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先生《人文讲习录》22

二二、通向新外王的道路

各位会友，今天是我们友会第22次聚会。上一次所讲的，是就外王一问题，而言理性的架构表现与运用表现。今天偏就架构表现方面而详言其意义。架构表现成就很多，中国于架构方面不行，所以亦没有这方面的成就。今天的问题即在这里。而理性的架构表现之成就不外两点：一是科学，一是民主。几十年来的中国知识份子，都在闹这问题。中国为什么不能出现科学与民主政治呢？我们的答复是理性的架构表现不够。中国文化只有理性之运用的表现。我们上次已说，若论境界，运用表现是高于架构表现。所以中国不出现科学与民主，不能近代化，乃是超过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这个意思梁漱溟先生似乎已有触及。他说：“中国文化是理性的早熟。”这了解虽不甚中肯，但他总比其余的人为优。在我们讲中国文化是理性的运用的表现，可以把梁先生的意思吸收进来。运用表现，它有独立的成就，无所谓早熟晩熟。精神的向上发展，是永远不断的，故无所谓早熟。它只是向运用的表现方面发展，而没有开出架构的表现。这不是早熟的问题，而是缺了一环。不过运用表现在境界上说是高的，因此之故，我们可以把梁先生的意思吸收进来而予以修正。我们现在的说法是：光是运用的表现在现在已显不够。理性的架构表现与运用表现，都需要，都要出来。只要明白理性表现精神发展的全幅义蕴及其关节，则早熟的说法便显不恰当，亦可不必要。现在中国宣传科学与民主政治的人，即不科学，亦不民主，只会坏事。真正的科学家与民主政治家，其态度与行为是很值得人敬佩的。我们现在要使这一问题在生命里起作用，不能只是口头上嚷一嚷，一定要自觉的于此有所建立。成圣人是运用的表现，是空荡荡的。虽乞丐亦可成圣人。故不如架构表现之可一一指出。因此中国文化究在那里，很难指出，只是空荡荡的。我们现在总要有些钢骨水泥的大厦，不能单讲山川气象。这其中须有一种转折上的突变，这突变的关键，即在要有理性的架构表现。每一建筑物，有一独立的特性与结构，对应这结构，须要有理性的架构表现。如此方能产生科学与民主。这即是我们对外王的新讲法。

“外王”不是由内圣直接推出来的，而须有一种转折。中国人的人情世故熟，即因理性的运用表现。不过这是就坏的方面讲的。若就好的方面讲，即是成圣人。凡是理性运用的表现，都是“摄所归能”“摄物归心”。这二者在免去对立。它或者把对象收进自己的主体里面来，或者把自己投到对象里面去，成为彻上彻下的绝对。这即是圣贤的心量。君主政体，即是圣君贤相的政体。其君相无敌对，若不就威权而言，仅就德上论之，圣君贤相对人民，即如父母之对子女。子女不是父母的敌体。现在的人每将政治上自由民主的意义用于家庭，使成对立，是不对的，而以前将家庭父子的意义用于政治，这也不对。现在的民主政治确是一大进步，因为在政治上须有“对列”(co-ordination)。不可以是“隶属”(subordination)，隶属是运用的表现，是自上而下的披靡，即“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之意。此种境界本来很高很好，但须适当其分，否则即有毛病。现在论君主政体，并不是说没有好皇帝，而是论其政治形态之本质，现在的民主政体有对待，过去的君主政体无对待，二者相较，自以民主为好。摄所归能、摄物归心，只能就圣贤境界言，若就政治言，则须讲“对列”。我们了解co-ordination与sud-ordination二字的意义，即可了解君主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关键，所谓理性的架构表现，是以co-ordination来规定的。

就政治之内容言，在君主专制下，君主看人民为子女，是隶属的。在民主政治下，则人民有其政治下独立的个性。君主是超越的无限体，而民主之元首则有其法律上之“分”“位”，即有其限制。此须认人民为独立之对待体而后能作到。人民之为独立的对待体，是以权利义务来规定。若不认人民有其政治上独立的个性，则君主即为无限的膨胀。君主或元首若为无限制的膨胀，其于人民便是隶属关系，若因人民之有政治上独立的个性而有其法律上之分与位，则其于人民便是对列关系。由此对列关系而见理性之架构表现。反之，由理性之架构表现而成此“对列之局”。

再就民主政体本身之出现言，亦为理性之架构表现所造成。这意思是这样：即架构表现使吾人返回来对权源要加以限制与安排，即对于最高权源之“力”（打天下）使之理性化。（在以前政权最高之权源不可动，非打不可，虽父子兄弟，亦不能相让，非常残酷。）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可见得在“得天下”时不讲理，只有在“治天下”时才讲理。而民主政治却恰好把“力”打掉，使之理性化。这步理性化亦是理性之架构表现。用此架构表现便出现民主政体，而打天下以取政权便终止。如是，社会上便有一个永恒不变之定常。此定常是制度而不是一家之世袭。以前政权寄托在一家之世袭，而其得也必须打，其失也则由于被打（革命）。打靠力，是非理性的。即得之，则望其永恒不变，然既寄托在一家个体之世袭上，则不能永恒不变。此所以有一治一乱之循环。以前儒者提出维持政权不变之办法便是修德。修徳是理性运用表现，不是架构表现。这即表示对于政权之产生与安排无办法，而仍归于力。可见理性之运用表现必赖架构表现以补之。

道德宗教的境界，是摄所归能、摄物归心，科学则非有对立不可。故成知识非从圆满自足之绝对境界中自觉的造成主客体之对立，使对象从感觉情感中提炼出来成为一个知识的对象不可。对象成为知识的对象，则主体便成为纯粹的思想或知性。科学家治病，不把人当人，只把人当一个对象看，当做与物一样。要有这类的成就则须有逻辑数学等，使用概念才能成科学知识。使用概念，乃架构表现。程明道所谓“观雏鸡可以观仁”，周茂叔“窗前草不除”，这并不能成知识。成知识之每一概念，都是抽象的、破裂的，所谓系统，即理性之架构表现。

以上所讲的，即是说明为什么民主政治与科学是理性之架构表现。同时说明中国过去的学问中为什么没有民主政治与科学知识。今天大体只讲到这里，下次将讲如何从理性之运用表现中开出架构来，即如何从良知中屈折一下而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