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等人用西方的科学观来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是蒙昧时代的天才猜想，全是些不明确、不可考、无实证、不明其所以然的东西；对中国古代养生学说甚至对中医理论都是看不起的，认为那不是科学，只是靠中药和针灸这两种经验结晶的实效，倒过去勉强支撑的玄说。颇具欺骗性。该是到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文化学知识普及（10）

东西方科学

传统的差异

在对于实物的研究上，西方科学的传统是从所谓的客观观点来看一个对象。比如说，假若这桌子上的一朵花是西方科学研究的对象。科学家们会把它施诸各种各类的分析，植物学的、化学的、物理学的，等等；并把他们从各自研究角度，所得关于花的知识告诉我们，并且说，对于花的研究已经尽了，不再有其它事情可述。或者说，除非是在其它研究中，偶然还有新的发现。

因此，西方科学对于实体研究之主要特征，是去描绘一个物体，是谈论关于它的种种，是围着它转，是把吸引我们的感官与智力的任何东西抓住，并把它从物体本身抽离出来，而当所有这些都被认为已经完成，再把所有这些由分析而来的抽象所得物加以综合，而把其结果认作是物体本身。

但这个问题仍然存在：“那整个物体真正已经被罩在网里了吗?”事实上，断然没有!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所捉住的那个物体，只不过是种种抽象之总和，而不是物体本身。就实际而功利的目的而言，所有这些所谓的科学抽象物，似乎已经绰绰有余。但是，那所谓的物体却根本不在此处。当我们把网拉上来，我们发现某些东西业已从精致的网缝中溜失。

然而对于实体还有另外一种趋近的方法，则是东方科学的传统。东方科学的趋近法，是直接进入物体本身，而可以说是从它里面来看它，去认知这朵花乃是变成这朵花，去做这朵花，如这朵花一般开放，去享受阳光与雨露。当我这样做，花就对我说话，而我知道了它所有的秘密，它所有的喜悦，所有的痛苦；这就是说，我知道了在它之内所脉动着的全部生命。不只如此，伴同我对这朵花的领悟，我知道了宇宙所有的秘密，而在其中也包括了我的自我的秘密，这个秘密到现在为止，一直逃开了我所有的追求，这是因为我把自己分成为两个，追求者与被追求者，物体与影子，何怪我永远未能抓住我的自我，而这种游戏又是何等耗尽心力!然而，现在由于对花的认知，我知道了我的自我。这就是说，由于我把自己失却在花中，我知道了花以及我的自我。   

东方科学的这种认知实体的方法，也可以称之为隐喻的或创造性的方法。西方科学的方法是把物体屠杀，把尸体分解，然后再把各部分合并，由此想把原来活活的生命重造出

来，而这实际是完全不可能的。东方科学的方法则是把生命按它所生活的样子来感受，而不是把它劈成碎片，再企图用智力的方法拼合出它的生命。或者用抽象的方法把破碎的片断黏在一起。东方科学的方法是把生命保存为生命，不用外科手术刀去触及它。

西方科学家们喜欢客观而避免主观，不论主观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他们坚定的认为，一项陈述只有经过客观的评价，或在客观上认为正当有效才是真实的，而仅是主观或个人的经验不足为凭。他们忘记了这个事实，就是一个人必然是过一个人的生活，而不是过被概念或科学所界定的生活。界说不论如何精密，或客观，或哲学化，人所生活的却不是界说，而是人本身，而人所研究的主题乃是这个生活。主观或客观不是此处的问题。与我们最致命相关的，乃是由我们自己，由我们亲自去发现这个生命在何处，它是如何生活。那知道自己的人，从不执着于理论，从不写书，从不耽于教训他人，他永远都过着他独立自在的生活，他自由创造的生活。它是什么?它在何处?自我从内在知道它自己，而绝不是从外在。

赵州从稔有一次被一个和尚问道：“我的自我是什么?”赵州说：“你吃过早粥没有?”“吃过了。”赵州又说：“那么，去洗碗吧!”吃是一个动作，洗是一个动作，这吃和洗的动作与自我有什么关系呢?另一个和尚问赵州：“我的自我是什么?”赵州说：“你看到庭前的柏树吗?”看又是一个动作。赵州禅师所指示的不单是凭我们头脑思考而能获得的知性的概念，而是需要我们凭借我们的口、手、眼以及我们整个人去生活，去行动，在行动中去悟到自己，去发现自己与周遭环境的微妙关系，发现自己与色身之间的关系。这微妙的关系，就像后者看清了前者，然后发现谁是主，谁是客，而主客又亲切地“不二”。这意味着一个真实的自己的诞生，这真实的自己，既是悟者自己，又是透过悟而看到的自己。这不正是洞山禅师在渡船看到了自己的倒影，而恍然大悟倒影并不是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是“正在看那个倒影的人”。

头脑思考虽不一定导致扭曲，但它却使体验变成不真的体验。我以为我看到了，但实际上我只看到了文字；我以为我感受到了，但实际上我只是在想那感受。这种头脑化作用，同语言文字的暧昧不明是有关系的。一旦当我们用语言文字表达，疏离随之发生，而原先充分的体验现在已被语言文字所替代。充分的体验实际上是存在到语言文字表达时为止。头脑化作用在现代文化中实际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为普遍与强烈。科学与技术的成就是以智力为条件，因此近代就特别强调知性的知识，而教育与学识也就以此为重，结果是语言文字替代了体验。然而当事者却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他以为他看到了某些事物；他以为他有了某种感受；实则除了记忆和思考之外，并没有体验。当他以为他抓住了事实，其实只是他的头脑抓住它，而他自己，他这个整个的人，他的眼睛，他的手，他的心，他的肚子，却什么也没有抓住。事实上，他并没有参与他以为是他的体验。

与东方科学家不同，西方科学家将他们的体验排除在他们的工作之外。众所周知，无论是保守主义者汤姆逊和林德曼，还是激进主义者爱因斯坦或布莱凯特；无论是基督教徒康普顿，还是唯物主义者贝尔纳；无论是出身贵族的德布洛意或罗索，还是标准的无产者法拉第；无论是出身富贵的托马斯·默顿，还是打零工的手艺人的儿子卢瑟福，反正都一样，他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做出类似的反应。这正好反映了在西方科学中存在某种范式。

在西方科学中，这种范式对于常规科学的创新却是必不可少的。自然界太广阔、太复杂了，胡乱随意地进行调查不可能取得很大成功。范式规定了应该解答的问题以及解答时应该使用的方法，并让整个科学界都集中注意这些问题。如果某种科学没有范式，就不会取得什么成就，例如，富兰克林提出一套被普遍接受并卓有成效的设想之前人们对电学的研究就是如此。在某种范式指导下的研究能迅速地积累知识，并使常规科学得以发展。

在东方科学中不存在类似于西方科学的范式。因为东方科学的重要课题不在建立什么理论，而在达到开悟。开悟是没有定法的，它是智慧的活动，没有形式，没有性状，没有色相，是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诠释的。相反，东方科学需要的是精神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必须配合情感和人际的正常运作。智慧必须在破除情绪不安、情感障碍和心理困扰之后，才可能真正发挥它的功能。事实上，东方科学不只要一个人破除烦恼，还要人克服成见、偏见和既有的知识观念的束缚，人惟有破除这些障碍，才可能有真正的精神自由。

不过，东方科学也有自己的理论，自然也就有自己的范式，只不过没有西方科学那样清晰、客观罢了。如中医理论中表里、寒热、虚实及阴阳八纲的概念，历代中医学家阐述自己的理论，都必须借助这阴阳八纲。而且，东方科学家在理论阐述上也多运用隐喻的方法。在历代东方科学家的论著中，以庄子的书尤为典型。从某种意义上说，《庄子》是一本专门讲授智慧的经典著作。《庄子》一书，十有八九都是寓言故事，看上去大都是荒诞无稽，事实上，却是想象非常丰富，比喻层出不穷，把智慧寓意其中。因为智能不同于知识，知识可以通过感官去感知，可以通过语言去交流，可以通过理性的思辨去获取，而智慧则不能。如庄子所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道无问，问无应。”（《庄子·知北游》）智慧必须用整个的人去体验，通过隐喻，在两个全然不同的事物之间(如庄周与蝴蝶)，发现其惊人的相似性。庄子之所以运用生动传神的语言，讲了那么多娓娓动听的故事，无非是想创造一种情境，让读者能以他的整个的人，包括他的眼睛，他的手，他的心，他的肚子，能从中感悟到某种东西，那便是庄子所讲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