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母亲的教育对我一生的影响

我们兄弟几个刚会说话，母亲每晚就给我们讲故事，无疑启迪了我们的想象力，以及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这对我日后的成就无疑在心理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四岁就自比管仲，想象自己长大能成为像管仲那样的栋梁之才。上中学时，我读了庄子的《逍遥游》，又想象自己未来能像庄子，把学问做大，而成为贤人、真人和圣人。朦胧之中，使我与道家的思想从小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加之母亲人格的影响，她是世上最善良而活得很真实的人，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把毕生的精力用在探索而今之人怎样才能活得真实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我只身一人独创养生心理学，而成为养生疗法的创立者，与母亲儿时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这里，我想着重谈谈母亲儿时教育并不避开性的话题，对我一生成就的意义。母亲儿时所讲的故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关才子佳人男欢女爱的情爱故事，儿时从母亲嘴里听到，自然会感到那是世界上最神圣、最崇高、最完美的事。如果对性的领悟达不到最神圣、最崇高、最完美的境界，你是很难理解道学的精髓的。关于这一点，我在《精神病可以治愈》一书中曾有精辟地阐述。

关于庄子，范文澜在其所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中写道：“庄子以‘物（人）不胜天’（《庄子·大宗师》）为中心思想，说无可奈何的叫做命，不可违离的叫做天，他把无为说成无是非，无成败，无梦醒，无空间（‘天地并’）、时间（‘无古今’），一切归于无，把任自然说成弃绝人世，学做浑沌，不视不听不食不呼吸，回到无人类的世界里去。”

范文澜对庄子思想的这番评论反映了当时中国国内主流文化人的观点。当庄子思想被国内学者视为腐朽之言时，他的思想却激起了西方学者的热情。20世纪60年代黄锦宏先生作《六十年来的庄子学》，其结论部分有如下一段评述：

近世中西文化交流，学者治庄，颇引西哲之说，以比较方法论述庄子思想，于是有以庄子为中国古代之存在主义者，有以庄子思想与笛卡儿、柏格森相类者，然庄子岂预知西洋有所谓存在主义者耶？又岂预知有所谓笛卡儿、柏格森之流者耶？虽然，不赅不偏，未必尽合庄子之本意，亦颇可为后世以西洋方法研究庄学另辟一蹊径。此近世治庄之方法较清代为尤广，而庄学之所以冒明者又一原因也。

西哲思想“未必尽合庄子之本意”，但解构阅读确实已超越追寻本意的传统诠释思路，这就使跨文化的对话、对比式解读成为现代庄学的重要趋势之一。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方面的尝试已蔚然成风，不仅笛卡儿、柏格森和存在主义可与庄子思想相互沟通，还出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帕斯卡尔、苏斐教、弗洛伊德、荣格和马斯洛心理学等多维度的比较研究。

我想起庄子在《应帝王》篇中讲了一个关于浑沌的故事，南海有一个帝王叫儵，北海有一个帝王叫忽，儵和忽交情很好，经常约在中间一个帝王浑沌那儿见面。浑沌十分善待他们。日子久了，儵和忽很感激浑沌，便商量要送个礼物给浑沌。但是浑沌什么也不缺，因为他知足常乐。最后，他们发现浑沌缺少七窍，为了让他尝用美味，分辨美色，于是合力为浑沌开窍，一天开凿一窍，七天开成了两眼，两耳、两个鼻孔和一个嘴巴，结果，浑沌竟然死了。

这里，我好有一比：我把庄子思想比做浑沌，而西方热衷庄子思想的学者就好比是那些对浑沌怀有好意的、感恩的、却不知当与不当的朋友。当这些好心的西方学者以他们特有的智力条件和他们特有的阐释问题的术语和方法来诠释庄子思想时，就犹如给浑沌开窍，也许庄子思想的本真早已不在了，剩下来的只是西方哲人眼里的庄子，即有关庄子完整思想的碎片。

形象地说，《庄子》这个浑沌犹如一座巨峰——在探索人性的真实中，《庄子》本就是一座巨峰，当西方哲人从山脚下沿着不同的路径，即当他们从笛卡儿、柏格森、萨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荣格或马斯洛等不同角度来探索《庄子》时，都有其惊喜的发现，但从根本上他们看不到《庄子》的本真。《庄子》讲的是非语言知觉、体验与智慧，而西方哲人由于他们是西方人，受文化的局限，缺乏非语言知觉的能力，他们读不懂《庄子》。

我无意去评述西方哲人关于《庄子》研究的贡献与不足，我感兴趣的是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西方哲人探索《庄子》热潮现象后的文化背景。为什么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哲人会那么地努力地热哀于发掘中国古代道文化呢？

科学技术能奇迹般地满足人类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却不能给人类带来长驻的快乐、永恒的欢笑。相反，科学技术加速了人们的“生活变化”，加剧了人们的压力反应，以致现代人的不快乐几乎是源自人类自身机体的深层。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庄子当时虽然不能预知科学技术会给人类带来何等的物质文明，但他却坚信物质文明的进步可能会泯灭人的智慧，会使人把生活变成完成另外某些事情的手段，从而失去生活的乐趣，损及人类的健康。为此，他讲了一个农夫不愿使用机械的故事。说的是子贡去南方的楚国游历，要返回晋国，经过汉水的南岸，看见一个种菜的老人，挖了一口井用来灌园，那老人抱着水瓮取水浇地，用力很多而见效甚少。子贡说：“这里有一种机械，一天灌溉一百块地，用力很少而见效很快，老人不试试吗？”灌园老人仰头看着子贡说：“你说怎么做呢？”子贡说：“以木加工为机械，后重前轻，提水就像从井口抽水似的，速度快犹像煮沸的水从锅里溢出一样，其名叫桔槔。”灌园的老人忿然生怒，嘲笑道：“我听我的老师说，有了机械之类的东西必定会出现机巧之类的事，有了机巧之类的事必定会出现投机之心。投机之心存在胸中，便不能保全单纯；不能保全单纯，便心神不定，心神不定者，便失去了智慧。我不是不知道桔槔省力，只不过是感到羞辱而不愿去做。”

庄子在《天地》篇中讲了这个故事，如今已为世界文化人类学家所熟知。上个世纪60年代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引录了庄子的这则寓言，认为它“表现了道家的极端的保守思想”，并由此断言：“庄子完全失去了人对自然斗争的自信心。”事实上，庄子讲这个故事，不是想把社会拉回到原始状态去，而是对物质文明发展的缺憾的一种批判，认为物质文明的发展可能会泯灭人的创造性，会失去生活的目标，会使人成为他自身生产的货物的奴隶，从而失去生活的乐趣与安宁。机械化作用意味智化作用，而由于智力最主要是讲求功利的，因此，在机械中没有精神上的美感或人文精神，使得庄子故事中的农夫不要机变之心，其原因就在此处。机器催促人把工作完成，而达到外在客观的目的。事实上机器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造。工作或劳动除了是一种手段之外，其本身不再有任何价值，这就是说，这样的生活丧失了它的创造性，而变成了手段，人则变成了制造货物的机器。哲学家们谈论着人的意义，但是在我们现在高度工业化和机械化的时代，机械已变成了一切，而人几乎完全降低到奴隶身分。我想，这个正是庄子所惧怕的。当然，我们不能把工业的轮子转回到原始手工业时代。但是，我们却很应该留意到手的意义，以及现代生活的机械化作用所产生的弊病，现代生活中的这种机械作用过分看重智力，而以整个生活做为代价，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减弱了肢体活动的养生功能，二千多年前庄子就深刻尖锐地看透了这一点。

人类凭借智力创造了无以伦比的现代物质文明，却无形中把自己引入了一个陷阱，以至于我们过分夸大了智力的作用，误以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甚至不加思考的、生搬硬套的、试图运用探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人类精神领域的问题。结果，物质文明进步的速度越快，人们的精神生活却越发的不快乐，整个世界也越来越充满了所谓“沮丧”和“忧虑”的衰败症候；当人类还执迷不悟，一味地想通过技术来消除精神上的痛苦，惟一的出路就是选用精神毒品。

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在西方一流学者中所出现的探索庄禅及中国古代道文化的较为普遍的热情，决不是仅仅出于他们的睿智，或许更多的是他们痛切地感到了西方文化的某种危机，或是人类不幸的处境；而且这种感受是那样深切，是那样的强强，并且，于60年代后期在美国出现的“嬉皮士”颓废派运动，震撼人心地证明了这一点。

诚然，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之所以在西方一流学者中出现探索以庄禅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道文化的热潮，无疑也是他们看到了拯救当代人类精神危机的东西在中国古代道文化中。他们也尽其所能，将中国古代道文化的智慧，引入西方现代文化中，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派就是这一学习与借鉴的最突出的成果。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马斯洛、罗杰斯、弗洛姆等人的著作中，无不深透着中国古代道文化的智慧。弗洛姆的“社会过滤器”就是受中国佛禅“不立文字”智慧的启发而提出来的。马斯洛的“高峰体验”就是西方人眼里的“禅悦”。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曾指出：“我们必须学会把物质奇迹和人性的精神需要平衡起来。”为了克服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人类精神的普遍不安，我们必须积极地开展高情感活动。什么是高情感活动？奈斯比特诠释的很明白：“坐忘、按摩、瑜珈、禅等，所有这些都是高情感活动。”而坐忘、按摩、禅等，均为道文化的宝贵遗产。

发掘道文化，拯救人类精神危机从哪儿着手呢？潘光旦先生在其译注的霭理士《性心理学》一书的自题诗中写道：

二《南》风教久销沉，

瞎马盲人骑到今；

欲挽狂澜应有术，

先向性理觅高深。

这里的二《南》是指《诗经·国风》之首的“周南”与“召南”。《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风”诗乃风诗之曲，即民间歌谣，而歌颂的主题往往是男思女怀、男欢女悦的情爱，有的诗篇还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当时十分普遍的性节日、性庆典与性狂欢的场面，如“郑风”的《溱洧》。

潘先生自题诗中的这四句，高度概括了中国性观念的演变与文化的兴衰这一主题。也就是说，先秦以前的那种性观念的开放已消失很久了，自从性观念禁铟以后，中国文化就日趋走向衰落。如果说要再度振兴中国的文化，必须为文人提供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让他们乐于去探讨性的诸多问题。

现代医学对由情绪所引发的各种病症至今仍是一个盲区。高明的医生除了告知病人，其病是由情绪引起的之外，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一批西方的一流学者把拯救现代人类精神危机的希望放在对中国古老文化智慧的发掘上。早期有弗洛姆、马斯洛等一批学者，近年又有一位法国学者，名叫大卫·塞尔旺—施莱伯。大卫教授吸收了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东方医学智慧，创立了新的情感医学，提出了摆脱压力、焦虑和抑郁的7种自然疗法。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也有一批中国学者在为振兴中国文化尽心尽力。但恕我直言一句，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努力的方向不对，虽然他们中也有的闹得很有名，但他们的“成就”对振兴中国文化的作用近乎于零。如果你真心实意地想为振兴中国文化做一点事，就应该遵照潘光旦先生的忠告：“先向性理觅高深”。遗憾的是，有关性的研究至今仍是中国学者努力回避的一个课题。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于它所蕴藏的丰富的有关人类的智慧，而领悟其中的智慧是以你自身具备“体验自由”为其条件的。

在我从事心理治疗研究初期，受弗洛姆等人的影响，十分注意从佛禅中吸收智慧，通过引导患者进行有效的行为操练，以此获得悟彻生活的智慧，调和患者机体脏腑的阴阳，改善患者的情绪。后来发现这类方法其疗效有限，我便开始钻研中医学。受弗洛伊德的影响，我一开始就注重研究性中医学。今日临床中得心应手的几个方子，就是从古老的性中医学中获得的智慧。

情绪病大多初发于青春期。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不可回避的就是性挫折。青春期性成熟了，但由于各种原因你得不到满足，从性成熟到结婚这期间，你处于性挫折。这是青年人不能回避的。性挫折对青年人的身体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伤害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处于正常范围内，还是处于病态？现代医学对这些问题也是一个盲区，无从解释。我们也只有从古老的性中医学中吸收智慧，丰富我们的经验。这是成功地预防精神病所不可或缺的。

在当今整个精神病学界都认为精神病是不可治愈之时，而我却以坚实严谨的学术思想，以及丰富的临床实践，郑重地向世人宣布：精神病可以治愈。能达如此成就，是因为我领悟了道学的精髓。而我之所以能领悟道学的精髓，是与儿时母亲给我性是神圣、崇高、完美的理念分不开的。