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先生在其译注的霭理士《性心理学》一书的自题诗中写道：

二《南》风教久销沉，

瞎马盲人骑到今；

欲挽狂澜应有术，

先向性理觅高深。

潘先生自题诗中的这四句，高度概括了中国性观念的演变与文化的兴衰这一主题。也就是说，先秦以前的那种性观念的开放已消失很久了，自从性观念禁锢以后，中国文化就日趋走向衰落。如果说要再度振兴中国的文化，文人必须克服自己的“大监心理”，不再自我阉割，勇于且乐于去探讨性的诸多问题。

文化学知识普及（17）

先向性理觅高深

弗洛依德强调，精神病患者99%的都是由于性压抑所致。马斯洛虽在表述上与弗洛依德不同，他认为，基本需要满足受挫可能导致精神疾病。而处于最底层的基本需要是生理需要，其包括对空气、水、食物、住所、睡眠及性生活的需要。以上需要除性生活外，其他需要缺失，未能满足，人们都敢公开地去追求，惟独性生活人们不敢大张旗鼓地去追求，尤其是那些“守身如玉”的年轻人，深层的骚动会使他们感到极度不安，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压抑。事实上，马斯洛也认为性压抑是导致精神病的主要原因。临床经验也证明了这点。有关精神病的预防与治疗，以及有关精神病病因的研究，我们不能回避性这个令人敏感的课题。

现代医学对由情绪所引发的各种病症至今仍是一个盲区。高明的医生除了告知病人，其病是由情绪引起的之外，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一批西方的一流学者把拯救现代人类精神危机的希望放在对中国古老文化智慧的发掘上。早期有弗洛姆、马斯洛等一批学者，近年又有一位法国学者，名叫大卫·塞尔旺—施莱伯。大卫教授吸收了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东方医学智慧，创立了新的情感医学，提出了摆脱压力、焦虑和抑郁的7种自然疗法。40年前，大卫在法国，当时他还是一个孩子，从由远东回来的爷爷那里知道了关于中国的故事。爷爷给大卫家带来了清香的乌龙茶、精制的筷子，还有象牙和竹子做成的麻将。早年对中国文化的接触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年以后，经过在欧洲、加拿大和美国的教育，他仍然每天都喝中国绿茶，用筷子吃饭，常常和妈妈玩麻将。中国文化带给他个人美好的礼物，中国思想的深刻洞见给西方人和西方医学带来了新的概念，他对此深怀感激。为此，他满怀热情，以他从中国文化中学到的智慧写成的一本世界畅销书《痊愈的本能》，回报中国人。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也有一批中国学者在为振兴中国文化尽心尽力。但恕我直言一句，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努力的方向不对，虽然他们中也有的闹得很有名，但他们的“成就”对振兴中国文化的作用近乎于零。如果你真心实意地想为振兴中国文化做一点事，就应该遵照潘光旦先生的忠告：“先向性理觅高深”。遗憾的是，有关性的研究至今仍是中国学者努力回避的一个课题。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于它所蕴藏的丰富的有关人类的智慧，而领悟其中的智慧是以你自身具备“体验自由”为其条件的。

在我从事心理治疗研究初期，受弗洛姆等人的影响，十分注意从佛禪中吸收智慧，通过引导患者进行有效的行为操练，以此获得悟彻生活的智慧，调和患者机体脏腑的阴阳，改善患者的情绪。后来发现这类方法其疗效有限，我便开始钻研中医学。受弗洛伊德的影响，我一开始就注重研究性中医学。今日临床中得心应手的几个方子，就是从古老的性中医学中获得的智慧。

情绪病大多初发于青春期。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不可回避的就是性挫折。青春期性成熟了，但由于各种原因你得不到满足，从性成熟到结婚这期间，你处于性挫折。这是青年人不能回避的。性挫折对青年人的身体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伤害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处于正常范围内，还是处于病态？现代医学对这些问题也是一个盲区，无从解释。我们也只有从古老的性中医学中吸收智慧，丰富我们的经验。这是成功地预防精神病所不可或缺的。

比如，性挫折会给青年人带来焦虑惊恐急性发作。白琳是一个聪慧过人的女孩，她上小学五年级时参加CTB杯作文竞赛得了一等奖。之后还在刊物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她是个全才，数理化也学得很好，中学成绩在她就读的那所省重点中学里一直名列前茅。上高一时，一次焦虑惊恐发作瞬间把她带进了命运的旋涡……

偶尔一次焦虑惊恐发作是正常的。有的人一生也就发过几次，甚至有的人一生只发过一次，况且发作的时间也不长，有的几分钟就过去了，一般20分钟左右，发作时很可怕，但是发作后却风平浪静，一切恢复正常。

我年轻的时候就发作过，那年我28岁，跟我一起留校任教的同学大多结了婚，有了孩子，而我还是孤身一人，住在单身教工宿舍，一个人一个房间，不免有些孤独。一天中午，午睡快醒的时候，睡梦中我突然感到一只无形的巨手压住我的胸口，顿时间我感到喘不过气来，我似乎觉得，我只有挣扎着从睡梦中醒来，才能摆脱这只无形的巨手，如若不能马上醒过来，我可能会在睡梦中死去，我拼命地挣扎着，终于醒了过来。我翻身起床，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慌，好像马上要面临死亡一样。只觉得，心脏激烈的跳动，头昏脑胀，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双手发抖，手指、脚趾发麻，心前区疼痛，喉头梗塞，透不过气来，我感到马上就可能窒息死亡，这愈发加重了我的恐惧，内心极度恐慌……3分钟后，我又感到一切恢复正常。

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当我对心理学有所研究之后，才知道那次惊恐发作是由于性焦虑所致。回想起来，发作前我并没有想到性，发作过程中我也没有想到性，为什么就认定那次惊恐发作是由于性焦虑所致呢？请听我慢慢道来。

在第一次急性惊恐发作之后，间隔了半年，第二次又发作了，症状与第一次发作一样，随后又发作了两次，间隔时间不长。有一天夜里，我突然担心，哪一天我会醒不来，在睡梦中死去，好像就一定会发生在今晚！如果今晚我醒不来了，死了，房门闩着，别人进不来，没人知道我死了，几天后不就臭了，哎哟，这怎么得了，死后也没有个好形象。想到这里，门是不能闩了，闩上门，我会感到惶恐不安，好像今晚真的要死了似的。于是，我便把门闩打开，不安的心稍稍定了下来。过一会儿，我又想起：不闩门，如果小偷进来了，被我发觉了，小偷急了，把我杀了怎么办？想到这里，又觉得门是非闩不可的，不闩门，我会心不安。于是乎，我又把门闩上。可闩上门，我又觉得，万一今晚我死了怎么办？

我又把门闩打开。可不闩门，也不行……于是一个晚上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后来我想：被小偷杀了总比死后发臭要好。于是，便狠心将门闩打开，上床睡觉。当我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只见一个小偷摸进房来，我吓坏了，想喊，喊不出声，我急了，拼命挣扎，结果是一个梦，我被吓醒了。这一个晚上，我就无法再睡了。这种强迫症状不是常有，而是过一段时间，偶尔出现两次。因而也就没有对我的工作和学习造成多大影响。当时，我的强迫症状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我很怕坐汽车，有时，甚至想到坐车就害怕。我最怕坐车的时候碰上撞车，脑子里经常出现撞车死人的情景。我没有遇到过撞车，但常听别人说过撞车。我担心，哪一天万一我遇上撞车怎么办？闲着没事的时候，我就练功夫，我要练就一种独门功夫，待到我遇上撞车的时候，全车人都撞死了，我一个人要完好无伤。先练汽车遇到前撞，再练汽车遇到后撞。当我觉得应付前撞和后撞的功夫都练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我又给自己出了难题：要是当时车上人多，看不见汽车是遇到前撞还是遇到后撞，怎么对付？也就是说，我要练就一种功夫，在撞车的瞬间，准确作出判断，并安全保护自己……

我结婚以后，以上症状不治而愈。首先，性焦虑急性发作的症状消失了，晚上睡觉前再也不担心会在睡梦中死去，睡觉前的强迫症状也没有了；其次，我不再害怕坐车，即使是坐在车上看见路旁其他汽车撞车的惨状，我也不害怕，心里很平静。由此可以断言，我婚前的那些症状都是因性的焦虑所致。什么时候发作我全然不知，事前也没有受到任何刺激，发作前，情绪和思维也没有任何异常的先兆，每次发作都是突然而至，究其发作原因，不能不说是源自于一种本能的焦虑。

也就是说，青春期间偶尔一次惊恐发作是很正常的，是青春期成长焦虑的自然现象，用不着恐慌，结婚后它会自然消失的。但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超然处之。因为这是一种十分痛苦的经历，它会给人留下一种真正的创伤性印证：发生过恐慌侵袭的人总是会经常想到它，生活在害怕惊恐发作会再度袭来的恐惧之中。就说白琳吧，她第一次惊恐发作表现的症状似乎比我当年要强烈些，她感觉自己快要疯了，边喊叫着在地上打滚儿，还说了些胡话。不仅王琳受到惊吓，也吓倒了当时就在她身边的妈妈。在她妈妈看来，女儿突然间变成个疯子，吓死人了！第二天一早，白琳的妈妈就带她去看医生，精神科的一位老专家初步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早期，一再叮嘱，早治为佳。随后，医生便给患者开了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思瑞康。白琳服后，反应强烈，出现头晕、心动过速等症状，便停止服用。第二天再看医生，改服维思通。一年里，曾先后服用怡诺思、奥麦伦、丙戊酸纳、奥氮平、百忧解、舒坦罗等新一代抗精神病类药物，均无明显效果，相反，惊恐发作的频率不断增加，最初是一月发一次，到后来是一月发几次，还有，每次惊恐发作的时间延长，没服药前，一次发作时间不到20分钟，服药后，一次发作时间至少一个多小时，有时甚至半天，吓得病人几天不敢下床。最可怕的是患者服药后每次发作自杀冲动增强，这是服用第三代抗精神病类药物副作用的结果。据英国《泰晤士报》2004年11月18日报道：伦敦医药学院的专家对美、加、英、法、德、西、墨、巴西、阿根廷等9个国家进行调查，发现18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服用抗抑郁药物的人数急剧增加。调查的结果显示在过去10年里，抑郁症患者对老一代三环类抗抑郁药物的使用减少30%，对SSRI的使用增加了十倍。很多人担心服用新一代抑郁药SSRI的青少年儿童自杀倾向更严重。

后来，白琳的妈妈无意中买到我写的一本书，名叫《青春期危机与调整》，看到了希望，经过一番周折找到了我，接受后期预防治疗，即根据养生心理学的原理，在服用中药同时，逐步减除所服西药，直至完全恢复健康。三个月后，白琳又重新回到阔别一年多的学校，继续她的学业。

事后，白琳的妈妈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杨教授，回想在没有找到您以前的那段日子，至今还有些后怕，別说是孩子，连我们大人都快要疯了。这一年过得真冤啊！正如您在书中所说的，白琳原本属于青春期正常危机，不该轻意乱服用抗精神病类药物。可我们事前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