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科学成熟的差异

相对于西方科学，东方科学成熟较早。中国文化在经历夏朝的尊命(天命)文化、商朝的尊神文化，以及西周的尊礼文化之后，到东周战国时期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气象。东周小宗族间展开了长期的兼并战争，战国时期发展到了剧烈阶段。长期的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痛苦，但华夏文化却在此期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进入到华夏文化的最兴盛的时期，产生了一大批卓越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和大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与遗留的言论极为丰富，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上也是无与伦比的。与以前各朝文化不同的是，东周战国时期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尊生，即重视健康与发展。

管仲在《管子·心术下》中曾提出：“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把安民心、强民身，看成是治国强国之根本。可见，心乱与疾患已成为当时社会发展关注的焦点。由于当时兼并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剧烈，导致民心躁动不安，百疾猖獗横生，严重地危及到人民的健康和国家的兴衰，所以诸子百家学说，都就如何安民心，强民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由此，为当时养生学及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

东周战国时期尊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管仲倡导文化发展的实用与尊生的原则，即华夏文化的发展必须有益于人民的健康与国家的兴盛，从而为华夏文化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齐桓公创霸业，主要是得管仲的助力。要立国必须得民，要得民必须讲求政事，齐桓公依靠管仲整顿国政，分全国为士乡（即农乡）与工商乡。优待工商，不服兵役，使成专业。士乡废公田制，优待甲士，有田不自耕，专练武艺。这种改革西周以来旧制度促使社会加速分化的措施，应是管仲最大的功绩。数年间，国富兵强。公元前679年，齐开始称霸。齐桓公做霸主，曾救邢救卫救北燕，阻止戎狄的侵扰。百余年后，孔子还赞叹齐国的霸业，说：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披着头发，穿左袵衣．受异族的统治了。第二阶段是庄子隐喻逻辑学说的诞生，这是与亚里斯多德逻辑学说完全不同的另一类逻辑，这类逻辑在老子的著作中亦有所表述，即所谓“正言若反”（《老子••道德经》），只不过是庄子在他的著作中以更大的篇幅并从多个侧面来描述这类逻辑，也就是庄子把它说的更加清楚，即所谓“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庄子·大宗师》）也就是说，看上去，“其一”与“其不一”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人的智慧或创造性就在于找出事物彼此的相似性，它的关键在于“幡然领悟”。也有人把隐喻逻辑叫做困思逻辑，这也不是没有道理。亚里斯多德逻辑是以同一律（A是A）、矛盾律（A不是非A）与排中律（A不能是A又是非A）为基础。用亚里斯多德的话说：“同一事物就同一点而言，不能同时属于某一事物又不属此一事物……这乃是一切原则中最为确定的原则。”当我们在生活中按照这一逻辑去思考时，往往可能陷入困境，百思不得其解。此刻，如果换一种逻辑去思考，即采用东方的“是”可能滑人“否”，而“否”可能滑人“是”，在“是”与“否”之间，没有严谨而生硬的区分的逻辑，包容矛盾，容忍模糊，则有可能豁然而解，真可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说是困思逻辑，也许还包含另一层意思，也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确定性总有一种苛求，因而习惯于知性的思考，但禅宗对于知性的洞察则有不同的态度，它为了孕育弟子的智慧，常把弟子逼人困境，而要想逃离这个困境，不是靠知性逻辑的思考，而是经由更高层次的心灵开悟，脱离心智的枷锁走上自由。第三阶段是《黄帝内经》的问世，东方科学走向成熟。

《黄帝内经》是中医典籍，中医的基本理论与治疗原则大多源于此书。虽然，今日对这部著作的成书年代看法不一，但肯定中医理论体系基本奠定于战国时期是没有疑义的。可以说，《黄帝内经》就是战国时期的医学家，总结当时医学经验和医学理论成就，托名黄帝而成。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早在2000多年以前，《黄帝内经》就从完整人的角度来讨论医学与健康，即从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与生理因素的相互影响来分析病因、病理。而在西方，直到上世纪的后半叶，才重新出现从完整人的角度来研究医学和健康概念的趋势。

相对东方科学，西方科学成熟较迟。从亚里斯多德创立逻辑学的理论到牛顿经典力学的诞生，前后经历了20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在西方科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伽利略的贡献是不可忽略的。伽利略发现：一个物体，假如既没人去推它、拉它，也没有人用旁的方法作用于它，或者简单些说，假如没有外力作用于它，此物体将均匀的运动，即沿一直线永远以同样速度运动下去，因此，速度本身并不表明有没有外力作用于物体上。伽利略的这一观念是对亚里斯多德观念的否定。亚里斯多德认为，作用力越大，速度就愈大，因此速度本身表明有没有外力作用于物体之上。这是凭直觉推理的方法所得到的结论，它导致了对运动的虚假观念，这个错误的观念竟然保持了很多个世纪，这也许是因为亚里斯多德在整个欧洲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

相传伽利略为了证实自己的观念，曾经在比萨斜塔上做过如下实验：他把一只1磅重和一只10磅重的铅球带到塔顶，他让它们同时从同一高度落下，如果亚里斯多德的观念是正确的话，那么，10磅重铅球的速度就应该是1磅重铅球的10倍，结果两球同时到达地面。据说这个实验曾使在场观看的那些信奉亚里斯多德观念的人瞠目结舌。这个故事最早出自伽利略的学生维维安尼在1654年出版的《伽利略传》一书，历史上是否有其事还是有争议的。因为伽利略虽然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数次提到塔楼的实验，但是没有关于这一实验的详细叙述和原始记录。不过历史上确有其事的是荷兰的工程师斯台文在1586年出版的一本论力学的著作中谈到他曾做过一个反对亚里斯多德观点的实验：从30英尺高度同时让两只铅球自由下落，一只是另一只的10倍重，它们到达地面上时落到木板上所发出的清晰响声听来好像是一个声音。

通过对落体运动的观察和研究，伽利略认识到落体的速度是逐渐增大的，但是这种增加究竟依照什么规律来进行，速度的增加有没有限度等等问题却需要通过定量的考察来回答。伽利略研究了钟摆和斜面上物体的运动，这两种运动和自由落体一样都是在引力的作用下发生，因而有相同的性质。通过这种研究可以为发现落体运动的规律开辟道路。大约在1609年伽利略进行了科学史上那个十分著名的斜面实验。他用一块长约6米，宽约4厘米，厚约25～30厘米的木板造成一个斜面，在上面刻上一条宽约1厘米的槽，将槽面磨得十分光滑以尽量减少摩擦，然后使一个小铜球从斜面上沿槽滚下，记下每一单位时间内小球滚过的距离。通过上百次的反复实验，伽利略推算出小球以匀加速运动沿斜面滚下，即它的速度与时间成比例地增加，而它下落的距离与时间的平方成比例地增加，这就是自由落体定律。这个定律告诉我们，在忽略摩擦力的情况下，物体沿着有同一高度，不同倾斜度的斜面到达底端时所需要的时间相同，它们的末速度相同；因此从同一高度下落的物体，不管它们的重量是否相同，必将同时落到地上。

在发现落体定律的基础上，伽利略进一步分析了钟摆的运动。他指出，从同一高度沿不同弧线摆动的摆锤在到达最低点时获得的速度是相同的。这一速度使摆锤离开最低点继续向另一侧的方向摆动；在忽略摩擦的情况下，它能升高到与开始摆动时大致相等的高度。

伽利略在力学方面的诸多成就，集中地反映在他晚年写成的《关于力学和位置运动的两种新科学的对话与数学证明》一书中。他自己认为，这本书是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著作，是他在经历了痛苦之后得到的果实。书中所涉及的工作大部分是在他的中年时期完成的，但成书却是在他被判处终生监禁之后。该书在秘密状态下写成，并于1638年首先在荷兰出版。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经典力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诞生了。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在评价伽利略的贡献时说过：“动力学全然是由于近代人工作才成为一门科学的，伽利略奠定了它的基础。”

在伽利略奉献给科学的财产中，更为宝贵的东西就是他所创立的实验和数学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经过推理和计算对现象提出假定性的说明和定量的描写，然后再用实验加以检验。在伽利略之前，实验的方法和数学方法已经分别在不同程度上被作为研究自然现象的两种方法加以使用，但是把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统一的、近代的研究方法则是伽利略的贡献。

伽利略的发现以及他所应用的科学的推理方法是人类思想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且标志着西方科学走向成熟。这个发现告诉我们，根据直接观察所得出的直觉的结论常常不是可靠的，因为它们有时会引到错误的线索上去。也就是说，在我们力图理解自然规律时，我们发现，一些最明显的直觉的解释往往也是错的。人的思维创造出一直在改变的一个宇宙图景。伽利略对科学的贡献就在于毁灭直觉的观点而用新的观点来代替它，这就是伽利略的发现的重要意义。

西方科学的成熟与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以至我们现今社会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先进的科学知识及其技术应用，从飞机到抗菌素，从电子通讯到流水作业线，从摩天大厦到合成纤维织物，从电子计算机到汽车，等等。一句话，西方科学的成熟和发展，创造了人类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同时由于诸如生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心理学和医学等不同领域中出现的科学思想，使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与东方科学不同，西方科学关心的是寻求有关自然界的知识，它要求人们合乎逻辑地、系统地理解自然现象所依据的原理。西方科学不信赖直觉，它只接受那些通过实验与客观分析证明是正确的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