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疗法普及之时，乃民富国强之日

青春期危机滥用毒品问题

现实中往往被人们忽视的，是无知的父母，听从精神病院的医生，把处于青春期危机的子女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在我国內地，据不完全的统计，“被精神病”的青少年高达上千万。

1990年12月4日我曾就在处理青春期危机滥用毒品现象在《健康报》上发了一篇短文，题为《青春期正常危机》。文中指出：处理青春期成长危机有三忌。第一忌，轻易使用抗精神病类药物或抗焦虑药物。因为这类药的副作用会使处于正常危机下的青少年变得更烦躁不安、惊恐多疑。第二忌，盲目多方求医。药物治疗对消除青春期的“症状”收效甚微，有些患者的父母由于爱子心切，常常盲目地多方求医。结果张权威说一套，李权威说一套，这只会使患者对自己所想到的一切更疑神疑鬼，对自己所处的一切都无所适从，加剧患者的无力感。第三忌，也是最忌讳的，就是送精神病院住院治疗。这会加速患者的精神崩溃，以致贻害终生。

青春期正常危机是会发生转化的，关键是要及时地进行卓有成效的治疗。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年轻人客观地认识自己，正确地回答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所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使之敢于正视自己，那么“症状”便会悄然消失。请看一位患者亲笔写下的自述：   

1989年5月，连续一个星期的彻夜不眠，惊慌，怕见人，易激惹，好发怒，并伴有头痛、尿频等症状。就在我的精神备受折磨，无法自控，应付生活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父亲把我送进了离家很近的市第二人民医院，一位年轻的医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姓董，是一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或许因为是同龄人的缘故，他的热情感染了我，使我狂躁不安的情绪得到一些安慰。住院第二天，父亲非常关心地对我说：“我们还是转到大一些的专科医院去吧，那里的环境条件肯定会好些。”通过熟人介绍，我们很快来到了某市精神病医院，找到了一位姓罗的老专家、老教授。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在这位罗医生的家里，我们面对面地进行了一番交谈之后，他对陪在我身边的父亲说：“脱离现实。刚刚在此之前就有一位情况和他相似的病人住了半年还觉不行。”当时，我捂着脸哭了，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多么不容易找到自己认为是比较信赖的理想的倾诉对象，倾刻间就给我下了这样一个结论。我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紧接着，我就被送进了住院部病房。随及，在坐在门口的一位表情冷淡的年轻的医护人员的叫嚷声中，我换上了住院病人的统一着装，被当做“疯子”一样与里面关着的所有病人一起，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精神病患者。

半年的精神病院的生活不堪回首。出院后，我的病情并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相反的，倒增加了一些消极自卑的情绪。在此后的几年里，父母为我操碎了心，到处求医问药，相继去过不少地方和多家医院，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1993年，就在我走投无路，求医无门，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一次偶然的机会彻底的改变了我的一生。那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下午，像往常一样，我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游荡，突然在一家书店里，我无意中看到了杨仲明教授写的《指点迷津》一书，翻开书的第一页是《前言》部分，我就被其中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住了。这是一本对我来说多么难得的书，因为在此之前我对人世间的一切都持怀疑的态度，都不相信。就说买书吧，总觉得要么是作者为了赚钱，要么就认为是胡编乱造。

        我如获至宝的将这本《指点迷津》买回家后不久，就根据书上的地址，给杨教授写了一封信。半个月之内，杨教授就给我回了信。当时我的心里真不知道有多高兴，因为我感到自己有救了，知道自己这次是真正的遇到了救星了。就在这一年的九月初，在我父亲的陪护下，我来到了武汉，找到了杨教授所在的心理治疗中心。

        在心理治疗研究中心住院期间，经过短短的一个多的后期预防治疗，即把中医治疗与心理治疗结合起来，我的病情出现了明显的好转，我非常真切的感到自己身体上的变化，大脑一天比一天轻松，最为明显的是感觉就是眼睛看书的时候，明显的一天比一天清晰。这种真切的感受使我抑制不住内心一阵阵的狂喜，无比的兴奋，这说明我的整个人开始清醒过来了，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自己真真切切的就要好起来了，奇迹真的要在自己身上出现了；经过将近两个月的治疗，我的病彻底痊愈了。

        十多年过去了，这期间我再也没有服用过任何的药物，从来都没有过复发的情况，且身体一天比一天康复，完完全全地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现实中能像这位患者这么幸运的极少。为什么数以千万善良的父母会把陷于青春期成长危机的孩子送进精神病院而贻害孩子的一生呢？是因为这些善良父母误以为将有精神方面问题的孩子交给精神病医生，是尊重科学。

精神病学是科学吗？

1998年10月16日，以美国的斯蒂文·鲍金教授为首的国际神经精神药理学会报告团一行八人，在武汉市汉口饭店2号楼五楼的大会议室，举办“国际精神药理学进展报告会”。会议期间，我与鲍金教授等人就报告会的内容、国际上有关精神分裂症药物治疗的进展情况，以及我所创立的养生心理学理论及其在精神病治疗方面的应用，进行了讨论与交流。待鲍金教授报告完后，退下来休息的时候，我便走过去，首先做了一番自我介绍。鲍金教授旁边还站着一位国际神经精神药理学的专家，他是一位美籍华人，对中医的理论还略知一二，他很自然的就成了我和鲍金交谈的翻译。我没有许多的寒暄，而是直截了当的切入议题，说：“鲍金教授，我觉得你今天有关精神病的定义不妥，你认为精神病是人的大脑出了毛病，与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新哲学相背离。事实上，精神病是整个人出了毛病。即使是从生理的角度来讨论的话，按照我的理论，精神病是肚子出了毛病，是患者机体五脏六腑的阴阳状况严重失调。你认为精神病是不能治愈的，这只是反映了当今世界竟精神病药理学发展的现状，而不反映精神病的真实，因为在我的临床实践中，精神病是可以治愈的。”  

    接下我讲了我临床中所经历的一个故事：一天心理治疗研究中心来了一位病人，是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孩子，刚从湖北某地精神病院出来。她不能走，是她的父亲及其亲属架着她进了治疗中心的办公室；她不能说，也不能吃，两眼呆直，口涎外流。她叫玉香。玉香的父亲说，玉香是半个月前住进精神病院的，刚进精神病院时是狂躁的，又唱又跳，半月后，就治成了现在这副模样。玉香父亲还说，她一直是很文静的，很内向的，发病前和一个男孩子打了两架，还把那男孩子的书扔进了粪坑。用不着多介绍，我就悟到了这个病人。也就是说，我已经在我的心底感受到了患者的一切体验，我能悟到患者，那么就能神速地治愈患者。当玉香的父亲问我：“这孩子还能治么?”我没有思索就肯定的给了他一个答复：“只要她吃我的中药，3副中药就行了。”我把这话连说三遍，而且声音一遍比一遍高。看上去我是回答玉香父亲的问话，其实我是说给玉香听的。只要病人不是病人膏肓，那么在每个精神病人狂乱的心灵深处，都有一块宁静的地方，块宁静的地方对周围环境的冷暖是很敏感的，我连说三偏，就是要把治愈的希望，印进患者心灵那块宁静的敏感区，以期得到患者的合作。

　　第二天早上，当玉香的父亲把汤药煎好后，治疗中心的其它几位病人，都把自己的汤药端到玉香的面前，轮流地将自己治病的经历说了一遍，然后将汤药一饮而尽，目的是要玉香相信治疗中心一定能把她的病治好，希望玉香能像他们一样痛痛快快地把汤药喝下去。这样做肯定是有效果的，不过这种效果是潜在的。因为玉香的意志已经瘫痪，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又怎么能把汤药喝下去呢？玉香的父亲急了，打下她两个耳光，奇迹出现了，她把汤药喝下去了。3天后，我去治疗中心查房的时候，奇迹出现了，玉香能吃，能说，也能走，玉香的父亲把玉香叫到我面前，真情地要玉香跪下致谢，我连忙劝阻。玉香的父亲连连致谢，感谢我救了他的孩子，救了他们一家。接下，他要玉香说两句，玉香只说了一句，却含着泪，感谢我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接着，鲍金教授详细询问了玉香的病情、治疗的经过，以及预后的情况，我都一一做了回答。未了，鲍金等人明确表示，对我的思想和我的工作很感兴趣，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合作研究。经过这次交谈，使我对沃林斯基在《健康社会学》中所说的一段话，即“新潮流的核心是必须从完整人角度来定义健康……这种医学和健康的新哲学才刚刚开始：它能否取得主导地位──和在什么时候取得这种地位──还不清楚，还有许多疑虑。有一种为医学职业易于接受的观点就是不考虑变化的潮流，把疾病的定义（和与之相关的研究和治疗）限制在纯粹的生理学范围内”这段话，有了更新的感受。

什么是精神病？导致精神病的原因是什么？精神病学都说不清楚，能算是一门科学吗？

还有，现实中有两个现象：即精神病多发于青春期，精神病高发于春秋两季。精神病学能解释吗？精神病学也解释不了。精神病能算是一门科学吗？

时至今日，精神病学还不能算是一门科学，充其量只是一堆资料。

精神病医生用药全凭经验，因用药不当而导致患者猝死的现象在世界各精神病院时有发生。据东北网2006年11月29日电：在医院的食堂吃完晚饭后，营口市一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棘神分裂症患者突然倒地猝死，院方称患者死亡原因为“噎食窒息”。但死者家属对这一说法并不认同。

　　目前，有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我哥杨华（化名）患精神分裂症多年，今年8月病情有加重的迹象，9月9日，我就把他送到了营口市第一专科医院治疗。”杨华的弟弟杨平（化名）昨日说。

　　11月19日下午5时40分许，杨平接到医生打来的电话，称杨华在医院食堂吃东西噎食了，没能抢救过来。

　　在医院的一份调查记录上，医院有关人员陈述了当天的事发经过。

　　11月19日下午5时许，患者在医院食堂吃晚饭，两名护士在食堂看护患者就餐。吃了一些食物后，杨华将勺子交给护士而后离开，刚走到食堂门口，他就缓慢倒下，面色苍白，呼吸困难。

　　值班医生赶来和护士一起对患者进行抢救。5时24分许，120赶来后发现杨华已没有了生命迹象。

　　家属质疑吃东西不至于“噎死”人。

　　事发后，死者家属多次与院方和交涉，但始终对院方“噎食窒息”的说法不认同。

　　还有，据《广州日报》报道说：来自广西的高三女生王珍因涉嫌在广州一家珠宝店里偷窃被抓，又因被怀疑有精神病而被送进了白云区精神病康复医院，后在医院死去。王珍父母将医院送上了被告席，并在一审中获赔近30万元。医院不服一审判决，向广州中院提起上诉，称王珍是饿死的。王珍父母则说女儿是被医院害死的。

　　“女儿根本没有精神病。”死者父母颜昭文、王玉霞在法庭上反复强调这句话。此前曾有报道称，王玉霞于2002年2月，以女儿有精神病为由，向学校请假把王珍带到广州市白云区的住处生活。王玉霞在法庭上一口否定女儿患精神病之事，称请假是学校老师建议的，以精神病为理由也是因为“老师说什么家长就照着写什么”。女儿到广州后，还替父母买菜做饭，闲时唱歌、玩电脑，根本没有任何异样。3月31日下午，王珍独自一人到天河某珠宝金行挑选首饰，因涉嫌盗窃首饰被民警带回派出所处理。同日，由于怀疑王珍有精神病，派出所民警将其送到了白云区精神病康复医院收容治疗。医院诊断：王珍患有精神分裂症。住院期间，王珍屡屡拒绝进食，并患上感染性疾病褥疮。

　　针对王珍的病情，医院作出给予其二级护理的诊断意见。但经一审法院查明，这种护理在5月21日停止。5月30日早上，王珍被护工发现死在医院内，尸体后骶部、臀部有约6厘米×7厘米褥疮、溃疡，恶臭明显，头部枕部两处分别有约2厘米×3厘米、2厘米×2厘米褥疮、溃疡，后枕骨外露、恶臭。经确认，王珍的死因为：进食障碍、精神障碍，重度营养不良，全身严重感染，全身脏器功能衰竭。6月24日，尸体被火化。

患者因用药不当死在精神病院，有勇气能把精神病院告上法庭的毕竟是少之又少。

精神病学还能算是一门科学吗？！

导致青少年“被精神病”现象的直接原因也许千差万别，但根本的原因是对精神病院的迷信和对青春期成长危机的无知。

有一少女，在国外留学期间感到极度焦虑、躁郁和绝望，出现精神分裂的症状。其父得知，立马接她回国，送进精神病院住院治疗。住院治疗一月有余，部分症状得到抑制，家人便把她接回家，每半月去医院注射一针长效针，但焦虑、躁郁和绝望的情绪却无法根治。不久其父母带她来汉求医于我，接受精神病后期预防治疗。

初诊时，由于患者焦虑、躁郁和绝望的情绪缠身，意向性严重受损，完全失去学习的能力，却整日吵着要去国外学习，行为不能自律。

患者接受精神病后期预防治疗，服用中药及养生茶二十余剂，患者焦虑、躁郁和绝望的情绪得到根治，意向性得以恢复，又能每日静下心来学习，心境愉悦，情绪平稳，睡眠良好，照此下去，用中药及养生茶调养一段时间，患者便可完全恢复健康。于是，我向患者家人建议，不要再给患者注射长效针了！如果患者家人能按我的建议去做，不日患者就可完全康复。但患者家人申诉，出院时已经买了4针，注射了3针，还有1针，希望把这一针注射完，因为一针要花一千多元。我也便同意再注射一针。

半月后，患者家人未征求我的意见，又给患者买了4针。我明确表示反对再给患者注射长效针。患者家人强调精神病医院的专家之说，说是长效针要坚持注射一年，否则就会再度发病！既然患者家人如此坚信精神病医院的专家之说，我也无话可说。更令我愤慨的是，不日患者又出现头晕症状，这本是长期注射长效针的副作用，患者家人却把它归结为服用中药的结果，竟问我近日所开方剂是否有误。此种情况下，只能终止我们之间的医患关系。

半年后，这位患者的父亲又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再接受他女儿的治疗。我知道他女儿长期注射长效针已经严重地伤及五脏功能及内分泌, 但患者家人不愿说。所以我拒绝了。患者的父亲不解，说是哪有医生拒绝患者的。我说：“治疗精神方面的疾病人与治疗生理疾病不同，患者及其家人对医生的信任是关键！”患者的父亲辩解说：“杨教授，你误解了，如果我不信任你，怎么会千里带着孩子到武汉求医？”我说：“如果你们信任我，早日停止注射抗精神病类药物，你女儿也就早已康复了。结果，你们要听精神病医生的。”患者的父亲说：“对患者来说，中西结合不是更好吗？西药控制患者的症状不再犯病，中药治本消除西药的副作用。”我说：“结果呢，我所有的努力不是在治病，而是在消除所服西药的副作用，陷入现代西药治疗的怪圈。最终结局是费力不讨好，所有功劳是西医的，而所有的不良反应是中医的。”

数日后，深夜11点多，全家人都已入睡，患者的父亲突然打来电话，全家人都被吵醒了。患者的父亲说：“孩子近来血压出了问题，高压只有90，低压60不到，我们在当地找了一个老中医开了一个方子，想听听你的意见。” 血压出了问题，这是长期注射长效针，服用西药，伤及肝脏所导致的结果。随及他把中医方子念了一遍，其中有好几味健脾补气的药，服用的结果只会便患者更焦虑、躁郁，乃至行为失控，从而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但鉴于患者家人的态度及以往行为，我无法信任他们，所以不愿介入其女儿的治疗。我说：“你没有必要征求我的意见，我也不会发表意见。谁开方谁负责任。”患者的父亲说：“杨教授，你是全国著名的专家，我们很尊重你，所以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气愤地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如果尊重我，会深更半夜骚扰我的家人吗？”

这里我只是略举一例。现实中有数以千万计的父母，由于无知，盲目崇尚理性，祟尚科学，把精神健康交给精神病学专家，滥用精神药物，像这位患者的家人一样，贻害子女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