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儒家仁智合一的这一套就是实践的智慧学。从仁这方面开全部的道德界，智的这方面则可以上下通。与仁合一，永远不脱离的那个智就是从仁心发的那个光，所以假定这个地方也说智，它就相当于康德所说的intellectual intuition（智的直觉）。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发的光就是智的直觉。王阳明就拿“良知”二字代表“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四端之心。

孟子所说的四端之心后来发展，或者是程明道根据孔子所说的仁，拿仁来代表，总起来说仁心也可以。陆象山叫做本心，拿本心来代表。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端之心通通是本心。本心用英文表示就是original mind，或是transcendental mind。本心是transcendental mind，是超越的心，不是empirical，不是经验的，不是感性的。到王阳明出来就说良知，拿良知这个概念统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就是把孟子所言“是非之心，智也”提出来，从这个地方统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种种讲法，都是一样的。假定“智”这样讲，就是往上通，通四端之心、本心、仁、良知。往上通的智就是本心、仁心所发光。

本心、仁心内敛地看，就是生命的主体、常体。所以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论语?里仁第四》）“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第四》）“智及仁守”。内敛地讲，以仁作主。一切道理要靠仁体来守住。所以《论语》上说：“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论语•卫灵公第十五》）这些话很重要，你们要知道。

从智这个地方讲及，从仁这个地方讲守。智及仁守是两个很重要的观念。“及”就是光要往外射，到那个地方去要靠光。没有光，你那个仁到不了那里去，穿不出去了，通不出去了。所以讲智及仁守，但是必须以仁作主。智一定要隶属于仁。所以说仁以养智、摄智归仁。智一定要往上通。儒家说这个智从学讲，孟子说：“学而不厌，智也。”这是根据孔子的精神而来的。孔子说的学通上通下，通下开understanding，通上就是智的直觉。

西方人首先开出的是知性。柏拉图那套理智主义纯粹是知性的路。所以，柏拉图特别重视数学、几何学。到近代的西方哲学家，不管是洛克、休谟、贝克莱，还是莱布尼茨、康德，主要的问题就是检讨pure understanding，或者英国的那些哲学家就讲human understanding。西方重视知性，因为我们的整个知识都属于知性的。所以，知性是知识的一个能力，这就是对外在世界可以下判断的一个能力。所以，到康德出来就正式来分解这个pure understanding，而不停在一般的检讨。纯粹的知性就是把那些经验的成分都抽掉，不要有任何经验的夹杂，看看这种纯粹的知性有些什么作用、能力，就从这个地方建立一切的知识。而这种意义的纯粹知性中国没有开出来。

尽管中国所言学通上通下，但是，你也要知道通上是什么作用，这种永远跟仁合在一起的学的作用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什么形态。譬如，王阳明讲良知，良知所表现的那个“知”，不是知性，良知所表现的“知”不能成科学的。这种分别是常识。要想开科学知识，非要靠知性(understanding)出现不可。而这种知性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始终没有磨练出来。我们天天用这个知性，不管是训诂家、考据家、历史学家，天天用，但是习而不察，始终没有意识到你所使用的这个能力。没有反省到，没有把知性这个能力突出来。所以牵连到有三种学问没有独立发展，不能正式成立。因为那三种学问就是纯粹知性的事情。这三种学问就是逻辑学、经验科学、数学。这三种独立学问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没有成型。

数学是形式科学，那么，自然科学是经验科学。逻辑学、自然科学、数学，这三种学问从纯粹知性开出，是近代文明的支柱。中国先秦有名家，但名家没有发展出逻辑的形态，没有发展到把逻辑当作一个学问看。真正的名家头脑不在惠施、公孙龙。惠施、公孙龙是诡辩。真正的逻辑头脑在先秦时期表现在荀子，所以，这个时候你们要好好念念荀子。荀子的思想可以表现understanding的作用。但中国人不会讲，连荀子都不会讲。荀子的逻辑头脑很强的，荀子可以做个亚里士多德，但没有做成。他的《正名篇》已经不错了，是头一步，再往下没有发展出来。荀子的学生不行，没有下一代。

西方逻辑学的进步很大。从亚里士多德发展到莱布尼茨、罗素、路易士。就像罗素的《数学原理》，旁的人写不出来的。我们没有这个传统，我们写不出来的。这是现代化呀。逻辑发展，数学也发展。现在的高等数学多专门呀。数学与逻辑关连最密切了，所以叫做名数之学嘛。这两个是学问的根本，有这两个，再加上经验、实验，就成功经验科学。这三种学问在中国一直不成型。不是说中国人没有逻辑的头脑。假如说，读逻辑中国人才会思考，这句话不通的。中国人以前不读逻辑，但是，朱夫子、王阳明的文章都通达得很，也很合乎逻辑。不过，逻辑成一门学问，从具体的思考里抽出来当一个逻辑看，这个我们中国人没有的。逻辑没有训练出来，数学也没有训练出来。中国也有数学，但中国的老数学不行的，那不是现代化的数学。中国也有几何学，乡间丈量土地也用几何学。但那是实用的，不能成一个pure science，这个学问站不住的。所以，几何学虽然发源于埃及，但是西方人讲几何学却成功于希腊，那就是欧几里德几何学。学问当一个学问看，这从希腊开始，这就叫做希腊的传统。这种希腊传统，我名之曰“学的传统”。使各种分门别类的学问成一个概念系统，有始有终，有条有理，这个学的意义就从希腊开出。

中国的学也有一套传统，但那是从实用的立场讲。中国实用意义的科学，譬如天文历数，医卜星相，这些都是经验科学。这就是中国的科学。中国科学的传统停在实用的状态中，没有提炼出来。中国的学的传统没有彰显出来，没有从潜伏的状态变成现实，就是没有从实用的状态提炼出纯粹的科学。就是中国人太实用了，太实用没有用的呀。墨子最讲实用，墨子没有用。你知道吗？中国有一个实用传统，从墨子开始，一直到民国初年的胡适之。胡适之不是讲实用吗？讲的结果是专考据。这个传统我名之曰墨子传统。

墨子批判儒家浪费，他们讲“义者利也。”宋朝浙东学派陈同甫、叶水心等人站在实用立场批判儒家。到清朝颜李学派出来还是这个实用传统，再转型变成乾嘉年间的考据，以实用为号召，这是讲实用主义的墨子传统的变型，不是墨子传统的嫡系。到民国以来就是胡适之，胡适之也是墨子传统的一个嫡系，他从美国回来就宣扬pragmatism，讲墨子，尊墨。墨子传统最讲用，结果最没用。这些学派有哪一个抵得上儒家呢？有哪一个能抵得过儒家的用呢？这个地方就要考虑考虑，这个用当该怎么个讲法。

所以，要开出学的传统不能靠实用主义。胡适之的路对科学一点贡献也没有，乾嘉年间的考据也没有用。科学就是科学，科学要把你的understanding好好训练出来，要好好把你的逻辑的头脑训练出来。念数学就念数学，念物理学就念物理学。不要假借考据，考据《红楼梦》考据不出科学来。

真正有用的学要从孔子“学而不厌”的学的精神向上通智的直觉，向下通understanding。要把understanding正式训练出来。假定你顺着这条线索讲科学，于先秦儒家你要好好念荀子，于宋儒要好好念朱子。顺着朱子的格物穷理、道问学，在哪一个关节上可以接近科学呢？你们要思考。当然朱子自己并不自觉到，他讲道问学这一套不是为的讲科学。他是讲成圣贤，他是理学大家。从朱子的学说可接近科学，你从墨子那个传统讲没有用的。

西方真正了解科学从希腊柏拉图、欧几里德那个理性主义传统。要从理性主义这个传统，能接近科学，这是西方讲科学的一个大流。像英国人重视经验，那是经验主义的传统，经验主义对科学的贡献不是西方讲科学的大流。科学当然需要经验，但是，经验主义的那套思想对于科学的开发不算大流。理性主义才算大流。这种眉目你们要懂。

讲科学的基础有理性主义的讲法，有经验主义、实验主义的讲法。但经验主义、实验主义不是讲科学基础的正宗。杜威的那个pragmatism不是了解科学的正宗，英、美的经验主义都不行。所以，英美的经验主义永远只能停留在说明埃及，因为埃及是实用主义，不能说明希腊，不能说明欧几里德几何学。欧几里德几何学总是要离开经验、感性，那是纯粹的几何学，是理性主义的讲法。所以，后来欧洲大陆笛卡儿、莱布尼茨都是理性主义，康德还是理性主义传统。科学要以理性主义作主，再加上经验。因为讲科学不能离开经验嘛。你们看康德的《纯粹理性之批判》第二版序，那篇文章是了解科学发展史的一个纲要。这种文献当该收入教科书的。那是行家呀，有板有眼，不是荒腔走调的，这种文章一定要看。

所以我说墨子传统在中国没有用，你太讲实用了，结果没有用。这是诡辞、paradox，这是吊诡呀。你要正视这个事实。民国以来都是不了解科学的基础，不了解科学成功的基础在理性主义。这好像念八股文章的秀才，天天念圣贤书，但不了解圣人的精神，只是为取得功名。现在念科学也是取功名呀，聪明的人都念科学去了，有哪几个成科学家呢？但是，现在的风气是如此，聪明才智之士都往那里跑，都浪费了。以前聪明才智之士都在文学院，现在聪明才智之士都在理学院。念科学的人都在做校长、作官，这是风气。

能够开understanding这一面的，在先秦是荀子。孟子不开这一面。孟子开morality那个领域，这是正宗。但是知性也很重要，儒家并不反对。所以，荀子是大儒，孔、孟、荀都是儒家。即使荀子开知性，但是，这一面也没有发展出来。荀子虽然有《正名篇》，但逻辑上没有发展成型。

所以，我们现在讲儒家的这套学问、讲这个教，也就是哲学的古义，要整个的这一套讲出来。从哲学本身讲出来，而且关联到时代、关联到文化，要扣得上。要不然你讲这个哲学干什么嘛。讲哲学不能脱离时代。关联着时代、关联着文化，这个智就重要了。这个智上通智的直觉、下通知性。

知性这一方面在西方是希腊传统，这一方面中国没有真正开出来，假如勉强说，我名之曰羲和传统。你们可以看我的《历史哲学》。但这个学的传统在中国没有成型，在希腊成型了，我们现在学西方文化就是学这个学的传统。但除了学的传统以外，中国还有两个形态。学的传统从智的方面讲，从客观实践方面讲，还有国家、政治、法律，在以前，这是属于儒家的外王的问题。儒家仁智双彰的整个模型就涵着内圣外王。“内圣外王”是《庄子•天下篇》的话，这句话说得很恰当。后来董仲舒就是发展内圣这一面，外王的方面不够。荀子对外王有贡献。孟子也讲王道，但孟子的精神是往内圣方面走。

这就是两行。客观的实践、知性的训练，这两行层次相同，同一个level。我们现在要求现代化，就是要求这两面。要求学的传统，在智方面开逻辑、数学、科学；在实践方面，开国家、政治、法律。这个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本有的要求。这些都笼括在“外王”这个名称之下。外王直接隶属政治，开王道，王道就涵着事功。墨子讲事功，儒家也讲事功呀，儒家是在外王中开事功，不是那个浅薄的实用主义。王道的直接的意义就是民主政治，反对霸道。事功不能乱来，要根据轨道来，事功一定连着学问。

现在要求现代化就是要开出学的传统、王道的传统，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自身的要求。中国老的形态为什么外王开不出来呢？为什么这个直接意义的王道、这个民主政治开不出来呢？为什么还藏在里面开不出来呢？为什么科学、事功开不出来呢？因为中国民族性是浪漫性的，不守规矩，对事功型的人物不感兴趣。帮助汉高祖打天下的张良不是事功型的人物，事功型的人物是萧何。萧何这个人没有趣味，大家对他不感兴趣。中国人对打天下的汉高祖感兴趣，对摇鹅毛扇的军师张良感兴趣。打天下不是事功呀，打天下的精神不是事功的精神。事功的精神不是浪漫性的，是散文式的。

所以，要开出外王，要注意基本的精神、要开学的传统。中国的学问是成圣成贤之学，圣贤不能开科学的。天天做圣人，圣人不能做科学家、政治家。圣人不反对科学，但圣人不能做科学家。道统、学统、政统这三统在中国的表现，哪一统表现最好呢？只有道统表现得好，一切都归到道统，所以道统表现得最好。我们现在要求现代化，就是要求学统、政统，这两统要与道统相调节，不要弄成冲突。要相调节，就要讲文化问题、要懂中国的哲学。

我们讲中国哲学从仁且智这个original norm开，西方哲学从希腊那个传统开。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也很清楚，开现代化有什么了不起呢？这很简单，就是外王嘛。这很简单，走正当的路不就开出来的吗？只要社会持续稳定，自然生长就一定开现代化。中国现代化本来不是困难，中国原来是自然经济，顺着自然经济发展就可以开出现代化。

“仁智合一”“仁以养智”“摄智归仁”，儒家就是这个形态。前天在中大讲了一遍，今天在这里重复一下。

仁智合一的整个系统就含有我们所说的两层存有论的问题。我的《现象与物自身》就提出两层存有论的问题。“仁以养智”“摄智归仁”所规定的仁智合一的形态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动力。这全部的系统就是两层存有论，这两层存有论怎么来了解呢？关键就在那个“智”。“智”可以往上讲，也可以往下讲。往上提就是与仁合一，那个仁就是“以感通为性，以润物为用。”孔子所说的仁经过长期的了解，了解到最后就是程明道的两句话。

程明道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又说：“医书以手足痿痺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那么，仁就是有觉。所以，我用两句话表示仁，“仁以感通为性，以润物为用。”这是对于孔子所言仁贯通上下地了解。假定你从《论语》里孔子讲仁的那些语句连贯起来了解，最后也会往这个地方指点。

往上提而与仁合一的那个智就相当于康德所说的智的直觉(intellectual intuition)。智的直觉的对象是什么呢？是物自身。仁以感通为性，以润物为用，感通所到的地方就有存在。仁感通不到的地方就没有存在。感通到，这个仁就润泽它。从感通所及、所润的这个物也是物自身，不是现象意义的物。这两方面都可以牵涉到物自身，从仁这儿讲可以，从智那儿讲也可以。这个智是与仁合一的那个智、上提讲的智。

从仁讲的智就是智的直觉，智的直觉的对象就是物自身。从仁以感通为性，以润物为用，从感通之所润所及的那个物也是物自身。这两方面合起来，以后在王学的“四无句”里表达，发展到最后就是王龙溪的“四无句”。“四无句”里的那个物是“明觉之感应为物”，“明觉之感应为物”的那个物是物自身，不是现象。

“四无句”云：“心是无心之心，意是无意之意，知是无知之知，物是无物之物。”这种话最玄。我给你们提出来，你们自己要看书才行。又云：“无心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这个时候的物就是物自身的物。在中国，物自身的物通于仁，通于智，它是个朗现，它可以呈现。在康德，物自身不可以呈现呀。因为在康德，人没有智的直觉，智的直觉属于上帝。

在西方，也没有中国式的仁。仁、智都属于上帝。仁表现为上帝的universal love，那完全成另一套。所以，康德对于希腊哲学的古义，他也可以讲实践的智慧学，但结果成立道德的神学(moral theology)。物自身还是不能呈现的。这是西方的那一套。我刚才讲的这一套照中国讲。智往上提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要是智往下开呢？这个智与仁分开了。往下开的智不是智的直觉。智的直觉一定要与仁合一，与仁打成一片。智往下开，开成什么呢？开成pure understanding，就是开知性。知性就是成功科学的一个机能，在知性这个地方有三种学问关涉在内，这就是：逻辑、数学、科学。而逻辑、数学、科学在中国没有出来，关键在于understanding没有提炼出来。不是说中国人没有理解呀，中国人也很有理解。但是，作名词用的这个understanding这个机能没有提炼出来。在西方，近代哲学都在考察understanding，洛克如此，休谟如此，贝克莱如此，莱布尼茨也如此。所以到康德出来，正式解剖我们的pure understanding，可见，知性的重要性多么大！

在中国的思想家里面，唯一一个可以从他的学问的作用上把人的pure understanding提炼出来的，那就是荀子。荀子并不是自觉的，他不是专讲understanding。荀子的学问可以把人的pure understanding提炼出来，但是，他并不是正式独立地考察understanding。他的全部学问都是understanding在起作用，所以他有《正名篇》，他重视统类，隆礼义而杀诗书。荀子学问的精神是在磨练我们的understanding，但是，以往几千年也没有人正视荀子这方面的价值。荀子一直在运用understanding，但他并没有做反省地正视这个understanding本身，就是习而不察啦。

孟子的学问不是运用understanding，孟子的学问不是建立在understanding上。孟子的学问是在运用我们的moral mind，还是根据孔子的那个传统下来。孔子也不是运用我们的understanding，孔子所表现是仁、智。仁、智一转就是孟子所说四端之心。孔子、孟子表现的是道德心灵的运用。道德心灵(moral mind)是现在的词语，这个不错的。

所以，在中国的思想家中只有荀子一个在训练你的understanding，就是朱夫子道问学也不是训练understanding。这个可以看出中国学问的方向。

孟子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这个智往下开的时候就开understanding，一开understanding就暂时脱离仁。暂时脱离仁的这个understanding才有自己的一套。这个understanding本身才有独立的意义。有独立意义的understanding就成功逻辑、数学、科学。逻辑本身就是pure understanding的一种运用的结果，数学也是pure understanding运用的结果，数学是一种形式科学(formal science)。经验科学(物理、化学)就是以形式条件加上经验，这个就是知性的经验使用。知性的经验使用就成功自然科学，再加上社会科学。逻辑、数学是知性的先验的使用，形式的使用，知性的先验的形式的使用就成功逻辑、数学。

在中国，知性的运用停在经验的使用，始终没有提炼出来。所以，逻辑、数学、科学这三门学问在中国始终没有根，这三门学问始终没有形成。逻辑没有当一门纯粹的学问呈现出来，数学也没有当一门纯粹的学问呈现出来。中国也有数学，但中国的数学停在实用的状态。几何三角中国古代就有，跟埃及一样，但停在实用状态的数学不行呀。

对于科学各门的发展，你们都要知道一点。所以，我介绍你们读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第二版序言。那篇文章就是讲成功各种学问的经过，它可以提出来作为高等教育的文选。它说明西方各种学问是如何成立的，这种常识你们都要懂。它说明首先出现，成学问的是逻辑，其次是数学，数学之中最早是几何学，然后才是经验科学，经验科学从培根开始，那很晚，近代以来才慢慢形成。首先是逻辑的形成，那靠亚里士多德。中国有名家，但中国的逻辑不成学问。荀子是有逻辑的头脑，但是，逻辑在荀子那里只是头一步，再没有往前进，没有人继承。你看这个影响多大。逻辑是最容易首先成为一门学问的，这完全靠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有形式天才。中国人对这方面完全不注意。所以，中国读书人很差的，那些秀才什么也不懂，天天读圣贤书，越读越糊涂。

有人说逻辑是废话，这是贬意。正式说，照逻辑的正义讲，逻辑就是同义重复(tautology)。Tautology不就是废话吗？但是，tautology之为废话跟唯物论那种废话的意义不同呀。你能了解tautology就了不起。靠亚里士多德有形式天才成功了逻辑，其次是希腊欧几里德成功了几何学。几何学从欧氏几何讲起，不能从埃及讲起。埃及早就发现了几何三角知识，但那是停在实用阶段，没有提炼出来成一个pure science。这个关键非常重要。所以，我说这个学统开始于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