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必须遵循实用的原则。而今我国国学畀却普遍地背离了这一原则，不仅热哀于玄学，制造垃圾，而且堕入钱窝，大肆举办所谓“企业家国学研讨班”，教授们捞钱，企业家捞个虚名，披件“有文化”的外衣。

文化学知识普及（15）

弘扬道文化，

拯救人类精神危机

关于庄子，范文澜在其所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中写道：“庄子以‘物（人）不胜天’（《庄子·大宗师》）为中心思想，说无可奈何的叫做命，不可违离的叫做天，他把无为说成无是非，无成败，无梦醒，无空间（‘天地并’）、时间（‘无古今’），一切归于无，把任自然说成弃绝人世，学做浑沌，不视不听不食不呼吸，回到无人类的世界里去。”

范文澜对庄子思想的这番评论反映了当时中国国内主流文化人物的观点。当庄子思想被国内学者视为腐朽之言时，他的思想却激起了西方学者的热情。20世纪60年代黄锦宏先生作《六十年来的庄子学》，其结论部分有如下一段评述：

近世中西文化交流，学者治庄，颇引西哲之说，以比较方法论述庄子思想，于是有以庄子为中国古代之存在主义者，有以庄子思想与笛卡儿、柏格森相类者，然庄子岂预知西洋有所谓存在主义者耶？又岂预知有所谓笛卡儿、柏格森之流者耶？虽然，不赅不偏，未必尽合庄子之本意，亦颇可为后世以西洋方法研究庄学另辟一蹊径。此近世治庄之方法较清代为尤广，而庄学之所以冒明者又一原因也。

西哲思想“未必尽合庄子之本意”，但解构阅读确实已超越追寻本意的传统诠释思路，这就使跨文化的对话、对比式解读成为现代庄学的重要趋势之一。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方面的尝试已蔚然成风，不仅笛卡儿、柏格森和存在主义可与庄子思想相互沟通，还出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帕斯卡尔、苏斐教、弗洛伊德、荣格和马斯洛心理学等多维度的比较研究。

我想起庄子在《应帝王》篇中讲了一个关于浑沌的故事，南海有一个帝王叫儵，北海有一个帝王叫忽，儵和忽交情很好，经常约在中间一个帝王浑沌那儿见面。浑沌十分善待他们。日子久了，儵和忽很感激浑沌，便商量要送个礼物给浑沌。但是浑沌什么也不缺，因为他知足常乐。最后，他们发现浑沌缺少七窍，为了让他尝用美味，分辨美色，于是合力为浑沌开窍，一天开凿一窍，七天开成了两眼，两耳、两个鼻孔和一个嘴巴，结果，浑沌竟然死了。

这里，我好有一比：我把庄子思想比做浑沌，而西方热衷庄子思想的学者就好比是那些对浑沌怀有好意的、感恩的、却不知当与不当的朋友。当这些好心的西方学者以他们特有的智力条件和他们特有的阐释问题的术语和方法来诠释庄子思想时，就犹如给浑沌开窍，也许庄子思想的本真早已不在了，剩下来的只是西方哲人眼里的庄子，即有关庄子完整思想的碎片。

形象地说，《庄子》这个浑沌犹如一座巨峰——在探索人性的真实中，《庄子》本就是一座巨峰，当西方哲人从山脚下沿着不同的路径，即当他们从笛卡儿、柏格森、萨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荣格或马斯洛等不同角度来探索《庄子》时，都有其惊喜的发现，但从根本上他们看不到《庄子》的本真。《庄子》讲的是非语言知觉、体验与智慧，而西方哲人由于他们是西方人，受文化的局限，缺乏非语言知觉的能力，他们读不懂《庄子》。

我无意去评述西方哲人关于《庄子》研究的贡献与不足，我感兴趣的是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西方哲人探索《庄子》热潮现象后的文化背景。为什么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哲人会那么地努力地热哀于发掘中国古代道文化呢？这其中的文化背景，弗洛姆在《心理分析与禅佛》中已有所描述：

生活在西方的人民，虽然大部分没有清楚的感觉到（或许大部分人一向都是如此），他们正在经历着西方文化的一个危机，但是至少一些有批评眼光的观察者都已认识到这个危机的存在，并了解它的性质。这个危机可以被描绘为“不安”、“倦怠”、“时代病”、死气沉沉，人的机械化，人同自己、同他的同胞以及同自然的疏离。人追随理性主义，业已达到理性主义变得完全不合理性的地步。从笛卡儿以后，人就日益将思想同情感分离；人们认为只有思想才是合理的，而情感，由其本性使然，就是不合理性的。人被劈为两半，一半是知性，这被认为是真正的我（I），它要控制另一个我（me），就如同要控制自然。用知性控制自然，以及生产更多更多的货物，变成了生活的最高目标。在这个程序中，人把他自己变成了物，生命变成了货物的附属品，生活被持有所统治……西方人现在处于一种精神分裂性的无能——无能于体验情感。因此，他感到焦虑、躁郁和绝望。口头上他仍旧把幸福，个人本位和创发视做生活的目标，但实际上他没有目标。问问他，他为什么活着，他所有这一切经营是为什么，他会十分难堪。有些人会说，他们为了家庭而活，有些人会说，是为了“玩乐”，另外一些，为了赚钱，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为什么而活；他没有目标——除了是想逃避孤寂与不安全感之外。

科学技术能奇迹般地满足人类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却不能给人类带来长驻的快乐、永恒的欢笑。相反，科学技术加速了人们的“生活变化”，加剧了人们的压力反应，以致现代人的不快乐几乎是源自人类自身机体的深层。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庄子当时虽然不能预知科学技术会给人类带来何等的物质文明，但他却坚信物质文明的进步可能会泯灭人的智慧，会使人把生活变成完成另外某些事情的手段，从而失去生活的乐趣，损及人类的健康。为此，他讲了一个农夫不愿使用机械的故事。说的是子贡去南方的楚国游历，要返回晋国，经过汉水的南岸，看见一个种菜的老人，挖了一口井用来灌园，那老人抱着水瓮取水浇地，用力很多而见效甚少。子贡说：“这里有一种机械，一天灌溉一百块地，用力很少而见效很快，老人不试试吗？”灌园老人仰头看着子贡说：“你说怎么做呢？”子贡说：“以木加工为机械，后重前轻，提水就像从井口抽水似的，速度快犹像煮沸的水从锅里溢出一样，其名叫桔槔。”灌园的老人忿然生怒，嘲笑道：“我听我的老师说，有了机械之类的东西必定会出现机巧之类的事，有了机巧之类的事必定会出现投机之心。投机之心存在胸中，便不能保全单纯；不能保全单纯，便心神不定，心神不定者，便失去了智慧。我不是不知道桔槔省力，只不过是感到羞辱而不愿去做。”

庄子在《天地》篇中讲了这个故事，如今已为世界文化人类学家所熟知。上个世纪60年代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引录了庄子的这则寓言，认为它“表现了道家的极端的保守思想”，并由此断言：“庄子完全失去了人对自然斗争的自信心。”事实上，庄子讲这个故事，不是想把社会拉回到原始状态去，而是对物质文明发展的缺憾的一种批判，认为物质文明的发展可能会泯灭人的创造性，会失去生活的目标，会使人成为他自身生产的货物的奴隶，从而失去生活的乐趣与安宁。机械化作用意味智化作用，而由于智力最主要是讲求功利的，因此，在机械中没有精神上的美感或人文精神，使得庄子故事中的农夫不要机变之心，其原因就在此处。机器催促人把工作完成，而达到外在客观的目的。事实上机器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造。工作或劳动除了是一种手段之外，其本身不再有任何价值，这就是说，这样的生活丧失了它的创造性，而变成了手段，人则变成了制造货物的机器。哲学家们谈论着人的意义，但是在我们现在高度工业化和机械化的时代，机械已变成了一切，而人几乎完全降低到奴隶身分。我想，这个正是庄子所惧怕的。当然，我们不能把工业的轮子转回到原始手工业时代。但是，我们却很应该留意到手的意义，以及现代生活的机械化作用所产生的弊病，现代生活中的这种机械作用过分看重智力，而以整个生活做为代价，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减弱了肢体活动的养生功能，二千多年前庄子就深刻尖锐地看透了这一点。

人类凭借智力创造了无以伦比的现代物质文明，却无形中把自己引入了一个陷阱，以至于我们过分夸大了智力的作用，误以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甚至不加思考的、生搬硬套的、试图运用探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人类精神领域的问题。结果，物质文明进步的速度越快，人们的精神生活却越发的不快乐，整个世界也越来越充满了所谓“沮丧”和“忧虑”的衰败症候；当人类还执迷不悟，一味地想通过技术来消除精神上的痛苦，惟一的出路就是选用精神毒品。

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在西方一流学者中所出现的探索庄禅及中国古代道文化的较为普遍的热情，决不是仅仅出于他们的睿智，或许更多的是他们痛切地感到了西方文化的某种危机，或是人类不幸的处境；而且这种感受是那样深切，是那样的强烈，并且，于60年代后期在美国出现的“嬉皮士”颓废派运动，震撼人心地证明了这一点。

诚然，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之所以在西方一流学者中出现探索以庄禅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道文化的热潮，无疑也是他们看到了拯救当代人类精神危机的东西在中国古代道文化中。他们也尽其所能，将中国古代道文化的智慧，引入西方现代文化中，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派就是这一学习与借鉴的最突出的成果。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马斯洛、罗杰斯、弗洛姆等人的著作中，无不深透着中国古代道文化的智慧。弗洛姆的“社会过滤器”就是受中国佛禅“不立文字”智慧的启发而提出来的。这里，我不妨以马斯洛心理学为例，来看看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是怎样吸收中国古代道文化的智慧来丰富自己的思想的。

马斯洛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自我实现”概念的提出的。马斯洛对自我实现的研究，一开始并不是一项科学研究计划，而只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好奇心。马斯洛对自我实现的人的好奇心开始于大学时代。他当时非常希望去理解他崇敬之至的两位教授。他们是马斯洛获得博士学位并来纽约后的老师。他的好奇心使他开始研究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两位教育者如此卓而不群。当他记录他们的情况时，他突然想起可以把两人的个性加以比较，因为两人都有某种共同之处。这个发现使年轻的马斯洛十分振奋，他于是试图知道这一类人物是否在其它地方也能找到。他就是这样开始了对充分成熟的人的广泛研究。

自我实现这一定义自始至终都是比较模糊的。马斯洛大致把它描述成“对天赋、能力、潜力等等的充分开拓和利用。这样的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对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总是尽力去完成”。反过来说，自我实现就是没有心理问题、神经症或精神病的倾向。自我实现的人是人类最好的范例，是马斯洛后来的称为“不断发展的一小部分人的代表”。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的人只占总人口的极少数，大约百分之一，而且年龄都在六十岁以上。

马斯洛到了晚年，为了更清楚地描述什么是自我实现，他借用了中国古代道文化安宁（即禅定、或静心）的智慧，引入了一个高峰体验的概念。

安宁也就中国古代道文化所说的静心。那是一种没有忧虑、没有恐惧、没有私欲、没有攀缘、没有矛盾、离开一切执着，相对调和、统一的心理状态。也可以说，安宁是达到人性充分发展的状态。如果一个人活在安宁之中，他就能够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看待世界，并由此掌握真理。安宁意味着完全的诞生，变为人所应当是的样子，它意味着具有充分的喜悦与悲伤能力。活在安宁中的人，不会再自欺欺人，他完完全全地活在真实之中。

马斯洛的高峰体验也就是西方人眼里的静心或禅定。马斯洛以为，人在高峰体验时比在其他时候感觉更和谐统一。他感觉此时比其他时候更聪明、更敏感、更有才智、更有力量，或更优美。这时候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能倾听；最全神贯注于体验；表达和交流往往倾向于成为诗一般的、神秘的和狂喜的，似乎这是表现存在状态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语言。马斯洛认为，一般人偶尔也有过高峰体验，而在自我实现者的身上高峰体验比常人来的频繁要快得多，而且强烈得多，完善得多。这样，就使得自我实现成了程度的问题，频率的问题，而不是全有和全无的问题。

生活在高竞争和高节奏的现代社会，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点安宁修养，才能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发挥好工作效率，维持健康的心理生活。没有安宁就好像海港不设防波堤一样，外头的涛天大浪，很容易打进来，造成港内的大灾难。没有安宁的人，容易被激怒，被诱惑，失去耐性，乱了生活的阵脚。

有的人自己怀有病态的心理，是因为心里有阴暗，看万事万物都阴森、都丑恶、都暗淡、都晦涩。但当他把心理调整得非常安宁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原来一切是这样美好，也只有在这时，他才可能体验到“水清月现”的喜悦，才可能得到“山花开似锦，涧水湛如蓝”的快乐。

我们若能以安宁的心态活在这个世界，当然是最高的生活艺术。我们能如此的话，生活对我们来说才充满生的喜悦，才是生命的享受，生活也才不再是对生命的惩罚。倘使生活中缺少了安宁，怀着挫折、无奈、怀疑、恐惧、忧虑的心态去面对人生，那生活对生命来说，毫无疑问就是一种惩罚。所以我们只有活得安宁才是真正在享受人生。

什么是幸福？我们可以说：内心安适，仰俯无愧就是幸福。从一天到一年，从一年到一生，都能够仰俯无愧，心安理得，活得很踏实，时时感受安宁，活在至真至善、至美当中，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幸福。

人若让内心不安，幸福便无从建立。《左传》上有这么一篇：有个诸侯对他妻子说：“我最近心乱得很，安定不下来，心里始终非常烦乱。”他妻子说：“王心荡，王禄尽矣。”她是说，你既已失去内心的安宁，那你所拥有的一切也将会丧失了。隔了没多久，这位诸侯果然去世了，所以只有活在安宁里才是真正的幸福。人若能生活在安宁的心态里，就拥有了永不枯竭的幸福泉源，幸福就会永远伴随着你。

正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所指出的：“我们必须学会把物质奇迹和人性的精神需要平衡起来。”为了克服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人类精神的普遍不安，我们必须积极地开展高情感活动。什么是高情感活动？奈斯比特说的很明白：“坐忘、按摩、瑜珈、禅等，所有这些都是高情感活动。”而坐忘、按摩、禅等，均为道文化的宝贵遗产。

发掘道文化，拯救人类精神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