会的前进永远不会是一直线，摇摇晃晃，左一摆右一摆，也属正常。祈愿：少一些忽悠折腾，更不要狂风恶浪；天下太平，国泰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