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等人用西方的科学观来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是蒙昧时代的天才猜想，全是些不明确、不可考、无实证、不明其所以然的东西；对中国古代养生学说甚至对中医理论都是看不起的，认为那不是科学，只是靠中药和针灸这两种经验结晶的实效，倒过去勉强支撑的玄说。颇具欺骗性。该是到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文化学知识普及（11）

东西方科学的衰落

自宋代理学兴起以后，东方科学开始走向衰落。理学虽是承继孔孟儒学，但在对待性的态度上，观念是不一致的。孔孟儒学以为“食色性也”。即认为饮食与性欲都是生而具有的自然本能，同属天理。而朱熹理学则以为，食则天理，色者人欲，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他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又说：“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在朱熹看来，除“要求美味”之外，“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口之于味、鼻之于嗅、四肢之于安佚”之类，均为人欲也，都在灭绝之列。这样，人生中最具有激情色彩的性行为，便成为“存天理、灭人欲”的首要攻击目标。

宋时的性行为禁忌也来源于道教对古代性医学成果的篡改。以长春道士丘处机为代表的全真一派，上承钟吕全丹道派性命双修之绪，旁及儒佛两家教理，主张三教圆融，识心见性，独全其真，不娶妻室，不茹荤腥的出家修炼之法。背离人的天性，将节欲变为绝欲。因有宗教信仰和绝欲的除道士外，还有出家的和尚与尼姑。不过，在人们眼里，和尚和尼姑出家是由于人生不幸看破红尘，才皈依佛门。因此，和尚和尼姑绝欲，对他人行为不会造成多大影响。惟有道士绝欲，讲的是养性延命，强行把绝欲与长寿挂在一起，颇具欺骗性。

性的禁忌或许对西方科学的发展影响不大，性知识的禁忌除了伤害青少年对于科学探索的好奇心外，对于西方科学家的思维过程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性的禁忌对于东方科学的影响就截然不同了。因为东方科学是以体验为基础的，性的禁忌会使人失去体验的自由，而远离智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宋代以后的医学论著，多偏玄理。惟有名家名医医案，还遵循实用的原则，以典型的病案为根据，说理精当深刻，凝聚了各家名医的智慧。所以，章太炎先生在谈论宋代以后中医的成就时，认为“医案最着”。

总体上讲，理学虽在宋代开始盛行，但尚未取得统治地位，统治者对人民的思想禁锢也较少，社会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宋时，随着传统的东方科学的衰落，一向被传统士人鄙弃的另一种思维方式得到发展，一时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取得了很多重大的科学成就。除举世闻名的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等三大发明外，还有沈括、秦韶、杨辉、苏颂、宋慈、李诚等天才在天体、物理、数学、光学、地学、医学和建筑学等领域所创造的辉煌的成就。

到了明朝，情况就不同了。首先，自洪武把学校、法庭与刑场三者结合为一，从京都国子监到府州县乡的社学一概都对学生进行人身监禁和思想禁锢。朱元璋亲自选拔国子监的祭酒(校长)、学监和教官，规定他们又是法官，可以直接审判学生，学校的役夫也就是刑役，刑罚从打板子直到枭首、凌迟。学生的功课除了《四书》、《五经》，就是朱元璋的《大诰》和《大明律》。学生一旦被选，决无人身自由，违旨不来者除了处罚本人还要株连家属；探亲逾期归校轻则罚做苦役，重则充军远方。学规严禁学生谈论朝政和官吏情况，不准彼此交结，也不准与社会人士来往。学生没有任何权力，哪怕是议论学校的伙食，也要处以重刑。学生受不了这种压迫，自杀事件时有发生，而所有绝食而死或自缢而死者，朱元璋都认为是对朝廷的诽谤，都要戳尸和惩罚家属。洪武二十七年(1394)有个学生在墙壁上贴了一篇抗议文章，按律只杖一百充军，朱元璋却要法外再施重典，将他枭首示众。从此就在国子监门前竖起一根旗杆，上面挂着被杀学生的脑袋。这旗杆一直立达126年之久，直到明武宗才下令把它去掉。这样的学校当然只能培训奴才和愚笨之辈，哪里能造就真正的人才呢？

作为一个残暴但不失精明的专制皇帝，朱元璋当然知道对知识分子不能光靠杀戮，必须刀斧与怀柔并用，一些文人儒生的言行合了他的心意，他也并不吝惜厚赏与超级擢用。洪武初期，他就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规定应试文章的内容只能是宋儒经义，试题只能是《四书》上的文句，解释只能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并且规定文章的格式为八股文。所有的儒生在学校受着那样的教育，考试又是这样的格式，而且经过县、州、府、省和中央层层筛选，最后经皇帝面试及格的都赐以“进士”，都可以做官。

在威胁与允诺的软硬兼施下，明代的知识分子屈服了，也就意味着戴上了精神的镣铐，思想禁锢，头脑僵化，只知读死书，不知有世事。他也许很有才气，很有理事和处理自己的能力，但却把那些踞于其上的外在势力，称为真理的东西，信以为真地接受了下来。他失去了体验的自由，因为情感已被统治者控制了。他失去了道德意识，因为不可能对当权者提出批评和疑问，从而，也就丧失对任何人、事做出自己道德判断的能力。他成了“皇权至高无上，臣民皆为鱼肉”等偏见与迷信的牺牲品，因为没有能力去探究这些错误信念所依据的前提，是否站得住脚。从此，东方科学便愈加走向衰落。

    和东方科学一样，西方科学有它的形成发展期、成熟兴盛期，也有它的逐渐衰落期。现在谈论西方科学的衰落，是不容易被人接受的。因为时至今日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减缓它的步伐，相反，却愈来愈加快了它发展的速度。

    正当科学技术以其从未有过的迅猛之势改变我们的物质生活的时候，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绝望。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嬉皮士”颓废派运动就是一个警告。

西方科学技术能奇迹般地满足人类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却不能给人类带来长驻的快乐、永恒的欢笑。相反，科学技术加速了人们的“生活变化”，加剧了人们的压力反应，以至现代人的不快乐几乎是源自人类自身机体的深层。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弗洛伊德就在《文明及其反对者》一书中指出，人类越是趋向文明，就越是不幸。这是因为文明生活要求我们抑制许多“本能的”愿望，弗洛伊德提出，我们的许多心理生活是发生在一个我们有意识的理性思想不能轻易进入的潜意识王国中。

然而，早于弗洛伊德两千多年，庄子就深刻尖锐地看透了这一点，认为物质文明的进步可能会泯灭人的智慧，会使人把生活变成完成另外某些事情的手段，从而失去生活的乐趣，损及人类的健康。为此，他讲了一个农夫不愿使用机械的故事：说的是子贡去南方的楚国游历，要返回晋国，经过汉水的南岸，看见一个种菜的老人，挖了一口井用来灌园，那老人抱着水瓮取水浇地，用力很多而见效甚少。子贡说：“这里有一种机械，一天灌溉一百块地，用力很少而见效很快，老人不试试吗？”灌园老人仰头看着子贡说：“你说怎么做呢？”子贡说：“以木加工为机械，后重前轻，提水就像从井口抽水似的，速度快犹像煮沸的水从锅里溢出一样，其名叫桔槔。”灌园的老人忿然生怒，嘲笑道：“我听我的老师说，有了机械之类的东西必定会出现机巧之类的事，有了机巧之类的事必定会出现投机之心。投机之心存在胸中，便不能保全单纯；不能保全单纯，便心神不定，心神不定者，便失去了智慧。我不是不知道桔槔省力，只不过是感到羞辱而不愿去做。”

机械化作用意味着智化作用，而由于智力最主要是讲求功利的，因此，在机械中没有精神上的美感或人文精神。使得庄子故事中的农夫不要机巧心灵，其原因就在于此。

现代生活中的机械化作用所产生的弊病，使我们过分着重智力，而以整个生活作为代价。在我们这样一个物质至上的时代，人被视为一件东西而不是一个人。因为这件东西是极其复杂的，现代医学就把它分解为许多器官和部位，于是就发展出各个专业分科，各个科只负责治疗人体的某个特定部位。专家们是如此强调他们的专业领域而不顾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其实是在跟一个活生生的人打交道。对现代西方医学的许多批评中，最中肯的是批评它失去了医学的灵魂。现代医学已发展为一个高度机械化的、非人化的体系。专业保健工作者已不再把自己视为治病救人者。他们是人的躯体和心理的技术修理工。要成为治病救人者，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同我们所有人身上表现的人性接触。治疗者要看到每个人的生命的真实，他要给予患者力量、希望、对生活的热爱，并帮助患者利用一切现存的能力和机会去获得健康。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健康的理解也在发生根本的变化。上世纪后半叶，人类开始从完整人的角度来研究健康，这次运动的前锋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定义健康：①健康的生理方面；②健康的心理方面；③健康的社会方面。这种健康的新哲学才刚刚开始，它能否取得主导地位，以及在什么时候取得这种地位还不清楚，因为从完整人的角度来研究健康是与西方科学传统的方法背离的。当我们运用西方科学方法来操作定义有关人类健康领域的某个概念时，它也许就已经偏离了人的真实。不言而喻，西方科学方法所使用的量度，起初是为研究物理、化学和其它物质学科而设定的，它们需要大大地修正和补充才能适应研究人的生命的精神层面的要求。

通过东西方科学研究的比较，我们发现，世界上本来就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科学传统与思维方法。对于精神世界的探索就像对物质世界的探索一样，西方科学走的是分解和分析的道路；而东方科学走的则是整体、统一和融合的道路。西方科学和东方科学虽然各有千秋，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规律的认识都各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要取得完满的结果，必须把两者结合和统一起来，才会更易于接近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