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造假与经院学派假造

 院士王正敏造假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反映了我国当今文风不正问题。

我在杨仲明新浪博客《院士造假与国学大师汤一介为骗子道长李一授匾》中提到国学研究假造，假造的又何止国学！经院有关人文学科都存在假造问题，比如心理学。在我国科研经费申报中，心理学归于自然科学。其实，心理学是研究人类心理现象，它是人文学科研究的基础学科。

    人文学科研究必须遵循实用主义原则。

    实用主义者忠于事实，认为有用就是真理。实用主义的原则：发现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人文学科研究必须坚持这一原则。

实用主义是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现代哲学派别，在20世纪的美国成为一种主流思潮。对法律、政治、教育、社会、宗教和艺术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政治老师告诉我，美帝国主义已到了垂死的阶段，有二个要命的问题：一是种族歧视，一是环境污染。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至今也未见垂死的危相，二个要命的问题也解决的不错。时至今日，无人能与美国匹敌！为什么呢？不是上帝独宠美国，而是美国人的思考与言行恪守实用主义的原则。

实际上，实用主义不是美国人的专利。追根溯源，最早提出实用主义思想的是春秋早期的管子（约公元前725年——前645年）。我在《精神病可以治愈》一书中，根据其思维特征的不同，将中国文化划分为道文化、技文化和俗文化。道文化是建筑在整体观的悟性思维基础上，是有关人类智慧的文化。从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来看，管子的贡献更是他人无可替代的。他身体力行，为道文化的健康发展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即道文化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管子•霸言》），“顺民心”（《管子•牧民》），“爱之、利之、益之、安之”（《管子•枢言》），因为“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管子•心术下》）。把安民心，强民志，作为治学强国之根本。

诚然，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之所以在西方一流学者中出现探索以庄禅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道文化的热潮，无疑也是他们看到了拯救当代人类精神危机的东西在中国古代道文化中。他们也尽其所能，将中国古代道文化的智慧，引入西方现代文化中，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派就是这一学习与借鉴的最突出的成果。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马斯洛、罗杰斯、弗洛姆等人的著作中，无不深透着中国古代道文化的智慧。弗洛姆的“社会过滤器”就是受中国佛禅“不立文字”智慧的启发而提出来的。

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毕竟不是中国人，对中国古文化智慧的发掘能力有限。在中国道文化中有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悟，一个是相火。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对悟的参透，相当不错，但较少涉及相火。

在西方文化中没有“相火”这个概念。在东方文化中，“相火”这个概念也纯属中医学。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人，不接触中医学的，对相火这个概念也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但在西方文化中有与相火相近的概念，那就是原始生命力，还有弗洛伊德的力比多。

在中医学中，相火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因为人的生命活动离不开相火，但相火偏旺，又会使人致病。人为什么会陷入精神危机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相火偏旺。在中医学中，相火又是一个十分难以把握的概念。中医自古有“相火难清”一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绝大多数学中医的人，学了一辈子中医，搞了一辈子中医，到头来，对相火这个概念，也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经院学派假造，就是高等学校人文学科研究背离实用主义原则，闭门造车，浅尝辄止，招摇撞骗，不知所云，毫用实用价值。

当今人类所遇到的精神危机，正是二千多年前庄子所惧怕出现的现象──即物质文明的发展泯灭了人类的智慧。这种精神危机，正如弗洛姆在《心理分析与禅佛》中所描述的：

生活在西方的人民，虽然大部分没有清楚的感觉到（或许大部分人一向都是如此），他们正在经历着西方文化的一个危机，但是至少一些有批评眼光的观察者都已认识到这个危机的存在，并了解它的性质。这个危机可以被描绘为“不安”、“倦怠”、“时代病”、死气沉沉，人的机械化，人同自己、同他的同胞以及同自然的疏离。人追随理性主义，业已达到理性主义变得完全不合理性的地步。从笛卡儿以后，人就日益将思想同情感分离；人们认为只有思想才是合理的，而情感，由其本性使然，就是不合理性的。人被劈为两半，一半是知性，这被认为是真正的我（I），它要控制另一个我（me），就如同要控制自然。用知性控制自然，以及生产更多更多的货物，变成了生活的最高目标。在这个程序中，人把他自己变成了物，生命变成了货物的附属品，生活被持有所统治……西方人现在处于一种精神分裂性的无能——无能于体验情感。因此，他感到焦虑、躁郁和绝望。口头上他仍旧把幸福，个人本位和创发视做生活的目标，但实际上他没有目标。问问他，他为什么活着，他所有这一切经营是为什么，他会十分难堪。有些人会说，他们为了家庭而活，有些人会说，是为了“玩乐”，另外一些，为了赚钱，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为什么而活；他没有目标——除了是想逃避孤寂与不安全感之外。

一个有良知有责任心的当今中国文化人，其职责就是发掘中国古文化的智慧，拯救人类的精神危机。

在当今整个精神病学界一致认为精神病是不可治愈的，而唯独本人一再撰著，揭示出：只要充分发掘中国旳古之道术，精神病是可以治愈的。从2007年7月《精神病可以治愈》出版发行，到2010年12月《再谈精神病可以治愈》面世，终于从实践到理论实现了早在上个世纪中叶以弗洛姆为代表的西方一流学者的预言：拯救当今与未来人类精神危机的东西在中国的古文化中。

经院学派假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精神病可以治愈》的问世，显得异常的麻木，他们的学术敏感与好奇心已荡然无存。呜呼哀哉，可悲之极。我已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